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持名念佛,一心不乱”的诠释看莲池、蕅益净土观之差异北大核心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丛林内部危机四伏。湛然圆澄作为亲历者,在其著作《慨古录》中说：＂去古日远,丛林之规扫地尽矣,佛日将沉,僧宝殆灭,吾惧三武之祸,且起于今日也。＂湛然大师此语,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对当时佛教面临的情况有深刻的洞见。明末丛林,不仅内部弊病诸多,外部亦面临严重的挑战。首先是阳明心学、罗教及一贯道的发展,不断蚕食本属于佛教的范围。其次是国外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打着＂易佛补儒＂的旗号,与佛教相抗衡。     

清初曹洞宗云门系僧诤及住持任期改革考论

明清之际佛教界发生诸多僧诤,尤以曹洞宗云门系僧诤为引起制度变革的典型。云门系僧诤主要围绕着祖庭显圣寺的住持职位而起。此次僧诤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寺院内部势力分化,僧众事务难以管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云门系开山祖师湛然圆澄制定的规约没有对住持职位进行规范说明,后代法嗣无矩可循。僧诤发生后,显圣寺僧众根据寺院势力分化的局面,制定了住持的任期制度,这就是"三年之期"制度。显圣寺的"三年之期"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僧众争夺住持职位的混乱,是明清佛教发展中寺院制度改革的代表性案例,也对我们认识曹洞宗云门系的发展,乃至明清佛教的变革有着重要帮助。     

佛教丛林中的衣食住行制度

丛林,通指禅宗寺院,所以也叫禅林。又以芳香之梅檀树林比喻佛门龙象所住之清净丛林,故也称之为旃檀林。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之际,大放异彩,丛林制度在此一时期亦应运而生,于是就有马祖设丛林,百丈立清规的中国佛教之丛林制度。 释尊创立佛教后,凡是正式出家的弟子们都必须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离情绝俗,断家室之累。男的名为比丘,女的名为比丘尼。比     

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

金陵刻经处与近代佛教教育吕建福传统佛教之培育僧材、续佛慧命,主要靠早期寺院的译经讲学及唐以后建立的丛林制度。丛林制度最早虽由禅宗大德所创,所谓“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但后来佛教寺院凡规模较大者,无论宗门、教下,几乎无不实行丛林制度。这是因为它改变...     

台湾佛教团体建设的现代性

传统的佛教以丛林清修为特色,而现代的佛教要适应当今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学者研究认为都市佛教的现代性包括以下诸要点:理性化、知识化、人文化[1]。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大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化的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移民城市,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正在逐渐     

惠洪禅林笔记《林间录》及其文献价值

正一、《林间录》的成书及其佛教史料价值在"文字禅"史上,惠洪(1071-128)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其于文字禅可谓理论与实践[1]并重。大观元年(1107)由其师弟本明编定成书、友人谢逸作序的《林间录》,既是他诸多著作中较早行世的一部,又是已知最早的一种禅林笔记,所录者"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微旨、贤士大夫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佛教寺院与水

水在佛教僧侣修行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佛教徒的洗浴,在佛教中有着特殊的规定。“僧者,净也。”(《六祖坛经·忏悔品第六》)佛教徒不仅要洗去自己身体上的污垢,重要的是惟有净心,才可心中无垢,得净法门。《维摩经》言:“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此无垢人     

汉西一境 湖北首刹 记湖北省武汉市归元禅寺

正一归元禅寺座落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翠微路,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归元"之名,缘自《楞严经》中"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之偈。寺院属于佛教禅宗五家七宗之一的曹洞宗,故称归元禅寺,为武汉佛教四大丛林之一,素有"汉西一境"、湖北首刹之称。在近现代佛学史上,归元禅寺亦有建树——1922年春,太虚大师于寺内召开佛学院筹备会,     

《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1895－1995）》简介

《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１８９５－１９９５）》简介郑天星这是台湾学者江灿腾先生继《人间净土的追寻──中国近世佛教思想之研究》（板桥，稻乡，１９８９）、《明清佛教丛林改革与佛教净辩之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０）、《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一）...     

