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佛教会一行访问我会

正本刊讯10月16日,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开山宗长性空长老、会长达义法师一行拜访我会,受到宗性副会长、刘威秘书长的热情接待。会见时,达义法师表示,此次拜访中佛协的主要目的是向我会提出共同组织中国、加拿大、美国三国佛教界高端交流论坛的倡议,使中国佛教的优秀文化和发展成果有助于北美地区佛教界的交流互鉴,增进三国佛教界的法谊;也希     

日本浅草佛教会访华团访问我会

正本刊讯10月3日,以吉水裕光为团长、菅原侍为副团长的日本东京都浅草佛教会访华团一行18人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受到演觉副会长的热情接待。演觉副会长在会见时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佛教徒有着千余年的传统友谊和法脉传承,古德先贤、高僧大德为两国人民福祉、繁荣富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无尽宝藏,形成中日两国佛教坚不可破的黄金纽带关系,可以说佛教的交流一直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内     

台湾中国佛教会大陆参访团访问北京

本刊讯 9月26日,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良长老一行64人应邀到北京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圣辉法师、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及各部室负责人到机场迎接。     

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闭幕式致辞

正尊敬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尊敬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秘书长泰阿利先生,尊敬的诸山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谨代表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和美国佛教青年会对世佛联第27届会员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赞叹。27届世佛联会员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成功有两大要素:一、本次会议决定在法门寺举行其意义深远,法门寺供奉着佛陀的指骨舍利,充分证明了佛陀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出生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涅槃也在人间。     

中国近代史最早的居士佛教组织——佛教会

佛教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组织,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组织由居士发起,并且得到孙中山总统的赞同。但是由于该组织在团结佛教界上做的不够,以及所制定的章程太学术化,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没有得到僧伽的支持,使该组织影响力最后减弱,乃至被迫消失。它证明了近代居士佛教的崛起,对中国佛教的进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必须要与僧伽配合同步。     

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一行拜访中国佛教协会

本刊讯应国家宗教事务局邀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于8月份回中国参访。8月12日上午,达义法师一行11人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副会长学诚法师、秘书长王健的热情接待。     

新世纪佛教复兴的组织基础──二十世纪中国佛教会社团的组建

四、申国佛教协会与港、台佛教组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大转折。赵朴初这样总结道："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族团结政策。佛教界爱国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各民族佛?..     

加拿大佛教会创办人性空长老、智海长老一行拜访我会

本刊讯2013年1月4日上午,加拿大佛教会创办人性空长老、智海长老一行来到北京广济寺,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受到会长传印长老、副会长学诚法师的热情接待。性空长老、智海长老一行首先在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广济寺方丈演觉法师的陪同下在广济寺大雄宝殿内礼佛。礼佛结束后,传印会长、学诚副会     

成都佛教团体的近代激变:以四川省佛教会为例

本文以民国时期四川省佛教会的创立、发展为主要线索,展现了四川佛教会在特殊时期如何通过外部抗争与内部革新的方式赢得必要的生存空间,并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由于四川省佛教会能够整合全省资源,因此,无论是在保护庙产,还是组织僧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性活动中,均发挥了总会与县分会所不能代替的功能与作用。文中指出,以四川省佛教会为代表的民国成都佛教团体虽然步履踉跄,但作为时代激变的产物,反映了近代以来佛教团体顺应历史变革的愿望与努力,在负重承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故无论结果怎样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就此,或可应用于认识近现代佛教中的中层组织。     

尼泊尔喜马拉亚佛教会会长库秀喇嘛来京祝贺我会成立四十周年

尼泊尔喜马拉亚佛教会会长、我国佛教界的老朋友库秀喇嘛偕其弟子图尔老居士于1993年10月14日专程来北京祝贺我会成立四十周年。在京期间,库秀喇嘛还作为嘉宾参加了我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受到我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亲切会见。中国佛教协会刀述仁副会长等陪同会见尼泊尔贵宾。     

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

作为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仪式,民国时期,扶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陈大齐、黄翼从心理学的角度,健碧班红馆主(凤茜)、许地山从实证的角度切入,对扶乩进行研究。在坚持科学精神、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下,他们对扶乩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贡献。但因这些研究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上,且对材料的搜集、利用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作为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宗教仪式,民国时期,扶乩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陈大齐、黄翼从心理学的角度,健碧班红馆主(凤茜)、许地山从实证的角度切入,对扶乩进行研究。在坚持科学精神、经世致用的学术理念下,他们对扶乩所进行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贡献。但因这些研究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立场上,且对材料的搜集、利用方面仍有较大的局限,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民国学者的扶乩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学者的研究。     

