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软弱何以可能?——哈里·G·法兰克福自主性理论框架内的道德心理学分析

意志软弱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最早确立了讨论意志软弱问题的框架。鉴于意志软弱问题在行为理论、自主性和道德责任研究中的地位,它经常被用以检验某些自主性观点的解释力。法兰克福的自主性理论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自主性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意志软弱的发生及意志软弱行为的道德责任,因此不但证明了自身的合理性,而且推进了对于意志软弱问题的思考。     

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出于/为了自身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下）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出于/为了自身 —— —道德哲学致思的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上）

在当代道德哲学论域,人们通常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多亚派再到康德的这一脉络意味着道德哲学的一个形态转变,即从古典良品伦理学转变为现代义务伦理学.在这一解释模式中,正当、义务、责任等概念被赋予了某种现代色彩,良品概念被赋予了某种古典色彩.实际上,这一解释模式是值得商榷的.有充分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现代正当观念其实早已为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拥有.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以及斯多亚派之间虽然存在显见的不同,但他们其实可以会通一致,会通一致的基点在于他们都拥有一种“出于/为了自身”的道德意识结构.这种道德意识结构是人类从事道德哲学致思的普遍、共同的范式,可概述为“亚里士多德-康德范式”.     

论个人道德责任的根据

<正>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了公正与意愿行为、意愿与选择以及意愿与行为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以及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问题。亚里士多德把行为者的意愿,即主观动机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应对其行为负责的必要条件,他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

道德责任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为确定道德责任,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出于意愿"的概念,并借用"始因"来说明何为"出于意愿",由此引发了关于意志是否可以为始因即自由意志的争论。站在决定论的立场,尝试从相容论的角度,说明道德责任不必以自由意志为前提。     

自愿、决定与品格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论道德责任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对"不自愿"行动的两个条件——受强迫和无知——重新加以了界定,由此推进了古代哲学对于道德责任问题的认识与探讨。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少数极端情况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受强迫"而做出的不自愿行动,多数混合性的行动尽管也受到外部压力,但是仍然可以归于自愿行动的范畴,行动者需要为此类行动负责。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区分不自愿的行动与非自愿的行动、出于无知的行动和处于无知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自愿性的焦点从柏拉图所强调的"真知识"转向行动者对于具体环境的把握与判断,并进一步转向行动者的品格。亚里士多德的讨论成功地避免了柏拉图理论中存在的不对称问题,在继续捍卫知识对于行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前提下,也要求行动者同样为自己的美德与恶行以及品格的形成负责。这一观点不仅更加符合日常道德直观,同时也为道德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勒维:"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

我们的文化身分能够免除我们对某些行为所负的责任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涉及文化身分与道德责任之间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假设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其次,我们必须将道德责任同法律责任区别开来.出于何种缘由我们认为文化身分可以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文化身分能够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那么可以确信他们对其行为的错误性是无知的.因此,文化身分免除当事人的道德责任可以参照其对相关行为无知的责任.我们通过以下与之相左观点的分析,验证该观点是否合理.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激进意志论的困难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兼与聂敏里、黄裕生二先生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发表一系列文章,阐释独立于自然因果链的意志对道德和自由的关键性作用。他们批评亚里士多德对意志的忽略,高度评价奥古斯丁和康德对意志自由的设定。本文将阐明他们对意志的设定的主要问题:缺乏经验依据容易陷入神秘主义;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并会滑向无穷后退;甚至所设想的意志根本就不重要。其实,实际生活中的责任追究诉诸的并不是意志而是因果链。道德是进化形成的复杂因果回路,责任的承担者是道德因果链上容易被改变的环节。实际生活中的自由同样基于因果律。因此,道德与自由应该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作为“行为同一性”的康德的意志自律

意志自律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概念,但学界对此普遍持有一种"行为者的同一性"理解,即认为意志自律的充分条件就是道德法则的服从者与道德法则的创立者具有同一性。本文作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它会在意志中引入他律的可能,从而无法表达出意志自律应有的道德性含义。相反,本文作者认为只能以"行为的同一性"作为康德意志自律概念的本质特征,它是指在意志自律中,服从法则的行为与给出法则的行为是同一的,这种行为的同一性只能就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活动才可理解。只有通过"行为的同一性"解释,才能表明意志自律与道德性的关系。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理由、原因、动机或意图——对道德心理学基本分析框架的梳理与建构

道德心理学研究是当代伦理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前沿,它不仅是道德哲学长期以来关于人性、灵魂、心灵等传统议题的必然延伸,而且是当代伦理学者针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心理缺失而做出的恰当反应。只有通过探究伦理学在心理问题上的预设、依据和内容,我们才能对伦理学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有更深入的认同,才能对行为者的道德行动给出更合理的解释。在此过程中,"理由"、"原因"、"动机"或"意图"已然成为道德心理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对这些基础性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将直接影响到道德心理学的分析框架与基本格局的形成。也正因如此,这些概念在学界讨论的过程中才会表现出明显的歧义性甚至相当程度的重叠性,常常引人费解甚至误解。本文即试图通过剖析当代伦理学的典型观点,对上述概念予以梳理和澄清,并尝试性地为道德心理学研究搭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伦理学和心理学

伦理学旨在研究道德意识、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方面、道德调节的规律以及个人道德的形成。它不仅与哲学直接相联,而且也和心理学有关。伦理学是哲学科学的一部分,但它在研究自身对象的方法上具有独特之处,因而它可用于解释道德意识的发展及其功能的特征,并可对一系列心理学的概念和术语加以说明。这些心理学的概念和术语体现着个体主观表现的特征以及心理学的规则和方法。 如果粗略地进行考察,确立道德的哲学解释和心理学解释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似乎是因为道     

通过美德来获得幸福——约翰·密尔的美德伦理学

古典功利主义者(classical utilitarians)一般把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归结为该行为是否能实现最大化幸福,并同时将幸福等同于快乐。但同为古典功利主义者之一的密尔并没有直接将快乐最大化看作是判定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他非常强调各种美德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模仿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审慎。他认为美德不仅有助于增进幸福,而且认为美德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密尔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他没有将美德与道德混同起来,而且他是通过其联想主义道德心理学(associationist moral psychology)来解释美德如何从一个工具性的善转变成为幸福的一部分的。     

海德格尔对希腊哲学的诠释与哲学的可能性

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现象,而它的源头正是海德格尔早年关于希腊哲学、尤其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一系列讲座。但是,海德格尔本人却并没有走上实践哲学的道路。相反,他在根本上否定了实践哲学的可能性。在后期,他更是否定了哲学本身的可能性。总体来看,海德格尔对哲学的看法同他对希腊哲学的解释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海德格尔关于希腊哲学的具体看法,并希望藉此对哲学的起源、历史和当下可能性等相关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澄清。     

试论奥古斯丁著作中的意愿(voluntas)概念--以《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为例

文章力图从对《论自由选择》和《忏悔录》的分析出发，重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意愿概念，以及他在这一观念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和道德责任的理论解析。奥古斯丁对恶的起源问题的神学关注赋予了他重思自由意愿这一古老问题的契机，他强调意愿作为灵魂能力的独立性，由此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道德行为做出了不同于希腊罗马理智论传统的原创性分析。同时，意愿的独立性也确保了人选择不同行为模式的自由和实现自身本性的自由。正是这一自由确保我们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而为之承担颂扬或是责难，亦即道德责任的基础。奥古斯丁这一意愿理论也足以回应当代英美哲学尤其是Gilbert Ryle对意愿概念效用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