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虽然近些年有关美德伦理学的研究已经逐渐为国内伦理学界所关注,但从总体来看,国内美德伦理学的当代研究仍处在复苏初期。考虑到美德伦理学曾经长期是以儒家伦理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和学理进路,在现、当代中国伦理学语境中重释、乃至重构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德伦理学理论,似乎更有理由要求更多更高的理论关注和学术探究。因此,本文主要对美德伦理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究,主要涉及关于美德伦理学的身份再确认;关于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方法论问题;关于美德伦理学与"现代性"问题;关于美德伦理学所面临的几种指控。     

回到“道德生活”: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奏

当代伦理学研究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经验趋向,这一趋向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回到"道德生活",以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实践为理论建构的基石。它肇始于美德伦理学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批判,兴盛于后现代伦理学,并在当代多元社会现实中继续深化,逐渐形成崭新的研究范式。回到"道德生活"将给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伦理学提供参与当代伦理学理论形态建构的主体机遇,推动西方伦理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全球化。同时也需要对这一趋向进行反思,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将研究提升到本体论层面上继续探讨。     

规则伦理的宗教痕迹与美德伦理学

在美德伦理学讨论中,规则伦理学被批评为一种具有律法主义色彩的宗教残留物.在美德伦理看来,规则伦理学残缺地继承了基督教的伦理思维框架,不恰当地理解"规则"的性质却又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美德伦理学主张,必须改变规则伦理学的思路,不把"规则"视为某种普遍绝对的律法式条文,而应当看作人们用于处理复杂而不确定的实践问题的资源之一.     

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由对立互竞到协同互补

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美德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的对立互竞。这种对立局面导源于对立双方理论动机上的共同错误:单极化企图以及对伦理学限度的认知不足。现实道德生活是多样化的,这就决定了伦理学必须采取多元化的基本概念。因此,美德伦理与规则伦理的协同互补将是规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朱熹的形上学:解释性的还是基础主义的?

将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观念代入宋明理学内部,在广阔而深远的研究前景中,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能否因为"美德"的附属性来否认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学是基础主义即实体主义的?换言之,儒学美德论与形而上学是否是绝对不相容的?这不仅仅涉及以美德伦理学研究儒家伦理的适用性和限度问题,以"儒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视之,还内在地关涉儒学的理论特性。结合儒学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应当说,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学中的形上学是基础主义的而非解释性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减损美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的深度理论关联。     

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斯洛特的美德伦理学及其心理学预设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界的重要思想者,迈克尔·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典型地代表了美德伦理学对道德心理问题的重视.依据斯洛特的新近作品与思想发展,本文对斯洛特的两种理论,即,常识美德伦理学和基于行为者的美德伦理学分别予以分析和评论,并具体揭示了其背后的心理学预设及叙述.斯洛特的美德理论及其心理学基础向我们突出了道德心理问题的重要性,展示了美德伦理学关注人的内在品质和动机的显著特征.     

应用伦理学视域对孟子“人”的概念的反思

儒家道德哲学在理论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转向中一直缺席,但儒家道德哲学并不缺乏与应用伦理学契合的"人学"因素。孟子用"四心"和"四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展现了人内在的"心-性-情"这一道德结构,其关于"人"之伦理性的论断与西方的"伦理"观不谋而合,同时也从自然-自由的角度阐释了人内在的道德人格之平等和自主,这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精神颇为一致。特别是"仁"与"人"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明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哲学能够参与到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确证中来。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道德心理：美德伦理学的反思与诉求

随着当代美德伦理学和心理科学的发展,道德心理问题的地位日益凸显.只有恰当的道德心理设计,才能支持道德理论的规范性要求.因此,伦理学的关键在于论证足以支撑道德要求、促使行为者采取正确行动的心理基础和心理资源.在当代美德伦理学看来,规则伦理以"义务感"为基本的道德心理,具有盲目性和单调性.对此,美德伦理学认为,应当充分意识到道德心理的多样性,意识到行为主体的个人因素的扰动作用,意识到道德心理其实与行为者的生活处境和生活追求密切相关.恰当运用各种心理资源以应对不同的道德情形,正是美德伦理学在道德心理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     

经济人思想: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基石

作为是古典经济学宝贵遗产中最重要部分的"经济人"思想,在经历了不断的被批评和被修正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济人"思想之所以成为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基石,在于它实事求地回答了市场体制之下驱动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经济活动为什么应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必须以"经济人"思想为立论的前提和基础.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移情是美德伦理的充要条件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道德情感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作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家,迈克尔·斯洛特旨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方式建构美德理论。为此,他特别重视"移情"在美德伦理体系中的功能。在他看来,移情促使行为者实施合乎美德的正确行为,做出合乎美德的恰当评价。然而,移情既不是美德行动或评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们的充分条件。移情的成功至少还依赖于行为者的优良品质、准确判断以及行为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情的不真实或不可能,也不意味着移情在美德伦理学中毫无价值。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角看,美德伦理无须排斥移情,而应当将之纳入实践理性的合适环节之中。     

当代伦理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及其形态特质

作为起点和终点,生活世界始终从根本上诠释着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现代性伦理学不仅将有机的生活世界硬性分裂为两个抽象领域,而且试图在一种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理性与非理性的两极演进中探求伦理学的普遍价值标准,结果使自身陷入"无根"的困境之中.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现代性问题的全方位凸显,伦理学开始向生活世界原点复归,并由此呈现出了融理论伦理与实践伦理、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于一体的形态特质.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自律的吗?──一种比较分析的视角

"自律"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从它被延用到道德领域以来,已经成为西方伦理学(尤其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儒家伦理学以重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人格的塑造著称,那么它所讲的道德人格是否具有"自律"这一向度呢?文章结合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联系先秦儒家的经典原著及儒家伦理学诞生其中的历史背景而给予这一问题以否定的回答。作者认为,儒家伦理学所讲的道德人格虽然强调主体的独立选择,但该"独立选择"不是西方伦理学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自律。在探讨其所以然的过程中,作者想带出中西方伦理学的根本差别之所在。     

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我国伦理学界近来关于德性(美德)伦理的研究,当然有其社会和伦理学发展的国内背景,但毕竟还得益于来自当代英美伦理学"德性的复兴"之推动,这就提出了"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问题。西方德性伦理学首先是在英美伦理学界实现"复兴"的,其实质是要求道德生活更具体化、更人情化,更重视个人德性及其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其形式可以概括为"行为分析中的德性伦理学"。但是,鉴于现代化的尚未完全实现,对于发展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德性伦理学"更为重要的则是麦金太尔的"现代性批判中的德性伦理学"。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