试谈孔子的“人治”与“礼治”思想

当初儒家虽然倡导“人治”与“礼治”,但并非轻视“法”的作用;法家虽然倡导“法治”,但并非不重视“人”的作用。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孔子确实十分重视“人治”,即注意发挥人的作用;同时也重视以法度治国,孔子提倡的“礼治”实为以法度治国。孔子的“人治”、“礼治”思想为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法治”与“人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示、借鉴与发展的基础;并为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奉。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     

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

面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学者们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取舍，而难以将二者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统合起来。王夫之则在宋人的基础上，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这一做法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弥合了大同与小康的差异，还将二者分别代表的“礼之质”与“礼之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社会理想——大顺，并以“仁”代“礼”成为新法度的核心。     

《系辞传》与《黄老帛书》天道与治道之对照

本文主要分析《黄老帛书》中天道及治道思想,同时对比《系辞传》,指出两者相似之处。在天道观上,两者都强调天地人协调合作,并须遵循阴阳之道。在治道观上,两者均取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取象。至于《黄老帛书》为实现治道所提出的执六柄与审三名的治术,在《系辞传》中亦不乏相应思想。相比之下,在有形的法度规范上,《系辞传》法治意识较《黄老帛书》为薄弱。     

书讯

书讯:《道治与自由》,商原李刚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出版,39.7万字。该书是最早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道家的学术专著之一。全书由五章和绪论、结语组成,围绕道治文化的渊源、理念、实践及影响这几个方面展开,力求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揭示道治文化的自由精神。“绪论”分析了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道家的意义,并明确提出了“道治文化”这一新概念。在作者看来,有礼治,有法治,也有道家的“道治”;“道治”有“依道而治”与“以道而治”两种类型。第一章“道治文化的渊     

政-治、教-学与文-化——古代中国政治正当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由“教”与“治”共同托举“政”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体。治的承担主体“君”与教的承担主体“师”与“士”,在命名上存在内在关联。“君”与“君子”以“群”立义,最终指向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体,也就是教学的共同体,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便在于开发这种共同体。     

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中的经学问题

“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是后人对蒙文通先生佛学研究的一条概括,为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本文从蒙先生为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和如何“推治经之法以治佛典”这两个问题入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到支那内学院问学的前因后果,以及他“南走吴越”的真实意图;从学术的角度考察了蒙先生与廖平的师承,以及他们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学术差异,指出了蒙先生“治经之法”具体内容,揭示了其思想渊源和学术旨趣。     

《群书治要》对“贞观之治”的历史影响

《群书治要》是一部系统总结唐前历史文化、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匡政巨著。魏徵既是《群书治要》的核心编撰者,亦是“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魏徵位居宰辅,其政论涵盖治国理政各个领域且多为唐太宗采纳,其政论与《群书治要》的相关度甚高,可见《群书治要》的历史作用。《群书治要》对“贞观之治”的影响主要关乎治体的引领,体现在以经典人文理念实现高屋建瓴的指导,以数千年历史兴衰作为鉴戒垂范,以统一与多元兼容的政治格局和权变思维推进大一统盛世出现。《群书治要》既是贞观君臣施政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今人深入理解“贞观之治”成因的重要文献依凭。     

讲理守法

"我心谨守你的法度,这法度我极其喜爱.我遵守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所行的道路都在你的面前."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步入涅槃还是走向终结?——对当代医学困境的原点审视和深层反思

当代医学在享受基因时代“圣餐”的同时,也在步入一个危机频发的“问题时代”。从原点审视,造成其危机和困境的“本因”,是其核心价值系统及其动力体系的根本缺陷所致,其基本的生命观、疾病观陷入到诸多哲学困惑和认识误区,其治疗观的“对抗性思维”更是有违自然伦理的法度,这是当代医学走向更高理论平台的战略切入点。     

道·人·史:《淮南子》的论治维度及思想史意义

《淮南子》以论“治”为全书主旨,而其论治又从“道”、“人”、“史”三个维度展开:其一,道为《淮南子》论治的基础,道有能治之功;其二,人为《淮南子》论治的中心,人有可治之性;其三,史为《淮南子》论治的起点,史有证治之用。其书对“道”、“人”、“史”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既体现了先秦思想资源的深切影响,也表明了汉初学术务实致用的倾向。     

明儒罗近溪的乡约思想与实践

罗汝芳是明代泰州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以“赤子之心”和“孝悌慈”为旨归的学术思想和“以讲会乡约治郡”的伦理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中或流荡虚无而近禅、或“不复为名教所羁络”的狂侠倾向,促其回归平实和正统。罗汝芳这一归宗阳明学正统、以“圣谕六条”化俗治乡的学行取向,也体现在他有关乡约的思想和实践中。     

孔子哲学的逻辑进路

孔子哲学以“仁”为核心 ,上连“命”而把“仁”提升为世界的最高本体 ;下接“德”而阐发出“内圣之道”,即道德哲学或伦理哲学 ;再进而把“德”同“治”相联系 ,阐发出“外王之道” ,即政治哲学或管理哲学。“命—仁—德—治” ,构成了孔子哲学总体的逻辑进路 ;而从“命”到“仁”、从“仁”到“德”、从“德”到“治” ,则分别成为孔子哲学的本体论、伦理哲学和管理哲学的逻辑进路     

从米芾《值雨帖》窥探其“尚意”的书学观念

<正>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可见在其心中,“意”作为本心的体现,能写我心,而落笔之处皆为心性与意趣的外在流露,行笔之间也都是自然率性的表现,书写的目的是表情达意,学书毕生所求,不过是“自然意趣”,不计工拙却终得圆满。他以“集古字”闻名,但学古却不拘泥于古,有法但不恪守法度,自然趣味性成了他追求的审美境界与准则,所谓“意足”而“形似”次之。米芾逸笔草草间,尽显自己的综合修养,达到“随心所欲却不逾矩”的境界,     

正文正辞以兴太平——《太平经》文治太平思想浅议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宁,天灾人祸不断,救治太平成为社会普遍愿望。与当时各种救世方案相较,《太平经》从一个独特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正文正辞。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揭示《太平经》正文正辞以治太平的具体内涵(1)欲治太平,必当随顺天地之格法,而《太平经》即是天地格法的最高代表。故以《太平经》为真文正文而案行之,即可治太平。(2)“身国同治”为《太平经》的一贯思路,在具论“治身”、“治国”的过程中,《太平经》又表现出相当的“文书”崇拜意识。     

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性恶论者。他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荀子肯定了性本恶之人在礼义法度等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不断弃恶从善、积善成德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以追求圣人和君子为人生境界的道德修养理论,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闵一得与道教"医世"思想

医世说系统阐发于请代闵一得所辑《古书隐楼藏书》中,它是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医世说的要旨在于“即身以治世宁”,即通过内炼外养,培养真元,先治其身,次治其心,“内则用以治身,外则用以治世。”达到“天都泰安”之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夷安靖”之社会有序稳定,“闾阎富庶”之民富国强“世治”目的。作者还深入剖析了道教“医世”思想形成的宗教理论基础,指出,道教医世思想反映了道教出世与入世并重的特征,是道教修身济世利人、服务社会之“真精神”的集中体现,有其现代价值和意义。     

论近代以来中国法制运动的若干矛盾

翻开中国法制史的巨卷,那悠久的法制历史、灿烂的法律思想、严密而又独具特色的法律体系,无不令人叹为观止。然而,古人眼里的法制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相去甚远。所谓“命有司,修法制”,“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止”等等,其实质都不过是立法度,固王制而已。近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密切相关,专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