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中庸》与《周易》的中道思想管窥

<周易>与<中庸>皆为早期儒家的重要文献,但是由于二书成书年代、作者以及相关的文献学问题,学界始终争论不定,很难从学术谱系上断定其关联.因而本文通过对二者文本中的重要思想、概念的比较,着重对"德"与"位"合一的论述,以为<中庸>未发之中,与<周易>变易从道之中有对应关系.在这种对应关系中构建出儒家"大德必得其位"的中道思想.     

矛盾、妥协与进取——孔子尊圣与孟子的道统建构

德、位乖离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理解孟子道统论的切入点。面对德与位的现实矛盾,孟子相较于孔子表现出更多的妥协,其表现就是以“仁政”代替孔子的“德治”主张,在承认道统与政统背离的现实无法改变的状况下,希望政统接受道统的裁制与指导。然而这就必须提高道统的地位,确立其独立性与至上性。孟子采取的方法是构建系统化的道统理论,这种构建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其一,通过以孔子之道对政治的指导性价值代替实然的历史功业,弥合孔子有德无位与上古圣王德位双全的差异,将孔子确立为传道之圣人,以确定道统相对于政统的独立性;其二,以道统传承的严整的时间形式,表明道统具有天命性质,以确定其至上性。     

儒家德刑观论析

在道德与法律、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从其仁爱的思想原则出发,主张为政以德,强调社会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主张德刑兼治、德主刑辅,重德治、轻刑政;主张宽猛相济,先教后刑;主张富而后教,强调社会道德教化,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儒家的德刑观在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儒家的贤能政治及其现代困境

儒家的治国模式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贤能政治。所谓的"贤"是和"德"紧密联系的,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格,而"能"则是指一种治国的才干。在贤、能关系上,儒家未做严格的区分,甚至认为"德"便是一种最大的"能",因此儒家的贤能政治本质上就是"德治"。儒家的贤能政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显示了其作为治国理念和治国方式的独特优势,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其与时代发展的不适应性也越发凸显,从而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儒家贤能政治的理论困境并思考其应对之策,进而实现其现代转化。     

董仲舒“德莫大于和”思想探析

"和"或者"致中和"是中国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道德本位又是儒家思想的鲜明特点和基本精神,那么,"和"与"德"是什么关系?在儒学发展史上,董仲舒提出了"德莫大于和"的思想,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回答,即"和"作为一种价值观先于"德","德"生于"和",同时,"和"也是一种大德。德的最终目标和落脚点是"和",即追求和谐的价值理想是道德建设的目标。"和"不仅是天道人道的根本,是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还是人的自我修养、心身和谐、养生长寿的根本,因而"和"是一种大德。从理论思维的角度看,这种思想塑造了中国人天人合德的思考方式,厘清了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关系,使"和"的价值观有"德"的行为观支撑,使道德建设和修养明确了"和"的价值目标,这对于我们认识和处理道德建设与建设和谐社会、协和万邦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启发。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宋明理学中的天道性命之说及其伦理价值

天道性命之说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打通了天与人、内与外、形而上与形而下,从而使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具有了更多的形上内涵.理学家的天道性命之说超越了纯粹实用、功利的目的,而具有较强的伦理道德上的价值.它不仅探讨具体的道德规范、德目,而且还要进一步反思道德的超越根源和内在基础.这种"形上道德"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根源意识和超越意识.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耻"德与公民道德文明的教养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到儒家道德人文理念浸润的国度 ,儒家的道德人文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即旨在阐发儒家“耻”德对于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养的积极借鉴意义。     

现实主义的多样性：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将现实主义与人们对道德规范的挚爱在一切领域都协调一致是一道难题。作者在探究现实主义学派的两位开创者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后发现，他们对涉及国际现实主义与道德怀疑主义、特别是与国内政治之间关系的见解极为关切。通过考察他们关于国际现实主义、社会体制的起源以及公正与非道德必然性之间联系的所有研究成果，作者得出如下结论：马基雅维里认为，国际现实主义仅是更普通的道德怀疑主义的一部分；而修昔底德则试图解决国际现实主义的要求与国内道义之间是否存在悲剧性的紧张状态问题。     

论先秦儒家“天人合一”观的伦理内涵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精神.先秦儒家认为,天是人的价值和道德本原,人对天又具有主体能动性.在天人关系上,天与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人的道德与天的本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因此,"天人合一"实质上是在道德基础上的合一,即"天人合德".     

论天人合德与道德价值的定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天人合德为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本体上的根据,这是道德价值的根本定位。其把道德价值定位于整体利益,就是定位于超越的绝对本位。这与现代伦理道德价值定位于人类个体利益一样,都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伦理道德的逻辑发展,必将从此引申出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和谐一致的集体主义原则。     

明德的普遍性——《大学》“明德”思想新探

《大学》明德由早期明德观念发展而来。早期明德是贵族性的政治道德,其行为主体为上古圣王,它以天命为依据,具有理性化的特点。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的人文重建中,《大学》将明德由政治道德改造平民性的人伦道德,在行为主体、道德内涵两个层面建立起明德的普遍性。在"在明""诚意""自明"的功夫中,体现出明德的内在依据。《大学》明德开启了儒家的性善论传统。由君德到人德,《大学》的明德转型凸显出先秦儒家建立普遍、追寻平等的人文精神。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程朱对孔孟仁学的改造与发展

儒家仁学的建立是孔孟对人类理性之觉醒的巨大贡献,孔孟奠定了儒家仁学之基础,却未封闭仁学之体系。宋代新儒家程朱等人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而又作了重大改造与发展：他们将孔孟的道德情感之"仁"升华为道德之本,将孔孟的道德条目之"仁"提升为道德宗元,将孔孟的主体精神之"仁"扩展为宇宙精神,将孔孟的个体生命力之"仁"发展为宇宙生生之德,儒家仁学因此而由道德伦理学升华为道德哲学。     

马一浮的易学研究——读《观象卮言》有感

本文以<观象卮言>为主要文本,对马先生的治易方法、以及马先生围绕言象意关系、德位关系、时义关系、道器关系等所作的阐述,进行分析评沦,以展现马先生的易学研究方法、易学与释道儒各学融为一炉的博大精深.     

周孔陟降：郑玄圣王观探析

经典的神圣性仰赖圣王制作方可确立,而儒家传统理念中圣王的确立应以德位兼备为前提。郑玄的圣王观之核心在于周孔之辨,其尊崇周公,强调周初天命的层累完成,最终由周公制礼作乐、致太平而得以实现。周公德位合一的圣王形象与制礼作乐的太平叙事结合在一起,使其圣王身份得以凸显,亦提升了周礼的神圣地位。同时,郑玄又认为孔子虽然无位而降于周公,但其校数圣王典籍之功与恢复周礼之德,堪为圣贤。郑玄持周公作周礼致太平说,与孔子作《春秋》当新王之说相抗,使得汉代经今古文之争最终成为一大事因缘。     

论《管子》中黄老道家“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

《管子》黄老道家学者推天道、察人性,既倡导无为而治,又标榜顺应人性。他们立足于时代的形势和趋利避害、仰慕礼义的人性论,建构起德法相辅的政治论。教育总是基于人性论,并反映政治的要求且为之服务的。因此,《管子》黄老学者提出德刑相辅的教育思想,其“不言之教”的意义在于德教注重榜样感化,培养道德情操;法教强调无形约束,形成道德习惯。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