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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纬(1917—1994)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以治大藏经目录版本学和傣族佛教为主。20世纪50年代,他所发表的有关介绍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藏经目录和僧阶的文章,开创了我国当代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之先河,有不可磨灭之功。改革开放以后,童纬先生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目录的整理,对《中华大藏经》的编撰做出了贡献。这里发表的译经目录和译者小史即是当年童纬先生辛勤成果。前人之师不可没,我们今天能取得不少佛学研究的成果,除了依靠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与完全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外,还与老一辈佛学家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发表已故的老学者的遗著,让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偏废,是我们后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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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考证,纠正了以往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佛教学者在《毗卢藏》和《崇宁藏》的收经数及总函数问题上的错误说法。同时纠正了认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后所附之经籍为《毗卢藏》所收的错误看法。从而为《中华大藏经》最后部分的目录的编定提供了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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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重新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出版。 《大藏经》这部汉文佛教经典的汇总,简称《藏经》,也称《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包括天竺和中国佛教著述在内。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开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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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要求,2007年11月4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委员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宣布《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正式启动。91岁高龄的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著名佛教研究专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主编任继愈先生出席会议。来自国内各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编委会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长杜继文研究员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方广教授介绍了《续编》前期所做的部分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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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以下简称《目录》),1981年第二次印刷。 这本《目录》出版后,不少图书馆或个人把它作为工具书使用,这当然是对的,但它的价值远远超出工具书的范围,而是一部具有相当高学术水平的书,是吕澂先生佛学研究成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它在一个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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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自20世纪30年代《金藏》重现于山西省赵城县(今已并入洪洞县)广胜寺后,学界关于该藏雕造地的认识长期以来都较为统一,皆认可民国学者蒋唯心所提"大藏经版会设于解州静林山天宁寺"[1]的观点,即该寺为刻经枢纽所在。张秀民则认为雕印地"天宁寺"在"绛州太平县",却并未说明依据[2]。蒋说遂成为学界日后的主流意见。至21世纪初,随着刻于元大德元年(1297)《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进入研究视野,该碑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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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是一代宗师。我在青年时期就久闻其大名。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文史哲专业的大学生必读的经典著作。但是，真正有机会零距离地接触任先生，却是在先生90高龄之后的岁月里。如杜继文老师所说，任先生在89岁辞去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后，集中精力做两件大事。一是整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启动《中华大藏经续编》的工作：一是推动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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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重要的佛教经论和资料都保存在中国的汉文、藏文、傣文佛教经籍之中。为了适应当前的大好形势,对于我国的佛教《大藏经》,实有重加整理、编纂、刊行之必要。一九六二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各方面的要求,召集了会议,决定重新编定《中华大藏经》。首先的工作是编定目录,然后再选定古刻本,加以校勘,影印出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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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华书局承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计划分装二百三十册,印制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今年将出版前五册。《中华大藏经》收录佛典著述共达二万三千卷,是目前海内外收集最全、底本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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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宗教文化》2021,(1)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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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万历版《甘珠尔》的版本概述据载，藏译古印度佛教经论大约从7世纪中叶开始，历时一千多年，从吐蕃王朝的第33代国王松赞干布(604-650)在位期间开始。北传《大藏经》一般以写本和刊印两种形式传播。从出土的单刻经卷和佛画残片来看，刊印藏文文献至少从西夏时期已经开始，据记载藏文刊印《大藏经》从元朝开始，也发现了一些具有明确记载的单刻藏文刊印文献和插图，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遗存下来的刊印藏文《大藏经》实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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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两部早期的佛教目录,是汉文大藏经史写本阶段的酝酿时期。本文试图对它们进行梳理,比较它们对"疑经"、"伪经"、"抄经"、"异出经"、"失译"等目录学术语的不同诠释,从而探寻佛教早期目录学的发展轨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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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汉文大藏经从古到今的编藏理路作了简单梳理,指出古代编藏主要出于宗教目的。日本《大正藏》的编纂,体现了大藏经从宗教性向学术性的演变。而大陆《中华藏》的编纂,则进一步将大文化理念引进大藏经的编藏实践。文章最后对目前编藏工作的开展提出个人的一些设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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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杨超同志的《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一文(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很受启发,电有一些不同意见。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矛盾论》的精神实质,我也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意见,并与杨超同志商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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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上福建的佛教,以宋代最为隆盛。当时同在福州的两个寺院,就先后刻了两部大藏经。一是东禅等觉院的《崇宁万寿大藏》,一是开元寺的《毗卢大藏》,两藏同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但是历时将近千年,这两部大藏的遗物,在我国久已无存(闻太原崇善寺藏有若干《毗卢大藏》残卷)。只有日本还保存数藏,都已成为国宝。我国佛教学者对此的研究似不多见,甚至连它的名称也少有所闻。六十年前,日本佛教学者常磐大定博士来华,考察佛教史迹到福州时,在踏查东禅、开元二寺之后,毫无所得。他曾感慨地说:表现福州佛教文化的是雕造两部大藏经的事。一部是东禅等觉院刻的,一部是开元寺刻的,两者同称为福州本。福州本是按照蜀本五千四十八卷,增加新译经论和此方撰述。这个大业,完成于民间之手,而且刻了两部,这是文化史上一大事业,可说是福州莫大的光荣。但关于这个大业,却没有什么资料可得,《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都没有什么记录。甚至当地也没有口碑流传下来。现在只有开元寺某条街名,被称为经院巷,约略可以推察是从前藏过大藏经版之处而已。余闽人也,早知福州除鼓山、雪峰等名刹外,市区还有东禅寺、西禅寺、开元寺、法海寺、庆城寺等许多寺院;但于东禅、开元两寺在宋代曾刻大藏经的事迹,一向并未留意。最近偶然看到1958年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六巷第二号、第七卷第一号),先后载有小川贯式氏的《福州崇宁万寿大藏的雕造》和《福州毗卢大藏经的雕印》二文,引证繁博;虽然时隔三十年;对我仍有启发,因而翻译,分两次发表,以饷读者。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