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哈贝马斯及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哈贝马斯提到如果把第一人权转入实在法,要实现已经刻写在人类集体记忆中的严格的道德要求,就会产生一种法律义务。作者认为要解读这一观点,需要借助康德哲学中的一个要素,即实行强制性法律秩序的道德义务。通过对哈贝马斯的上述观点及康德理论结构的分析,特别是对人的尊严和天赋权利概念的比较研究,作者论证了哈贝马斯的人的尊严概念相当于康德的天赋权利概念,它们都构成了人权的基础。由于二者对人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性有着共同的认识,所以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能再次形成康德的论证结构,即以道德为基础的权利义务。作者认为正是这种义务构成了现存的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并进而提出了所有行为者都有促进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法律秩序的义务。     

伊斯兰跨文化人权理论刍议

跨文化人权理论为当代伊斯兰人权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国家观念的发展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是该理论产生影响的主因。穆斯林学者强调伊斯兰文化中,关于尊严、公正和平等的伦理精神是实现伊斯兰跨文化人权普遍性的基础。这就需要依据经典的原初精神和现代理念,对伊斯兰法做出新的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的共同需要、人性的共同趋向和人权的跨文化视角并不会削弱宗教的核心原则的观点,是穆斯林学者主张跨文化人权理论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学者发展了"重叠共识"理论,结合伊斯兰国家人权情况,提出了实现跨文化人权理论的具体方式。     

后启蒙时代的普遍人权论证 ——从道德直觉论到建构论

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什么是有尊严的生命?

本文主要论述他人和自我眼中的人类尊严。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人类不可分割的尊严是何时产生的?在生命乃至死亡方面,是否存在尊卑差异?作者从"尊严与人类状况"、"人人都应重视的东西"、"不朽与尊严"、"有尊严的生与死"、"固有的尊严,矛盾的观念"等方面对尊严问题进行了阐述。在结论部分,作者提出,漫长的人化过程是否达到了完美的人性化结果?人类身上具有非人性的一面是否可控?人们是否能减少它对个人和人类的损害?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答。我们在把人类尊严看做固有尊严时会遇到重重困难,应当从思想和行动上为我们和子孙后代建造一个"宜居世界"。     

人类物种完整性的道德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整性"开始成为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人们常常通过"完整性受到破坏"这一判断,描述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那种无法借助原有伦理学概念进行充分说明的伤害。物种完整性是"完整性"概念最核心的含义,为理解科学技术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保护人类物种完整性与保护人权共同被视为尊重人的尊严的道德要求。人类物种完整性所具有的规范性可以通过人权理论得到清楚论证。人类物种完整性的道德意义,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新技术可能持有的立场,也决定了我们对于权利、尊严和道德地位等重要概念的理解。我们能否为"所有人类物种成员平等拥有道德地位"这一观念作出成功论证,也取决于人类物种完整性能否得到保护。     

空间与尊严:自然及伦理与政治之间的领土挑战

文章探讨了空间与尊严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尊严是一个和人类及人类社会密切相连的观念,是一个地理问题,并从"地理"的角度、从自然的源头来追溯人类尊严的起源。之后论述了世界的地理性;最后从构成性、构型性和本体论三个层面论述了地球的领土化——即大地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从自然空间过渡为领土的进程,最后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了领土尊严、领土正义等问题。     

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康德尊严观的重新阐释

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康德的人性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的尊严观。由于对人性公式的片面理解,生命伦理学中的"康德主义"否定人类尊严的平等性,遮蔽了康德的尊严概念本应具有的重要理论功能。人性公式论述的是尊严的道德要求,而非尊严的基础。构建康德的尊严观,需要超越人性公式之外对康德的尊严理论进行阐释。通过分析人性、人格和道德自主等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可以得出以下推论:人类个体的尊严并非来自于个体自主选择的能力,而是来自于个体对人类整体尊严的分享;人类整体的尊严来自人类道德自主的潜力,而非已表现出的能力。这样的尊严观恰恰认可并论证了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研究中所承担的不同于以往的功能,并有助于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哈贝马斯论真理与证成

哈贝马斯早期提出了一种"共识论"或"话语理论"的真理观,将西方哲学长期以来以"看"为中心的认识模式转变成了以"说"为中心的模式。然而这一理论完全缺乏实在论的维度,因此面临许多哲学上的困难。这些困难导致哈贝马斯后来提出了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借助于这种新的真理论,哈贝马斯力图将真理的"看""说""行"三个维度整合在一起。这一整合后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极具启发意义。     

孟子人权理念的生态诠解及其价值证成

文章旨在阐释孟子人权理念的生态意蕴及其在当下社会中的价值应用。从其人性思想中的人权寓意、伦理实践中的人权关照、"民本"与"王道"思维中的人权觉解直至到以生态精神为主要基点的人权致思,试图以此逻辑脉相探掘孟子思想中的人权因子及其生态价值。孟子的"人权"理念虽然与当下"人权"定义有着无可讳言的层次疏离,但通过对人权理念、人权关照与人权理想的人文生态考辩,在颂扬人类生命尊严与人们存在意义的同时,也手绘并给予了当下关怀人权境况的有识之士一份人权生态的诠解蓝图。     

