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的因素

公平分配卫生资源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观念、体制与政策是影响卫生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重医疗、轻预防的观念使宏观卫生资源分配失去公平,而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优先的制度安排、按医疗项目付费方式的弊端、医疗保障体制的不公平等体制与政策因素则使微观卫生资源分配失去公平.从观念因素、体制与政策因素两个方面入手,改进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我国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     

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我国的精准医学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基因导向个体化医疗是精准医学发展的基础,这种医疗模式的创新极大的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和促进了人们的健康,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疾病观、风险与受益评估、医疗资源的分配公正、知情同意与自主性、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提出了挑战,个体化医疗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将助力精准医学在我国科学并合乎伦理的创新发展。     

论中国多元化医疗公正的选择

生命伦理学面对的最大的道德困惑是公正问题,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是生命权利与医疗公正.公正原则在实际医疗领域运用中存在着种种误区.公正观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医疗的必然结果,体现在医疗公正方面合理的伦理选择就在于在不同的医疗境遇中,使用不同的公正原则,从而选择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道路.     

河南省医疗改革的公平性分析

河南省医疗改革突出的难题在于如何实现保健资源的公平公正.影响河南医疗改革公平的因素是产权改制的方向偏差,道德异乡人的利益博弈,资本和技术对医学的剥蚀,医学、医疗自身发展的失衡.实现医疗改革公平的对策建议是显化政府责任伦理,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整合优化卫生资源的配置,推行医学整体化的发展模式.     

通古今中西促百家争鸣——第七届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3年6月28日～30日,由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和医学与哲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七届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在大连召开."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讨会"于2007年始建,前六次皆是在香港举办,本次是第一次移至内地.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教授,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秉祥、副主任陈强立、张颖教授,大连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周万春、副书记宫福清、党委常委佟春光教授,以及《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杜治政、常务副主编赵明杰教授和海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集中探讨了家庭在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实践和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并分别从家庭伦理、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和传统伦理三个专题就医疗决策中的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医疗保健制度改革中的儒家正义观与公正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地探讨.     

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认知

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持肯定态度,认为移植器官的分配应依次遵循医学、前瞻性、年龄等标准;人体器官买卖有违人类伦理道德、会带来新的犯罪与社会的混乱;强迫死囚捐献其身后器官是对其人身权与人格尊严的侵犯.可见,人体器官移植应在充分考虑效用、生命伦理及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稳妥发展.     

中国的安乐死观念与卫生保健

把在荷兰福利体制下狭义的安乐死概念移植到中国是不适当的.对于临终病人医疗上的缺陷不能用他们临终时的体面、尊严这一标准来衡量.这一问题的解决不是迅速地结束生命,而是要通过中国卫生医疗决策中的分配公正来提高生命的质量,需要建立一个跨国框架来讨论安乐死的特性与共性.     

医学目的与发展自我保健医学的意义

随着社会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应将医学的全域性发展与医学伦理模型和医学目的的全新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即建立“公正、均衡的医学伦理模型”。其含义是强调生命质量价值;维护人人平等的健康权;实现各方面与医学和健康有关的权力与义务的统一。关键在于创建和发展自我保健医学。它是以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保健需求、自我保健行为及社会活动规律;并通过“自我保健医学”诊断和开具自我保健处方,实施健康促进工     

医患预期效价差:一项理论的分析框架

医患预期效价差受患者感知水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医护人员执业行为、医疗执业标准和规范、信息不对称、法律责任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医患预期效价差的扩大会带来医患关系的紧张,严重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医患预期效价差的弥合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加强医疗卫生知识宣传,并不断完善医疗责任认定。医疗机构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医疗质量控制制度,不断提高医护人员执业水平和诊疗效果。患者需要增强对医学医患知识的学习,并采取合法的方式来维护权益。     

