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工具理性原则与统一的能动性

在探讨是否存在所有行动者都应该遵守的道德要求时,我们无法绕开实践理性有哪些根本原则这一问题。休谟主义者往往认为工具理性原则是实践理性唯一的原则,因此不存在所有行动者都有理由遵守的道德要求。对此观点的一个著名批评是,如果缺乏选择目的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判断在什么情况下,一个行动者可以算作违背了工具理性原则。休谟主义者试图通过对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对其给出不同的解释等方法来回答这一问题,但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无法有效刻画实践非理性的行为,而可能成功的方法则需要给予一些欲望特定的权威和地位,但这一做法反而暗示了对实践理性的一种康德式理解。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原则需要以绝对命令为前提来实现统一的能动性。     

科斯戈尔德能动性理论的双重思想脉络——康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

克里斯汀?科斯戈尔德的能动性理论中,包含了对康德道德哲学和柏拉图灵魂学说的双重运用.其主要特点是论证了行动者根据规范性机制来构建自我.这个思路的洞见在于确立了规范性内在于人的能动性结构,道德动机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要求.但不足之处在于过分简化了柏拉图灵魂学说,把理性的作用仅限定为评估身体欲望,一方面忽视了理性欲望及其对人的引导,另一方面忽视了人的修养和进步.这两个问题导致其理论无法涵盖对于行动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历时性维度.但是,在此基础上,把时间性引入能动者的自我构建,能够发展出人生作为整体的历时统一性.历时统一性要求层次更丰富的规范性,体现出能动者的个体性.构建历时统一性,也是探求使得共时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心理条件.     

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

根据罗尔斯《正义论》的价值理论,一个东西是好的或有价值的,当且仅当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它。因此,一个美好的人生,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过的人生计划。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成功,但可以保证当不成功时当事人没有理由后悔,也没有理由责备自己。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受到不少批评。本文主要讨论来自拉莫尔和威廉斯的批评。这些批评可分为强和弱两种:一、人生计划这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二、人生计划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罗尔斯的理论是错的。本文尝试论证,强批评很难成立,而弱批评有些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有些则不能——特别是威廉斯基于运气的批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放弃罗尔斯的上述理论。也就是说,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表示人生计划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帕菲特论理由与规范性

在关涉实践的规范性信念中,蕴含理由的规范性信念具有根本的实践重要性。人们普遍相信客观为真的这类信念,表达了理性行动者应予以回应的客观规范性属性。围绕如何理解这一属性,帕菲特提出了一种认知主义立场,尝试在不承诺任何具有本体论分量的实体的前提下,阐明客观的规范性信念何以可能。但这种理论立场的很强的独断性,呈现出一种“独断的认知主义”的状态,导致在根本上削弱了它的合理性。相对来说,一种“推论的认知主义”则能够更好地阐明规范性属性的存在和含义。     

卢梭“自然状态”设计的双重对勘及其构成性张力

霍布斯通过自然平等和理性欲望的预设实现了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变,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将欲望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卢梭通过区分作为人类原初状态的自然状态以及作为人之为人的法理地位的自然状态、自然人的可完善性与公民理性,自我保存的自然欲望与理性的欲望,自然人的自然自由、公民的契约自由、道德自由,自然人的自然平等与权利平等,以自然与历史对勘的方式将霍布斯的理论极端化,揭示了霍布斯理论必然导向的逻辑困境,进而通过认知性的思路而非规范性的思路、以构成性张力而非辩证的线性历史的设计描绘了一幅关于理想政制的完整连贯的理论图景。     

罗尔斯与规范性的寻求

遵循康德式的思想道路,罗尔斯始终强调人格理想在建构道德规范性这一重大课题上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存在着依赖于客体、原则和观念的不同欲望类型,他的正义理论和康德的道德学说主要基于原则和观念的欲望而生发的道德动机。具有实践理性(理性与合理性)的人所具有的人格力量(善观念和正义感),以及追寻自由平等的道德理想,是证成规范性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基于这一阐释,可以有力回应威廉姆斯有关"外在理由"和"抽象人格"的诘难。     