民国佛教的义学创新

民国时期佛教义学的创新主要有老派高僧的“推陈出新”、居士佛学的“返本开新”与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三种方式。谛闲、印光等老派高僧积极投身于讲经说法、弘宗演教之中,以复兴隋唐祖师的学修为己任,使这些久成陈迹的宗派在民国时期气象一新。以欧阳渐为代表的居士佛学以经典研究和教理疏理为入手处,大力批驳中土流行的“相似佛教”,寻绎深蕴在佛教经典中的“真实教法”,希望返回印度佛教本来面目。以太虚为代表的新派僧人在义学上综合佛教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的长处,主张以禅宗为主体,发掘中国佛教各宗的优点,借鉴世界各地佛教的经验,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人生佛教的新阶段。民国时期中国佛教三大派别的义学创新各有悠致,而尤以新派僧人的综合创新最为成功。     

福建泉州道元法师一行应邀参加金门县佛教会新会馆动土奠基法会

本刊讯2月12日,泉州市佛教协会会长道元法师、厦门市佛教协会会长则悟法师、漳州市佛教协会会长道裕法师应金门县佛教会理事长性海法师邀请,赴金门参加金门县佛教会新会馆动土奠基法会。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宗长老、副理事长明光法师,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会     

论民国书法的价值兼评新出版《民国书法》

正民国书法,浅显的解释即是指生活在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书写的书法作品。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则生于清朝晚期卒于民国的书法家,以及生于民国而卒于新中国的书法家,大部分都可以归入"民国书法家"的概念。如此看来,民国书法的身份便显得极为特殊:一方面,秉承有清碑学之风的余烈,直到民国时期帖学书法的复苏,乃至当代帖学书法大盛的现状,民国书法在其中所起的过渡与转换的作用无疑值得今人玩味深思;另一方面,站在更高的角度看,     

民国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评《民国大迁都》

民国史的研究，是国内史学界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课题。这段历史（１９１２－１９４９）的时间，由于距离现时代相对较近，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必然的。如何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以雅俗共赏的形式走向广大读者，不仅为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也是一项需要有足够学养与抒...     

实践宗教信仰自由原则的革命先驱——孙中山1912年给“佛教会”的一封信

伟大的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在进行民主革命期间,非常注意团结宗教徒。民国元年(1912)三月,他在给当时佛教会的一封信中,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提出了保护人们信仰宗教自由的原则。信的全文如下:     

民国佛教的监狱教诲研究

民国时期,官方机构对佛教的监狱教诲大力支持。佛教界人士成立了各类监狱弘法社团,他们宣讲佛法,给犯人赠送佛教读物及其它物品,引导犯人诵念佛经、佛号,为监狱弘法无私奉献。佛教的监狱教诲效果显著,一些犯人用实际行动洗刷自己的罪孽,并开始信奉佛教。     

民国年间的上海佛学书局

上海佛学书局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1929年(一说1930年)创办于上海。在此之前,虽有1866年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和郑学川(出家后名妙空)在扬州设立的江北刻经处。此后又有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广州、福州等地相继建立的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1927年起,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还有欧阳竟无、吕澂等发起刻印《藏要》。但是,这些刻经处和佛经流通处,大都采用木版刻印,而且除金陵刻经处外,规模都比较小。此外,一些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     

民国年间上海地区的佛教报刊杂志

上海是现代中国佛教报刊杂志的发源地，也是佛教报刊杂志出版最多的地区，这与佛教各宗派在上海同兴并存、佛门高僧和著名居士云集上海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出版的佛教报刊杂志约有33种。占当时中国佛教报刊杂志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上海地区佛教报刊杂志的繁荣，充分反映了民国年间上海地区佛教文化事业的兴盛。现将民国年间上海地区出版的佛教报刊杂志按创刊先后顺序分述如下：　　1佛学丛报《佛学丛报》是综合性月刊，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于1912年10月创办，主办人狄楚青，编辑濮一乘，有正书局出版，内容包…     

民国以来的五台山佛教音乐

民国以来,五台山佛教及其音乐趋于式微.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又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得到较大发展。现在五台山还保存着“青”、“黄”两庙词曲271首,其中不乏唐宋以来遗留下的词曲,故曰:它是中国佛教音乐的“活化石”、珍贵的“世界非物质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