论循证医学的医疗伦理模式及其缺陷

循证医学的诞生促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医学的新的医疗伦理模式,增进了医疗的"善"与研究的"真"、医生的自律与他律、医生自主与病人价值观之间的统一,让参与各方共同承当医疗道德责任,更为合理地配置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但是,循证医学又存在着研究的"真"不一定导致医疗的"善"、医疗结局难以测量、合乎科学与伦理双重规范的试验难以执行、管理者权力失去制衡、补充与替代医疗及某些特殊群体受到不公正待遇等医学伦理问题.对此,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开放、多元的态度,公平地对待各种来源的证据、包容其它的医学实践方式、艺术化地实施循证医学,不断完善这一新的医疗伦理模式.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医学目的研究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医学目的研究需要解决四个医学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明确健康定义。健康概念对医学行为有导向作用,因而不应过于理想化,要反映现实,贴近社会。第二,医学生命价值定位。医学生命可区分为有价值和无价值,生命价值定位应充分考虑群体和社会的趋利要求,医学只对有价值生命负责。第三,关于医学服务模式。医学服务模式应体现预防为主、大众为主、照料为主的原则。第四,合理分配医学资源。树立医学适宜技术和技术发展优先权观念。     

关于白血病患儿放弃治疗的思考

对于那些不可治愈、无治疗价值的晚期白血病患儿,虽然借助现代医疗技术可以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延长,但生命质量却得不到提高,选择放弃治疗可能更符合伦理学和患儿及家庭的最佳利益.对白血病患儿放弃治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思考.     

马克思分配公正思想的逻辑生成 ——基于《哥达纲领批判》视阈

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认知和建构分配公正的逻辑前提。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要以创造价值的劳动为基本尺度实行分配,即按劳分配,虽然以劳动为尺度对社会总产品进行分配的原则超越了"按资分配",但按劳分配也是特殊公正论,仍然是形式公正,是初步的、非完全意义上的实质公正。分配的实质公正——按需分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实现。     

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相关问题的伦理道德认知

通过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人体器官移植持肯定态度,认为移植器官的分配应依次遵循医学、前瞻性、年龄等标准;人体器官买卖有违人类伦理道德、会带来新的犯罪与社会的混乱;强迫死囚捐献其身后器官是对其人身权与人格尊严的侵犯。可见,人体器官移植应在充分考虑效用、生命伦理及公平与公正的基础上稳妥发展。     

关于晚期恶性肿瘤放弃治疗的思考

晚期恶性肿瘤的放弃治疗,关键是明确四个方面问题:对于某些晚期恶性肿瘤病人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应该放弃哪些治疗,什么时候开始放弃治疗,如何进行放弃治疗.意义就在于尊重生命,合理分配和利用医疗资源,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     

解读现代版希波克拉底誓言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被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这一内涵在现代版"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得以具体体现.从行善原则、生命价值原则、尊重自主原则、公平公益原则、有利与不伤害原则、医疗最优化原则、医疗保密原则等方面对该誓言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哲学、价值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思想.     

财富的分配正义与共享性增长研究

财富的分配正义已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通过经济增长能够自动解决分配公正问题,然而这种“波及效应”并未出现,也没有产生期望的“共享”效果.要解决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正义目标的不一致性,既要重新审视财富分配正义的实质内涵,又要突破以往增长理论的局限,对分配正义与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使财富的分配正义要求与共享性增长方式相契合,进而探讨解决之策,把“做大蛋糕”与“切蛋糕”视为同等要务来抓,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世纪的修道院医学对近代西医体制化的影响

中世纪的修道院医学使超自然疾病观死灰复燃,从而严重阻碍了对疾病生理机制的探讨.但从医学社会体制的视角看,它孕育了近代医院与医学院的雏形,打破了古代医疗活动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促成了古代个体医学向近代群体医学的过渡.     

"人造美女"的生命伦理学思考

"人造美女"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炒作的概念,其背后隐匿着深刻的生命伦理难题,并直接面对现实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其中,生命价值、技术对生命干涉限度、美容与健康的冲突、医疗商业化等生命伦理学难题格外突出,而医疗伤害、技术滥用等是更为现实的医学伦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