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汉名琐议

明清来华耶稣会士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为了在中国立足,首先为自己起了汉姓、汉名,而且其中国名字的素材大多来自中国文献典籍,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意蕴。这一点与唐、元以及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情况大相径庭。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那稣会士们选择以“学术辅传教”的策略,而用道地的中国名字则是他们能够在明清历史舞台上成功地从事传教及文化交流的原因之一。     

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四书>的翻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四书>的翻译与阐释既是出于耶稣会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需要,同时也是与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密切关联的一项重要工程.耶稣会传教士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尽管这些传教士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更好地在华宣教,但与其它差会的传教士不同,基于"补儒易佛"的...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宦官交往评析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在与中国社会上层的接触中，其触角也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宦官。耶稣会士初入中国曾受到宦官的伤害和刁难，但随着传播宗教的需要，传教士们在晋接官绅时也注意利用宦官这一权势集团，其后亦有少数宦官信奉了天主教。但由于宦官群体的“寡昧失学”，他们中不可能出现西学派人物。而耶稣会士在与宦官的接触中，对中国封建社会集权专制下的宦官干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从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宦官所进行的批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十八世纪北京耶稣会士开办钱庄研究

天主教作为制度化的宗教,离不开各类经济活动。为了维持宗教活动的各项开支,扩大宗教的影响,教会需要采取种种方式吸纳资金。明清在华欧洲传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他们在向欧洲申请传教经费的同时,还在中国内地置办地产、开办钱庄。本文以18世纪北京耶稣会士开办钱庄为研究对象,重点梳理耶稣会士开办钱庄的基本情况,同时对其复杂原因进行剖析。透过这一事件可以发现,财富是宗教发展的杠杆,通过追寻财富而拓展传教事业,应该是北京耶稣会士开办钱庄的主旨和关键。     

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之《易》说

近代之前易学的某些内容就已传入西方世界,例如数学化的洛书图式即是其例。西方人真正对《易经》展开研究是在近代时期,开创者是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随着《易经》的译介,易学作为西方汉学最初的课题确立起来,迄今已逾四百年历史。本文是对以利玛窦、白晋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之《易》说而作的初步梳理。这种梳理带有哲学分析的性质,显示耶稣会士围绕太极之辨而突出的宗教性的哲学立场。耶稣会士一般推崇早期儒学及中国哲学原典,对理学和宋易则颇有批评,这就使他们卷入当时中西学界的复杂的学术纷争。对这场持续近二百年的学术论辩仍有待展开更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先入之见"与"自以为是"——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与传播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引人注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于清前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尚有探讨余地。当时,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西传,均是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进行的。也就是说,对多数中国人与西方人而言,他们所认识的对方文化,实质是间接的即经过传教士诠释后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传教士决定了东西双方的相互看法。这样,作为文化中介,传教士对双方文化的诠释便变得尤为关键。以清前期来华传教士对程朱理学的诠释为例。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程朱理学对于西方人,均构成跨文化的对象,而传教士肩负的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更增强了跨文化…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卜弥格《中国地图册》中的基督宗教史料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的《中国地图册》手稿中,存有关于中国基督宗教传播的丰富史料。本文分析《中国地图册》中描述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5种历史遗物,包括江西庐陵的铁十字架、陕西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泉州的3块十字架碑,尤其是厘清卜弥格及艾儒略、张赓等人及现代学者对庐陵铁十字架的误读;结合当时的其他文献,探讨图上所记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华史事迹;利用意大利地理学家里乔利1661年出版著作所保存的卜弥格中国城市及耶稣会住院纬度表,并参照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等著,探讨卜弥格地图集中标注的各地耶稣会士住院。     

