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定言命令式的演绎

Allison、Timmermann等人对康德伦理学中定言命令式的演绎进行了重构,但他们在两个关键环节——理性和第三者——上存在着问题:一是理性等同于理论理性的观点不符合《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文本依据;二是对第三者的论述不符合它的决定性判据.其实,理性是纯粹理性,包含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两种不同功能,第三者是不完善意志,即受感性欲望刺激的意志与纯粹意志的结合体;从而挖掘出不为人关注的自由的演绎,以及定言命令式演绎的三个要素:两重世界成员、知性世界的权威性和第三者;最后将演绎思路重构为七个步骤.     

重看康德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以自由和道德法则的循环为视角

在论述定言命令何以可能的过程中,康德意识到一种可能的质疑:自由和道德法则的交互论将陷入循环,于是他通过寻找一个自由的非道德的根据来摆脱循环,完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本文指出,循环是双向的,但归根结底是从道德法则到道德法则的推论。康德通过先验观念论确认我们是理性行为者,并得以摆脱循环。循环的摆脱构成定言命令式的演绎的重要条件。不过,阿利森认为循环的摆脱失败了,通过考察,我们认为阿利森的质疑是站不住脚的。     

“实用人类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康德式道德学说?——“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新解决方案

施莱尔马赫对《实用人类学》提出一个经典批评：康德的道德哲学与人类学在批判体系内无法兼具，否则与批判哲学的原则冲突。学界称之为“施莱尔马赫两难”。康德将实用命令式称为假言命令式，与作为道德命令式的定言命令式相对。这使得“从实用观点来看”的人类学能否与康德式道德学说相容成为争议焦点。细致辨析康德的建筑术则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替代方案：实用命令式是选言而不是假言的。这个方案通过解决“实用的”之归属难题，将《实用人类学》的批判性基础更清晰地定位于判断力，指明了实用人类学既相关于道德又相关于经验，并且不会在康德批判体系中产生矛盾，因此是回应“施莱尔马赫两难”的更优选择。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定言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论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第三者”

"第三者"是康德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借助于一系列的"第三者"使纯粹理性的总课题得以可能,并使其认识论体系得以完善:在先天综合判断中,作为真正形而上学判断的综合判断,借助经验而得以可能;把范畴看作是先天知识得以产生的"第三者";继而,在对范畴的客观有效性进行演绎的过程中,通过"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这一"第三者",将感性杂多转换为"客体",从而使范畴的客观演绎得以有效完成。     

作为自由的法则：康德与“自律”观念的演绎

作为与纯然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意志能力,康德的自律观念不仅具有独立于感性偏好的消极意旨,而且更强调确立普遍法则保障平等自由的积极取向,从而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同时,在其具有普遍性、形式性特征的定言命令表述中,康德亦基于自律及其表征的人性目的使其呈现出规范性的价值旨趣,此阐释方式乃是回应相关论证以及指责的重要思想资源。此外,该方式还促使自律观念在行动中与道德法则相互契合一致,并通过其对自由的绝对价值以及道德人格理想的彰显,使定言命令论证的有效性得以可能。     

论神对于康德道德律的多重意义及其限度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被设定为实存的神作为道德律的"规定根据";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他把神圣的、绝对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即神意视为使先天综合的定言命令成为可能的"第三者";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提出神意是一个必须被用作原型的实践理念,该理念将神圣的道德律呈现在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眼前。但康德在赋予神意对于道德律以多重意义时,也为此设置了一个限度,这就是:被设定为实存的神对道德律作用的间接性和直接作用于道德律的神的观念性。     

自由概念的证成与演绎——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的先验结构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第三章中的主要任务通常被视为是对定言命令的有效性提供演绎,而这一演绎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在第一节中被提出的积极的自由概念。但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对这一自由概念本身提供充分且令人信服的论证,而这也成为康德学界普遍认为第三章中的演绎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对自由概念的演绎结构进行一种基于先验方法论的重构,就可以证明康德能够为自由概念提供恰当的证成,并且这一自由概念在形而上学上的不完备性也不会影响定言命令的演绎的成功。     

康德“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理想交往共同体”之比较——从阿佩尔视角解读康德的尝试

阿佩尔对话伦理学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预设了对后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即康德的道德哲学受限于主体性哲学,并且是一种严格的原则伦理或意向伦理。但从阿佩尔的视角反观康德则不难发现,阿佩尔先验语用学终极奠基的努力,以及他所强调的对话伦理学的责任伦理之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很多思想环节中都已有所体现。康德有关目的王国的思想就是其中一例。康德的目的王国与阿佩尔的理想交往共同体概念在内涵上非常相似,目的王国的法则与理想交往共同体之规范性前提以及目的王国的首领和理想对话的共识之间也存在对应性。这种比较最终得出,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对话原则之间具有同构性,两者既包含了基本的道德原则,也是检验具体规范的程序性原则。这些都表明了康德与阿佩尔相似的思想洞见。     

理性事实与自然主义谬误——兼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误读

论文以摩尔自然主义谬误概念为出发点,指出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并分析了摩尔对康德的误解及其原因;进而提出康德以理性事实概念为基础,解决了关于善与道德法则的关系,并为善的概念之阐明开辟了新的视野;康德的理性事实概念学说超越了从"是"到"应该"规范伦理学的思路,以及自然主义谬误所指出的错误路径,指出"应该"作为定言命令是被给予的而非被推导的,从而为规范伦理学开辟了新的境界.     