休谟关于工具主义和道德规范性的观点及其论争

休谟的实践理性观点常被等同于工具主义并受到人们诟病,进而,休谟的道德规范性理论因其工具理性观点也受到批评。然而,休谟虽然接受了工具主义的观点,但他却严格地把它限制在有关行动的经验欲求和与之适当相关的完成手段上。因此,在道德规范性问题上,休谟接受工具主义作为行动理由的要求规范性,但他对理由规范性的说明却是通过一种客观的形式给出的。     

休谟与康德:动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分及其当代辩护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动机研究在西方学界早已蔚为大观,休谟和康德分别开启了在该问题上的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休谟和康德都可以承诺动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联,但休谟认为道德判断本身不能直接提供行动的动机,动机必须依靠情感、欲望等行动者的心理机制,而康德则认为道德判断本身就能直接激发行动,实践理性自身足以成为行动的动机。休谟在心理机制的框架下安顿动机,而康德则在实践理性的框架下安顿动机,二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当代道德哲学关于动机问题探索的两条致思进路。当代学者一方面致力于对欲望、情感、理性等概念进行重新解释,一方面致力于对规范性理由和激发性理由展开激烈辩护,拉兹所提出的以"理由"为核心的综合解释框架更是为该问题的推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论连贯性是真理的标准和本性

N.雷斯切尔在他的近期著作《真理连贯理论》一书中,强调了真理的标准问题和真理的本性问题的区别。近来,有人试图为理性的证明的连贯论辩护。在这种证明中,连贯性被认为是真理的标准(即下面所说的真理标准连贯论——译者),但是连贯性却不被认为是真理的本性(即下面所说的真理本性连贯论——译者)。本文中我要论证:连贯性作为真理的标准,的确能够衍推连贯性是真理的本性;证明的连贯论是正确的,所以真理的连贯论也是正确的。     

道德行动理由论争与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

近代以来的伦理学在道德行动理由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理性主义与情感主义不仅要回答来自对方观点的挑战与质疑,而且还共同面对着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和境遇论对基础主义所提出的挑战.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道德行动来自行动者理性慎思与情感认同相互自洽的结果,这种自洽性体现在行动者的“选择”上.选择是理智的欲求.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模式不仅避免了当代道德行动理论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问题,还突出强调了道德行为者必须承担起道德行动所带来的责任问题.     

理由、情感与道德的规范性——西方伦理学与元伦理学的论争进路

道德的规范性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该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道德责任奠定合理性的基础.从古希腊至启蒙时期,道德哲学体系围绕理由还是情感作为道德规范性渊源进行了探索.在当今的元伦理学争论中,虽然实践理由成为道德规范性问题的标准话语体系,但该体系下的争论仍然围绕理由与情感而展开.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 ——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公共理由、公共推理与政治辩护:休谟主义者如何说明Public Reason?

按照一种流行的意见,谈论public reason似乎是康德主义者的专利.休谟主义者据说因为预设了一个特殊的“理性”概念,并受到“实践理性怀疑论”的牵连,而最终没有机会谈论理由的公共性和公共理性能力思想.本文通过论证指出,这个观点本身是基于将休谟思想解读为主观主义思想的误解.一种恰当的解读,应当将休谟的思想理解为“客观化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休谟主义者所能发展出的关于理由的公共性、人类能动性、道德和道德权威性的本质的思想,反而将最终有助于我们最终重新考虑康德主义者在public reason问题上所采取的那种判断论观点的恰当性.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理性的意志薄弱与慎思自我

意志薄弱难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经过全面慎思的最佳判断对行动者具有决定性的规范效力,那么为何在有些情况下他会有意地违反它而行动。本文指出,传统观点对意志薄弱的非理性解释是有问题的,它的两个支柱——作为辩护依据的"理性原则"和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准传动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更进一步,通过对慎思自我的结构特征的分析,本文阐明了意志薄弱源于自我融贯性的调整和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是在理性地使用"理由不完备性原则",因为理由的不确定性映射着自我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为意志薄弱的理性说明提供了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