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萨迦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正一个民族如果要发展前进,最关键的就是有目的地保护、继承、弘扬、传播本民族文化。萨迦寺自建寺以来一直为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不懈努力。在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即萨迦地方掌握政权的一个世纪里,西藏的大五明佛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小五明佛学也逐步创立和发展。尤其佛学世俗谛和民族文学艺术有了前所未     

藏传佛教大小五明文化

大小五明是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五明”是指:工巧明,即工艺学;医方明,即医学;声明,即声律学;因明,即正理学,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逻辑学;内明,即佛学。“小五明”是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大小五明文化是随着佛教传入藏族地区而在藏区传播和发展起来的,大小五明原本是印度文化,流布到藏区后,便和藏族的土著文化以及与传入藏区的汉族文化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汇融合后,逐渐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大小五明文化。藏传佛教大小五明文化的内涵,其实探讨的就是“德育”和“智育”的问题,也就是“为学”和“为道…     

浅谈藏传佛教音乐典籍的保护与传承

藏传佛教音乐是中华经典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藏文化总体分为大五明和小五明,藏传佛教音乐艺术应归于大五明之工巧明。然而,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工巧明分类而言,又可以分为身工巧、语工巧、意工巧。那么,藏传佛教音乐便可归入语工巧之中,世称藏传佛教六十种梵音,乃是用深如雷音、美妙悦耳、赏心可意、悠扬明晰和入耳中听的佛音五支来赞颂诸佛菩萨之殊胜功德。     

萨迦派的文殊信仰

作为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在佛教中的地位是极高的,中国佛教中的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文殊信仰。藏传佛教中萨迦派在这方面极为突出,被认为在文殊信仰方面有一定代表性。探讨萨迦派文殊信仰的重要特征以及这种信仰在历史上的一些表现形态,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的文殊信仰具有积极意义。     

藏传佛教文化的意蕴与价值

<正>在藏文化中,酥油花、雕版印刷技艺、热贡艺术属于藏传佛教思想文化体系中大五明之工巧明的范畴,羌姆则隶属于小五明的戏剧学中。一关于藏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文化的关系,清代著名藏族学者工珠·元旦嘉措说:"若要理解正法胜义之理,需依靠名言词语,且其所有对象,皆悉统摄于十明文化;有其中之小五明实为声明等之分支,故其主要归属于大五明。"这段引文说明,藏传佛教思想文化体系中包含了大小十明文化学科,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等大五明。从其中的"声明"中又衍生、分化出了诗词、辞藻、韵律、历算、戏剧等小五明。     

全国佛协理事才旦夏茸教授撰文 辨析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名称

1984年第一期《西藏研究》刊登了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著名藏族学者才旦夏茸教授撰写的《藏传佛教各宗派名称辨析》一文。文章就汉语中有关藏传佛教宗派名称的习惯叫法作了辨析。关于不能同意称藏蒙传佛教为“喇嘛教”之见作者指出:“正如汉族地区自古盛行的佛教即称佛教才合乎本意而无争端一样,藏传佛教,汉语也应称佛教;或冠以地名,称西藏佛教;蒙传佛教则称蒙古佛教。我认为这样命名根本无错。”作者还指出:由于喇嘛教这一错误的名词,使现在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藏族喇嘛们对佛法进行了许多改革和掺混,把藏蒙传佛教看成不同于佛教的“喇嘛教”,“是佛教的异类”。作者说:“这是绝不能同意的。”关于不同意称佛教宁玛派为“红教”之见文章说,藏传佛教宁玛派的称呼是西藏佛教后弘期开始的。那时班智达牟迪及大译师仁钦桑     

确立汉藏佛教为中国佛教的身份认同是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在2020年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对于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的同胞们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都具有十分重大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如何根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逐步推进和深化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汉藏民族团结与宗教文化交流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藏族历史为例,论述了民族文化与“四史”之间的重要关联。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要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对藏汉文化交流和藏传佛教的历史有全面、深入地了解。正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沟通,不仅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政治的需要,是整个藏族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未来藏族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藏传佛教与五台山

藏传佛教或称西藏佛教,俗称喇嘛教,但藏族自己则不这样称呼,而是称作“桑结登巴”、“却”或“登巴”,意为佛教、佛法。西藏佛教是在公元7世纪中分别由印度和汉地传人西藏的。7世纪至9世纪中叶是佛教在西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藏传佛教称其为“前弘期”;10世纪后半期,也即从公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信仰

蒙古人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依据文献来分析,从元朝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开始,之后明清至今,兴建有蒙古僧众为主的寺院,如菩萨顶、罗睺寺、镇海寺、瑞应寺等。着重对忽必烈和八思巴与五台山的关系;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与五台山的关系;宗喀巴大师与文殊菩萨、大威德金刚的关系;五台山瑞应寺与察汗殿齐呼图克图的殊胜关系,以及五台山其他蒙古僧众为主寺院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试析西藏归入祖国统一的宗教背景