康德的目的王国:形而上学的,而非政治的

受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学界对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有一种准政治性的解读,即将其理解为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公民交互立法的一种民主秩序的规范性理念,或者同类人之间在道德上共同合作的政治立法的理念。这一理念的首要目的就是促进个人对自律的卓有成效的寻求。这类解读的主要动机,是要证明康德道德哲学持续的实践意义,并且以此对其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主义"的传统理解方式提出质疑。但康德的定言命令式及其包含的目的王国理念都必须从一种实质性的实践形而上学的角度去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是不可证明的,却仍然是出自于纯粹实践理性的非人类学研究视域。学界的政治化解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道德理念的这种实践上的实在性。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认识、情感以及欲求——对康德定言命令学说中诸能力之结合的反思

定言命令作为人的意志的最高原则,首先预设人具有认识、情感以及欲求这三种能力;其次预设低级欲求能力和高级欲求能力的区分。从低级欲求能力出发,人按照以偏好为基础的准则行动,从高级欲求能力出发,定言命令对这些准则进行检验,要求这些准则具有普遍的立法形式。敬重感标志着高级欲求能力的存在,广义的道德感有识别道德情境和直接驱动性的作用。人追求自身的幸福和自由,希望不受他人的阻碍,在道德法则的范围内,做想做的任何事情。然而,特定的激情和情欲会导致人丧失自我,这种丧失是在实践上最大的恶。由此,作者论证:自我拥有是康德实践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尽管康德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尚未明确地提到这个概念。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

康德的道德哲学深深影响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结构、方法和价值旨趣上,还表现在一些微观的概念上,比如自律与定言命令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关键的地方依赖康德的一些假定,但他对康德的继承又是创造性的,也是对康德理论疑难的一种澄清和解决。     

论康德定言命令在推导实际义务方面的有效性

康德关于定言命令能有效推导出一切实际义务的主张在哲学史上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在那些批评者看来,定言命令作为一种普遍性、形式性的原则从逻辑上说是无法有效推导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的。然而,这种批评忽视了定言命令的公式Ⅰ("普遍公式")和公式Ⅰa("自然法公式")的区别及其意义。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是用公式Ⅰa示范如何推导实际义务的。公式Ⅰa除了提出"普遍化"的形式性标准外,还由于涉及一种自然目的论,而提出了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实质性标准,即一个人对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先天地负有义务。这一实质性标准保证了定言命令在推导实际义务方面的有效性,同时也赋予了康德道德哲学一种非常强烈的自然法特征。     

康德自由概念的四个存在论维度

自由概念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解康德哲学的一把钥匙.学界对康德自由概念的理解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二分法”,“三个层次”或“三步曲”.但是它们只是停留在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分类和梳理层面上,并没有揭示康德自由概念的完整内涵和内在逻辑.康德是从自由的可能性、实在性、现实性和实际性四个存在论维度构建有机联系的自由理论.本文试图从这四个存在论维度恢复隐藏在康德哲学体系中自由概念的完整原貌,揭示其存在论意蕴.康德自由概念不是认识论意义上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存在论意义上自由,它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人的存在的价值、尊严、责任和权利.     

罗尔斯原初状态的康德式诠释

罗尔斯吸收并改造了康德的定言命令理论,提出了一个"合理而理性的行动者在原初状态中的一致同意"的命题,作为社会正义原则的基础。他认定康德的理论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并且试图把定言命令的三条公式联合在他的原初状态之中,以便克服这些缺陷。同时,罗尔斯还认为,在关于社会正义原则的慎思中,一些合理的经验性的条件必须得到保留。因此,他用无知之幕取代康德的目的公式,以削弱后者过于严苛的限制。     

评《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一书

康德既没有在他的道德哲学中,也没有在他的《人本学》中,“提出过一种详细的理性的行为哲学”,这是近现代有关康德的文献一向感到遗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F.考尔巴赫的这本全面解释康德的书的标题,却一下子就使我们感到不胜惊讶,因为它谈的竟完全是康德哲学中的“行为原则”问题。多年来他发表了一大批论康德哲学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不但证明了他是最杰出的康德解释者之一,也证明了他是一个最坚持己见的人。当然他也知道,康德本人“并没有很明显地使行动的概念成为他的哲学的论题”。然而康德哲学的“论述”却贯穿着“能交织出一种行为理论的线索”;他甚至认为     

本性重建如何可能?——从康德对路德宗恩典概念的批评谈起

康德关于根本恶和心灵改变的论述是他的宗教哲学的核心.康德在两个层次上使用“自由运作”来呈现根本恶的产生机制,以及心灵改变的可能进程.康德关于心灵改变或本性重建的说法可称为“革命一改良途径”.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批评基督教的恩典概念,认为它在理论上无法说明,在实践上自相矛盾.然而,由于康德对路德宗的恩典概念缺乏深入体会,...     

康德伦理学如何可以接纳对功利的考量

一般认为,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不接受基于幸福概念的关于功利的后果论考量。但是,R.M.Hare说:“康德本来可以是一个功利论者”, 因为“他的形式化的理论确实能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甚至可能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Hare) 我并不认为, Hare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会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论者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是, 我也不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要求我们在具体的道德抉择中拒斥功利考量。在这篇文章里, 我将证明, 我对康德伦理学的这种解释与康德总体上的实践理性概念相符合。一、康德的形式主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