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朱易学异同——两贤如何理解《周易》其书

当今学术界对程朱易学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言朱熹易学继承程颐的学风而形成．一育程朱二者是敌派。对程朱易学的关系．尽管学术界的看法相距甚远。然而对其问具体的异与同．似乎至今尚缺专论。笔者以为．两贤对《用易》其书性质的理解各有不同,因而治易方法及其体例自然相异。伊川认为《周易》是明道之书。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其解说;朱熹则以《易》为卜筮之书．而以之解说《周易》之本义。但伊川也不曾否定《易》有卜筮之用,朱熹亦未尝言《易》中毫无义理。简言之．两贤易观中宾主相反而已。     

《易学启蒙·原卦画》与《观物外篇》

《易学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史》曰,是朱熹嘱蔡元定起稿.朱熹《答赵善誉》:“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又有《答方宾王》:“熹向来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由《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可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可见,朱熹是将《易学启蒙》作为自己的著作看待的.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略论明代易学的形成、演变及意义

明代易学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学术背景下形成,反映了此一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理路与特色。明代定理学于一尊,易学以程朱之说为正宗。然程朱易学在明代盛行之时,又出现了完全不同于程朱易学乃至反对程朱易学的势力:一是心学视域下的易学,一是以恢复汉学考辨传统为宗旨的象学。明代易学经历了由独尊程朱到修正批判程朱即以心学和佛学解《易》,继而转向调和理学与心学、融通儒学与佛学的演进历程,故往往表现出融合象数与义理、心学与理学、道家与儒学的鲜明特点。明代易学的价值在于确立了程朱易学在明清时期的法定权威地位,承传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是易学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尽管清人对明代经学水平多有非议,我们仍不宜一味抹杀明代易学的学术贡献。     

俞琰易学发微

俞琰初学儒家,读朱熹《周易本义》、程子《程氏易传》,汇通易学义理与象数,积数十年之功而辑《周易集说》,四易其稿,孜孜以求合于圣人之义,其间多有发程、朱所未发者,是其正传易学之个人贡献。及至壮年而遇异人指点,偶获别传易学读法,破解太极图环中之秘,而独得金液还丹之妙。俞琰阐发邵康节易图之学,推阐魏伯阳《参同契》内丹修炼之法,而作《周易参同契发挥》、《易外别传》等,是其"援易入道"别传易学之贡献。     

老子史料学

一、老子及其成书的年代中国古代哲学有与《易经》相参证的就是老子。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在讲完《易经》之后,接着也就讲道家的创始人老子(124-132页)。扬雄《太玄赋》“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患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桓谭在《新论》加以说明,日:“故密议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易言阴阳,言损益:老子言刚柔。言倚伏,和后来孔子的元,扬雄的玄,     

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

朱熹的易学体系在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重点则是通过象数的研究以补<程传>之不足.<本义>卷首九图与<启蒙>四篇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构成他的易学体系的主干.朱熹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先天之学的象数,文王八卦是后天之学的象数,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点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以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主线来编纂的,它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辨析了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关系,是我国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关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史专著。北宋初胡瑗、孙复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张、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的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以来洛学之大成,故学者以程朱理学并称。与此同时,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别立心学一派,经元代朱陆合流,其学式微。明初陈献章承其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至明中期,王守仁继起,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故学者以陆王心学并称。故米明理学之发展演变史即程朱、陆王两派的盛衰史。而两派的学统均溯源于濂、洛之学,故自南宋以来,和会两家学术异同之风不变。《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编纂,它的理学史观点,均符合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李光地与《易》学

李光地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杰出人物,更是闽学界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为官清勤自历,治学严谨精微,为时雅望。作为一代鸿儒,李光地不仅精通孔孟之学,而且广涉经史。在《易》学领域,李光地是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位思想深邃的专家。他撰有《周易通论》、《周易观象》、《周易观象大指》、《易义前选》、《周易折中》等书。数十年中,他既潜心研讨作为“正传”之《易》学,又审慎地发掘作为“别传”的《易》学之秘义。李光地在《易》学中的创获颇多,本文拟就其《周易折中》及《周易参同契注》略加考析。     

21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研究综述

20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50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     

《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吴澄之〈易经〉解释与易学观》简介

<正>杨自平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为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四编)第4册。全书对吴澄易学的易学方法和易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绪论部分阐述了作者的研究目的和思路,指出吴澄经学研究承继朱熹,并就吴澄对朱熹经学《诗》与《礼》部分的承继进行了简要说明。其下用八章的结构,力图透过《易纂言》与《易纂言外翼》,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     

船山于杨时、程朱体用视域下《西铭》主旨争讼之辨正

学界关于《西铭》主旨的探讨争讼已久,以"理一分殊"说为主流观点."理一分殊"首现于杨时、程颐关于《西铭》主旨之争辩中,学界对此更多赞扬程颐而批评杨时未真正理解《西铭》意旨,对杨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与现实关切缺乏深入考察与同情之理解.杨时与程朱关于《西铭》主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杨时侧重于道德践履和工夫论层面考察分殊之维;程朱...     

梁漱溟“新孔学”研究70年(上)

梁漱溟“新孔学”研究７０年（上）董德福,史云波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日方中之际,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于１９２１年发表了饮誉海内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站在比较哲学的高度检察西洋、中国、印度三方文化之异同,追溯过去、展望未来,寻求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出路,力ｏ．４“新孔学”。［Ｂ于梁氏所论“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是“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比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既道出了旧派文人的心声,又高出“国粹派”、复古主义者一筹,对西化派形成了真正的、有力量的挑战,使得他所倡导的“新孔学”一时间成为学术界关注、讨论的焦点。赞誉附和者有之,同情批评者有之·激烈反对者也有之,到１９３Ｄ年该书差不多已再版了８次,可见影响之大。３０、４０年代,梁本其“新孔学”主张,又先后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重要著作,声名日隆,他也因此成为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人物。７０年来,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念,对“新孔学”进行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和批判,其中     

《孟子》朱注问题考辨

朱熹《孟子集注》在名物训诂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兹从中选择几条以作考辨如下。“深耕易耨”(《梁惠王上》)朱注:“易,治。”清焦循驳之曰:“若训易为治,治耨于辞为不达。且上云深耕,谓之深;此云易耨,则为耨之易。禾中有草杂之,则烦扰矣,故芸之使简易。”焦氏释“易”,将之与“深”联系起来考虑,极具启发性,但训作“简易”,亦属不妥。对“易”的正确训释,蒋孟仁《孟子音义考证》所说最为可信。其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易之亡也’,《经义述闻》云:‘易者,疾也,速也’;《管子·度地篇》曰:‘大暑至以疾耨杀草秽’,是其证。《齐语》曰:…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