论人的尊严与死亡权

人的尊严是一项古老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人的尊严理论的分歧在于它是内生的还是获得的。尽管这种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二战后的法律文件将人的尊严地位提升到人权基础的高度。就临终病人的死亡权而言,康德"基于道德自主的人的尊严"之哲学智慧受到挑战。人的尊严之现代意蕴主张以"尊重人"替代"尊重选择"而成为首要原则。人的尊严是病人自主的基础。死亡权的尊严内涵是作为选择的尊严和作为关系的尊严之有效结合。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在<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哈贝马斯试图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已经完成了的理论普遍化--通过把他们的"揭露"(unmasking)方案置于一种更为全面的理论中.近些年来,哈贝马斯经常批评的一种当代法国思想,却是从怀疑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怀疑怀疑者、怀疑"揭露"开始的.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在以理性为根基的权利话语体系之外,纳斯鲍姆对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问题提出了"能力进路"的探讨。她认为动物具有力图兴旺地存在着的能力,因此也自有一种尊严,人类应以一种"体贴的家长主义"态度来对待动物能力与尊严。"能力进路"以能力为依据,以尊严为导向,旨在对罗尔斯《正义论》中未能深入分析的动物问题提出理论批判,并试图构建一种跨物种正义理论,为理解和把握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同时这一进路也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与理论缺陷。     

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

本文根据哈贝马斯的访华演讲和相关著述,对商讨理论视野中的伦理、民主、人权和民族国家概念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某些基本的判断和论点。     

人的尊严的观念和现实主义的人权乌托邦

人的尊严的概念虽然在哲学文献中早就出现,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才频繁出现于国际法文本和此后奠立的一些民族国家宪法之中。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尊严概念仅是从事后给人的权利概念赋予道德内涵;相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这两个观念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密的概念联系。从系统的角度和概念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在人权从理性道德加上主体权利的形式出发建构起来的过程中,人的尊严概念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它既是所有基本权利的内蕴都从中汲取养料的道德"源泉",也是不同范畴的权利得以兼顾和平衡的基础。人权与人的尊严之间既有概念联系,又有现实张力,其间蕴藏着的一种具体乌托邦的激进力量,它是我们在为实现人类尊严的现实斗争中不可放弃的。     

英国关于生殖技术的伦理与法律规制研究

人工生殖技术触及到人类生命、人权问题的议题,须理性反思其发展结果是否侵害到人性的尊严及人权等可能性,面对生命本身的权利问题,构筑生命伦理观念,必须回溯探究人的尊严及生命权等人性最原始最基本的价值.提供人类在未采社会发展中所要采取的相应措施的理由,因为生殖技术的伦理与法律规范的作用与干预将使这些行为变成可能.     

责任奉献与自由个性——施韦泽的人权伦理思想初探

在人权,即人的"权利"问题上,"以尊严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将人的权利和义务和谐统一起来,要比单纯的权利话语更有优势。"[1]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视作我国当代人权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令人感兴趣的是,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施韦泽就发挥了类似思想。鉴于此,本文拟以施韦泽的责任奉献与自     

人权与伦理学:科技、尊严与跨文化视野——“第五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述要

<正>人权建基于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承认,是建构道德体系的基石,也是伦理学的思想归宿,因此人权与伦理学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内在关系。在科技迅猛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与人权紧密相关的道德困境与伦理挑战层出不穷,人权伦理学急需对此认真回应。为检视人权与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发展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2015年10月24~25日在广西南宁共同举办了"第五届人权与伦理学论坛"。来自全国的四十余位研究者与会,围绕人权与现代社会、科技与人权、尊严与人权、权利观念反思等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一、人权与现代社会     

论人权的道德性——兼与莫纪宏教授商榷

有关人权究竟是法律权利还是道德权利的问题是人权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莫纪宏教授提出了"人权的非道德性"观点,但是否定把道德作为人权的本源并不能推出人权与道德权利没有相关性这一结论。道德是为了调整人们现实的利益关系,满足个体的利益和需要而产生的。这里的利益不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利益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天然的、相通的利益,这决定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人权,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相通的利益的抽象表达和诉求,道德的利益基础决定了人权构成了现代道德的基础和核心,决定了道德与人权的相关性。人权是法律之合理性的必要前提,是作为法律之根源的道德之最核心、最本质的内涵。     

论哈贝马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

哈贝马斯借助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我应当做什么"做出了一元与多元的不同回答.哈贝马斯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是在全面总结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叉和康德的道德学说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对黑格尔的道德与伦理的区分理论予以深刻批判.但是,哈贝马斯的区分陷入视角论、类型论和综合论三重标准相互抵牾之中,其区分理论也由此陷入困境.     

本底抉择:翟振明对哈贝马斯超越的关键——兼评翟振明教授英文专著《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

<本底抉择与道德理论>是翟振明教授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伦理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翟振明以哈贝马斯的交互理性及对话伦理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本底抉择的概念,从而形成了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某种超越.在交互共同体中,翟振明赋予交互共同体中每个成员的选择以最本底的意义,哈姆雷特式的经典问题"To-Be-Or-Not-To-Be"成为每个成员进行本底抉择时必须直面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翟振明将本底抉择建基于真正的人(具有人的度规的人)之上,并对人的生命给予一种现象学意义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