现世福祉还是天堂永福 ——从入教动机看明清时期中国教民^①信仰心理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中国人在对待民间神祗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曾使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对福音的传布充满信心，甚至认为中国人已做好崇拜上帝的准备。而且，如果仅从神父施洗的数量看，即使在禁教时期，传教士的布道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国教民入教动机的考察，我们发现，洗礼仪式的完成并不一定意味着收获了一名合格的天主教徒，因为对于相当一部分中国教民而言，他们无法在信仰心理的层面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宗教意识中实用主义的影响。 张振国，山东省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教授。     

在中国寻找“上帝的启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儒释道三教的认识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先后对中国的释、儒、道三教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中国宗教的目的和过程有必要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耶稣会士研究中国宗教是为了在其中寻找"上帝的启示",以此证明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有虔诚的上帝信仰,以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戒心和敌意。在西方社会塑造一个有着虔诚上帝信仰的中国形象,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对传教事业的支持,从而推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清末民初马相伯与英敛之的交往探微

马相伯与英敛之是近代中国天主教著名人物。他们所处的时代,中国教会为西方传教士所掌控。针对教会中盛行的读中国书无用等论点,他们推崇学术传教路线,劝勉信徒研习中国文化,为此校勘出版了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创建了天主教辅仁大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马相伯和英敛之成为了忘年之交。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听提出的“合儒补儒”策略开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清初,以法王路易十四派出的“国王的数学家”为首的法国耶稣会士的入华,标志着天主教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法国耶稣会士们所表现出的在天文、数学、医学、地理等多方面的才华和他们的谦恭谨慎、汲汲修身的道德品质赢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和支持。1692年康熙甚至向全国下诏准许西方传教士在     

明清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神灵信仰的文化批判

本文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阶段,全面论述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民众神灵崇拜文化层面的理性批判。文章指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以“附儒诋佛”为指导思想,注重从儒家立场出发,在严厉驳斥民众神灵崇拜荒谬性的同时,主动扮演儒家卫道士的角色;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由于受到时代背景、社会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展开文化批判的出发点呈现出多元化,依其出发点的不同可分为:附儒型、田野调查型与比较吸收型三类传教士。     

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

明末的江南地区是耶稣会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实验场。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利玛窦在南京成功建立传教点,到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的40多年间,耶稣会士开辟了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据点,以及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等十府的传教点,教堂及教徒数量居全国前列,从而奠定了江南地区在天主教进入中国的起步时期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地方的开教和早期传教活动,都有地方官绅居间襄助。这些官绅无论是否奉教,都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通过这些官绅,耶稣会士在江南地区不仅获得一定程度的政治庇护,顺利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还得到相当规模的财政支持,从而使其传教事业比其他地区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利玛窦路线"为核心的"适应策略"在明清时期的中国获得普遍接受,可以说是明末形成的"江南模式"在全国的发展和延伸。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范礼安：首倡学习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康志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ｉ）是明朝末年来华传教的代表,他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联手进行的文化交流工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所开创的“以学术辅传教”的方略,终于使来自远西的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社会站稳...     

明清之际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的演进——从“四书”到《易经》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     

中国礼仪之争——儒、耶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17—18世纪,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围绕中国礼仪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华耶稣会传教士内部分裂产生了两个派别。一派追随利玛窦的观点。利玛窦,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利玛窦来华传教,为了能够在中国打开传教局面,利玛窦以传播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     

康熙与天主教

康熙接触和打过交道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达30余人,是曾与传教士打过交道最多的中国皇帝,也是传教士最了解的一位中国皇帝。传教士对康熙的记述琳琅满目,散见于他们的日记、书信,汇报资料和著作之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又称白进,Joachin Bouvet,1656-1730）呈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奏折中的《康熙帝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威风凛凛,仪表堂堂,举止不凡,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子略显鹰嘴形,鼻尖鼓起。虽然脸上有几颗痘痕,但丝     

圣名之争(二)

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不仅用＂天主＂一词翻译Deus,还经常使用＂天＂、＂上帝＂和＂天神＂等词。利玛窦担任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期间,这些称号都是允许的,奉教的中国士大夫更习惯用＂天＂和＂上帝＂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