关于推进佛教中国化的若干思考

正一佛教在不同的国别中,核心要义是一样,但是显现的形态不同。从宗教学的观点来看,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理念观念、组织制度、言行举止、体验经验。因此,佛教中国化,起码在如上四点上要体现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例如,中国化的佛教在理念观念上,看重孝道,强调"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持守素食;在组织制度上,有中国传统宫殿式的寺院建筑,有两序大众系统,有丛林规约,     

当代内地“汉式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

当代内地"汉式藏传佛教"寺院的教育制度,采取了内地传统佛教的丛林教育、现代佛学院教育及藏地佛教的经院式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体现了这一教育制度的融合性;同时,在"人间佛教"思想的指导下,其教育过程中先进教学设备的应用及对"居士"教育的重视,又体现了该寺教育制度的创新。     

当代佛教教育略议

现时代的佛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世俗主义的冲击。世俗主义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者为世俗理性主义,另一为世俗感性主义。佛教界在应对现代世俗主义而展开教化时,虽然有“契理契机”的基本原则,但事实上并没有妥善的应对之策,不讳言地说,在具体实践中不是穷于招架,就是含混合流。这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处理不当:一者,不重视厘清佛学(内学)与世学的根本差异,没有积极弘扬佛教的殊胜特质;二者,没有强调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当以信仰为先。佛教教育必须重视、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在佛教的学院式教育以及丛林教育中尤其应该对此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力对策;否则…     

湛然与禅宗的交涉

公元8世纪,天台湛然为了改变诸宗兴起后天台宗相对消沉的景象,努力发挥本教义理,破斥他宗异解。湛然与禅宗之间的交涉是微妙的,一方面他与禅宗之间丝缕相连,另一方面,为了重振天台,他又必须应对禅宗的压力。湛然对禅宗的批评主要体现在:用教观并重对斥无教之暗证;用性具善恶对斥性起及性唯具善;用“无情有性”对斥“无情无性”;用止观等持对斥单轮只翼;用天台之传承批判达摩之传法。     

传承与创新——昆明三和寺寺院教育实践初探

<正>汉传佛教寺院教育也称"丛林教育","丛林"的含义一方面指寺院制定清规戒律,使修行生活井然有序,一方面指寺院常居环境清幽的山林之中,远离喧嚣人境。汉传佛教寺院教育的汉化程度非常高,在建筑、服饰、法器等方面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在教育思想上则与儒、道相互融摄。到今日,可以说寺院是中华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众多寺院得以恢复重建,但大多以发展文化产业、     

佛寺人力资源管理与大数据建设 以无锡开原寺“智慧僧团”大数据平台建设为例

正开展僧才的培养、僧团的管理一直是佛教界永恒的课题。千百年来,历代佛门大德高僧始终将僧才教育、僧团管理作为佛教之根本,从隋唐的丛林管理至近现代的新式佛教学院教育,无不倾注着一代代佛门大德对僧宝建设管理的心血与期望。在1992年中国佛教教育工作(上海)座谈会上,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说过一句令佛教界至今不能忘怀的话:"在当前和今后,     

“参究念佛”的流行与争议

<正>有学者指出,中国佛教"前期以开宗立派为顶点,后期以禅净合一为主流"。"禅净作为中国佛教分别代表自力和他力两极,它们在理论上还是有一定的共通之处,所以在经过长期的内部紧张后,终于缓和矛盾走向融合,制造出兼具双方之长的修持模式"~([1])。可谓对晚明禅净双修盛行的一大说明。佛教史上早已有之的"禅净双修"的修学思想在明代得到发展与深化,带来了"参究念佛"等修持法门的流行。"参究念佛"这一法门萌芽于元末明初,在明中期被明确提出,晚明时期流行于丛林,     

缘起性空与“人”之建构

正一、引言佛教~[1]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体之一,佛教对人的认识也是中国传统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本文以佛教各派皆认同的"缘起性空"为理论参照,对佛教"人"之建构进行探讨。佛教认为,"缘起性空"为万法起灭之根本法则。"缘起",亦名缘生,"因缘生起"的略称,所谓缘起即诸法由缘而起。当初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因     

来果禅师丛林建设思想研究

佛教东传,在本土化的历程中不仅体现在义理层面与中土固有文化的协调与融合,在修持仪轨、寺院生活方面也有着重大的生存与发展的范式转换。从戒律、僧制到丛林清规、寺院规约,其间之创立、演绎,不仅是教团自身护法安僧之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及民众对佛教的规范与期许。佛教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推进     

法乳千秋 一脉相承 第十九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浙江宁波举行

<正>浙江宁波,素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这里自古又有"东南佛国"之称,历史上高僧辈出,境内古刹林立:有被誉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的弥勒菩萨道场——雪窦山,有清代"禅宗四大丛林"之一的天童寺,有印度阿育王在中国建19座佛舍利塔的原址之一——阿育王寺,影响力遍及海内外。尤其特殊的是,历史上,有众多韩日高僧曾在这里学习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