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体之仁”:王阳明的仁学思想及其生态学意义

思孟派儒家主张将人的道德关怀扩大到天地万物,这一致思路向被宋儒发展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王阳明整合了《大学》的"三纲领"、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尽心"和《易传》的"天地之心"等理论资源,对"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王阳明的学说中,"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最终目标,是"仁者"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道德关怀的最高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儒学对人类思想的独特贡献,可以为我们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自由主义何以可能？——狄百瑞儒家“人格主义”的实质及现代意义

为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狄百瑞提出儒家"人格主义"一说,来阐发儒家之于个人、社群和国家的自由主义精神。狄氏认为,儒家自由主义精神昭显于孔子仁学一期,经宋明新儒家发展为由本心而发的道德实践,形成了一套关于个人自我养成(为己之学)、社群自治(修己治人)的理论表达范式和实践经验,与西方"个人主义""社群主义"相比具有一定优异性。再者,中国古代虽没能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但儒家思想中并不缺乏公民意识,东亚社会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家政治文明构想及其现代价值。因此,在狄百瑞看来,儒家自由主义精神贯穿于为己之学、修己治人与政治文明之中,具有一整套异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洽方案。     

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

"市民-公民"是西方近代社会变革中由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赋予个体的双重身份,呈现了现代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二重化,也是分析现代社会的重要理论范式。批判地汲取西方近代"市民-公民"观念,并据此提出和阐明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及其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内容。梳理和阐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市民-公民"观念及其批判意蕴,对于解析当代中国"市民-公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儒佛道三教的生态思想及其异辙同归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佛道,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的思想智慧。儒家仁爱为本的生态思想,以成人成己、中正和谐、天人合一为追求的目标,"天地人一体同仁"充分体现出儒家"仁民而爱物"的社会伦理与生态伦理相融的人文精神。道家道教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提倡"因天地之自然",以实现"人与天合","神与道合"。"天地人一体同道"表达了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追求,形成了与儒家从人伦推及人与自然不同的思维路径与生态文化特色。中国佛教圆融慈悲的生态精神,以缘起论阐发了心与物、理与事、天地与人之间的圆融互具、相即相融的整体关系,提倡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丰富发展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和哲学智慧。基于共同的价值追求,儒佛道分别从人的本性、道法自然、缘起净心出发,异辙同归地指向了天地人的同体与和谐共存。三家相异互补的生态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儒家和谐思想义理发微

从内涵方面说,儒家和谐观注重不同因素之间良性的交互感通,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从而使事物整体健康的发展变化;从价值基础说,儒家和谐思想立足于生命的体认与感通,认为人要通过对自我生命本质的体认,感通了悟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生命本质,使个体生命积极的融入到群体生命、宇宙生命之中,展开的基本思路是由己及人,由内到外,从修养自身和谐做起,再推衍到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天地的和谐;从现代价值来说,源远流长的儒家和谐思想对当今世界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涵养与应世之间——熊十力孝论及其《孝经》观

熊十力由佛转儒后,思想可分为研究儒家学问的第一阶段和修订内圣学著作以及发挥外王学思想的第二阶段。从哲学层面说,在第一阶段,他侧重对儒家孝义和《孝经》作哲学义理层面的研究。在第二阶段,因侧重论述"均平"的政治理想,他对所谓孝治派和《孝经》的批评达到最高点。从政治层面说,他反对帝制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因而两个阶段都反对对《孝经》的政治性解读。熊十力的孝论及其《孝经》观,展现了其儒家学问涵养与应世关切之间的一种状态。     

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

本文较系统地研讨了儒家的曾子学派。考订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即《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的《曾子》十八篇的遗文,认为《曾子》书盖出曾子再传弟子所缀辑,其成书当在战国前期,并论证了《孝经》为曾子学派的著作。孔子以后,儒家发生分化,曾子学派主张以孝治天下,形成颇有影响的儒家孝治思想。文中对曾子学派的天人一贯的自然观、孝的人生观、道德实践及学习方法均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评述了儒家孝治派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论市民社会与民法典的互动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真正体现了现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关系,现代市民社会是脱离了政治国家而相对自治的.在这种体制下,最适宜的规则就是民法,民法的各项制度保证了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市民社会是民法及民法典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发达也促进了市民法的广泛发展.同时,民法典的制定不仅是法律的编纂,而且是对社会的改造,这种社会改造有利于市民社会的构建.     