从先秦以来,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交流,加深了藏区群众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从文化、思想和心理上为西藏归入祖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以萨班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历代高僧大德为争取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爱国主义实践、立场和思想为西藏佛教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得西藏佛教界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元明清三朝统治者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把藏传佛教作为其治理藏族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方针.寓政于教,利用藏传佛教顺利且有效地统治藏族地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宗教的背景因素在西藏归入祖国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内齐托音一世的几个问题

本文结合汉、藏、蒙等各种文献,探讨了藏传佛教传入卫拉特蒙古的时间、内齐托音一世在蒙古地区传教的特点及其对世俗权力阶层的矛盾心理和与萨迦法王的争斗等问题.从中不仅可以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传播的情况,更有助于具体认识蒙藏关系的发展脉络.     

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路径、历史脉络与现实要求

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同时又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怀西藏自治区及其他涉藏州县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保护,其中尤为关注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并多次提出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既包含了藏传佛教的理论和历史等重大学术问题,     

18世纪西藏贵族与藏传佛教——以噶锡家族为中心

18世纪大多数藏族民众为藏传佛教信徒,清王朝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由藏传佛教僧侣集团主管西藏政教事务。噶锡家族是18世纪西藏贵族首领,其日常生活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本文以噶锡家族为中心研究西藏贵族作为信徒如何进行相关宗教活动,探析藏传佛教与西藏贵族的密切关系。认为西藏贵族全力支持佛教事业并积极修行佛法,在贵族的率领下藏族民众虔诚的信仰藏传佛教,揭示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藏传佛教兴盛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     

试论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在康区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系统整理,借助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本文对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在康区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借助元代所形成的政教优势,17世纪中叶以前萨迦派在康区的康北德格及康东康定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寺院集团。而在此后,由于淡出了康区的政教斗争舞台,萨迦派在康区的发展较为平稳,直至近代以前萨迦派在康区的主要寺院集团仍集中在上述两个地区。     

元明清北京宫廷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及特征

藏传佛教是印度密教与我国藏族传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性佛教。藏传佛教造像以藏传佛教特有的崇奉为表现对象,风格上以印度密教艺术为基本依据,同时融入了藏民族传统审美和表现手法,是雪域高原的一朵艺术奇葩。藏传佛教肇始于公元７世纪初,最初主要在西藏、青海等地的藏族聚居区传播。直到元代,随着西藏辖归内地中央政府,开始传入内地,此后在内地一直传播不衰。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的首都,始终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中心。在元明清帝王的一致崇重下,藏传佛教造像艺术活动分别在三代的宫廷开展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我…     

走进秘境德格

德格,地名,亦曾是家族名,位于四川省甘孜境内,与西藏自治区江达县仅一江(金沙江)之隔。距四川省会成都952公里,自古以来便是内地与藏区相连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据史料记载:元朝初年,第一位被赐封为“国师”的藏传佛教高僧,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萨迦派     

藏传佛教宗派源流分析──评《宗教流派镜史》

藏传佛教宗派源流分析──评《宗教流派镜史》索代《宗教镜史》以时间为顺序，较准确地划分了西藏佛教各派，即为宁玛派、噶举派、迦当派、系解派、觉宇派、萨迦派、觉朗派、格鲁派。对分支较多的噶举派分为香巴噶举、达波噶举；达波噶举又分为加玛噶举、帕主噶举、向葵巴...     

试谈藏族成文习惯法规的历史渊源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

藏传佛教戒律文化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族文化真正的价值实践所在。佛教自7世纪传入藏地以来,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引导、影响着藏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戒律存则佛法存,戒律灭则佛法终”,藏传佛教戒律既是藏传佛教发展的制度保证,也是藏传佛教思想的具体体现,故而在庞大的藏文化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其影响广泛而深刻。从藏族成文习惯法规与藏传佛教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藏族法律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这种强制手段,佛教的行为规范在藏族人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人们逐渐习惯于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从而形成了慈悲为怀、宽容相待、诚实公正的社会风气,“封山封林、禁猎野生动物”的规定使藏地成为一个生态平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未受人为污染的良好生态环境。文章基于法律多元的事实,应用宗教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认为习惯法是客观存在的,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必须充分关注习惯法及其固有特点,为和谐社会的建设给予习惯法中的优秀成分以合理的发挥空间,否则会造成对法治资源的无知与浪费,不利于法治建设的最终目的。     

藏传佛教宁玛派(部分寺庙)现状调查

藏传佛教宁玛派（部分寺庙）现状调查崔森施东颍崔森，哲学硕士，现就职于四川省公安厅。施东颍，哲学硕士，现在北京公安大学工作。藏传佛教宁玛派起源于唐时入藏传法的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后因郎达玛的“灭法”，以及格鲁、噶举、萨迦等派的兴起，宁玛派在藏区的势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