儒家"内在超越"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

儒家以其特有的超越理念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儒家的"内在超越"有两个基本要素与市场经济的精神生活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一是"在世超越",二是责任意识.儒家的超越观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     

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

儒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即如何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确立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历代儒家久盛不衰的理伦旨趣,由此汇成了规模宏大的儒家伦理的思想及规范体系,并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发挥着现实作用.近代以来,儒家伦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目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真探讨这一问题: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只能陈列于历史博物馆的文化展品呢,还是可以继续发挥现实作用的文化因素?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厘清儒家伦理在传统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以及在近代社会之所以受到冲击而衰落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力图以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线素,通过历史的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个侧面的深入思考.     

儒家德治的四大形态与以德治国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批判性地继承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善于借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从政以德、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而且注重挖掘传统仁义道德在当代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角度,儒家阐发的德治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主要有仁治、义治、礼治和孝治四大形态。正因如此,儒家的德治思想不仅体现为从普遍性高度强调以德治国,还体现为致力于从仁、义、礼、孝这四个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维度更为具体地阐发独特而深刻的治道思想,这为当代中国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

儒家孝道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同时,孝道观也 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孝亲之心表现为传统宗教中的祖先崇拜观念,发 挥着维系宗族团结、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对传统宗教中的 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使其从一种虔诚礼敬的宗教伦理变成了一种对家族生活反思的人生哲 学;从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深入社会的家庭规范。秦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夸大了孝道的引申意义 ──“以孝治天下”,使之变成了一种国家政治哲学,一方面掩盖了阶级国家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歪 曲了孝道伦理的本身意义。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家庭仍然发挥着“抚幼养老”的社会职能。因而, 儒家的孝道观复归其本来意义,仍然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万物一体"新诠--基于共生哲学的新透视

儒家的"万物一体"的思想,以天道自然、宇宙一体、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为其基本内容,以其内在心性的感通性、类推性、扩充性作为其证成为"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为笔者所着力建构的现代共生哲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笔者倡导的的共生哲学的实质,就是藉以阐明大道或存有是如何在宇宙及其现实世界中彼此共同相处与和谐共进的.因此从共生哲学的意义来看,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上,含蕴着现代共生哲学的基本内涵,它的现代价值就在于,它为人类走出当下的天-人、人-自然、人-我和人-人的对立与两橛,提供了无尽的传统智慧与现代明鉴.     

儒家的德治为什么产生了人治的结果

儒家思想家 ,尤其是孔子和孟子 ,本质上是将德政和人治紧密联系起来了。德政和德治的思想 ,原本并非人治的同义词 ,但儒家的德治和德政思想为什么导致了人治的结果 ?人们为什么自觉不自觉地将德治与人治等而视之 ?本文试图从儒家德治思想的本源、儒家德治导致人治的根本原因、古今德治依赖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分野等方面回答 :究竟是儒家的德治思想导致了人治、等同于人治 ,还是中国古代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人治思想难以分离或者不可分离的状况。     

论儒家礼教思想的永恒价值——以“男女授受不亲”为例

儒家礼教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在于效法天地自然和尊重人情现实,强调圣凡区别等社会常识。在此思想指导下,儒家构建了包括"男女授受不亲"在内的人伦规范以防止人堕落为禽兽、人类社会堕落为禽兽世界。现代思想对儒家礼教的批判忽略了儒家礼教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以思想上的虚构和想象的图景来代替常识,不但不得要领,并且也有使人类堕落为禽兽世界的危险。只要天地自然和人情现实不发生改变,圣凡区别永远存在,那么儒家礼教精神也就具有永恒之价值。     

儒家制度化的形成和基本结构——对于儒家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

191 2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中 ,儒家显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化的思想流派 ,它更多地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现实的生存状况。我主要是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种制度化的存在。一方面是儒家本身的制度化 ,这种制度化是通过科举、经学化而确立的儒家著作的经典化和儒家传播、儒家与权力之间的联系而确立的 ;另一层面则是体现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国家观念、宗族制度、政治社会结构的现实的制度存在。这两个层面通过权力、真理和制度之间的互相配合而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一、从权力和真理的互动看儒家…     

“存天理,去人欲”提出的针对性、原因及其流弊再探

"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对儒学道统论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思想的继承发展。它主要针对统治者违背儒家纲常伦理,失德乱政,恣情纵欲而发。这一思想要求统治者以道制欲,遏止私欲,以德治国,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非禁止普通民众饮食男女的基本物质需求。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合理性,但亦存在自身的流弊和消极影响。自近现代以来,这一思想遭到了人们的激烈批判,这虽有其道理,但亦需要我们对"存天理,去人欲"思想提出的针对性、原因等作客观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认识其实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