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中的孔子形象

本文从《庄子》的有关记载中,发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既“具有道家思想的儒者形象”,又有“道家的反面形象”。进而又从书中“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儒道两家之间既互相矛盾又互相渗透的关系。     

清初私家修史成就举要——论《明季南、北略》的史学价值

清初史家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是反映明清之际历史时势的两部重要史著.其丰富的史料内容,多体裁综合运用的编撰特点,以及鲜明的史论特色,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考察同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苏辙《春秋》学的特点

与北宋流行的以孙复、刘敞、孙觉等人为代表的“新《春秋》学”乃至先前三传专门之学相比,苏辙的《春秋》学表现出显明的特点以《左传》为本;迁经以就传;“不专为例”;尊王而又是霸;持绝然对立却又渐进“楚”的夷夏观。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道家精神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家哲学思想的精神,其理由是：方东美对孔 子后从孟子直到当代新儒家整个儒家传统基本上持一种批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否定的态度,而 他对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不仅全无批评,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热烈的歌颂; 方东美是依据道家的开放心态来批评宋儒的固陋狭隘的心量,批评儒家以“道统”观念排斥异端;他 认为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哲学与艺术的综合融贯,在艺术才情上儒家不如道家;在他看来,讲哲 学就要讲本体论,而且更得讲超本体论,儒家仅仅停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道家则既讲本体论又讲起 本体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灵魂是道家的哲学思想,他追求的是道家的精神境界,自觉地在思想上。 精神上和艺术才情上与道家思想认同。     

论儒释道三宗的和谐理念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念。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并立、相融和共存,丰富了和谐精神的内涵。和谐精神施于人和自然,就是天人合一,表现为宇宙秩序的和谐;用于社会,就是仁民爱物、内圣外王,表现为社会秩序的和谐;用于个体的修身养性,就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表现为自我身心的和谐;用于国族之间,就是协和万邦,讲信修睦,表现为国族关系的和谐。     

儒道的人生进退之道及其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的 ,因而主张积极入世出仕 ,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 ,因而主张出世退隐。这两种人生态度自古至今对中国士大夫和百姓的人格塑造和人生态度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人相别: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天主要指自然之天,人主要指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明。天人学探讨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思想家们一致坚持天人相别说。孔子罕言天道、远离鬼神,从而倡导人道。孟子以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然之天取代自然之天,回避天道。荀子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老子》以为天道无亲,以区别于亲亲之仁道。《庄子》提出天人不相胜,以为天人之道不同,主张存天道而灭人道。墨家将世间分为天、鬼与人三等,在区别天人的同时,力图将人道输入天道,看似统一二者,实则弘扬人道。这便是先秦儒墨思想家们别天人的目的:通过分别天人,削减天道对人道的影响力,以突出人道的地位。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共经历过四次编修,邹县孟氏《三迁志》也三次修纂。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群聚现象,具体表现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体例内容相互借鉴,编修人员交集并处,修纂意旨彼此关切。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孔、颜、孟三者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同时,明代尊崇儒学,志书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     

先秦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的丰富发展

“无为”思想源于道家,但并不为道家所专有。本文试从儒家对道家“无为”思想丰富发展的角度,力图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无为”思想在儒家的发展轨迹。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     

《黄老帛书》成书年代的新假说

关于《黄老帛书》的成书年代，学界有五种意见。分别是“战国早中期之际说”、“战国说”、“战国末年说”、“秦汉之际说”和“汉初说”。比较各家考证过程，尽管结论不同，但在前提性的假设、目标追求和基本方法上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前提性假设的相同。表现为考证者都设定：帛书代表着黄老学派的起点；目标追求上的共同性，在于考稽者都试图将帛书的成书时间框限在某个相对狭窄的时段内；在考证的方法上，各家都运用了比勘法和推测法。笔者认为，考证帛书的成书时间，必须打破上述三个方面的执著。帛书可能是自战国早中期之际到秦汉间，经过多人整理充实而形成的。本文于此谨就其成书于秦汉间的可能作两点补充论证。第一，帛书中对复国封国现象的肯定可能反映着秦汉间列国关系；第二，帛书中的黄帝形象在政治方面不排除影射秦汉问某些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可能。     

“高尚”并非儒、道隐逸的共同性质——论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论《易传》的学派属性--与陈鼓应先生商榷

关于古书学派属性的判定 ,首先应辨析其最高范畴与核心理念 ,其次应观其学术方向 ,看其学其术到底要把社会引向何方 ?最后还要考察其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由是观之 ,《易传》为儒家的典籍 ,殆无疑义。陈鼓应先生所说《易传》与黄老、稷下道家之同 ,只是表明了《易传》对此两派道家之影响 ,而不是相反     

《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探论--兼论儒、道、《易》的语言哲学思想之异同

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育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早期儒家的道家化

儒家的道家化和道家的儒家化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儒道两家从他们的创始人开始,便有着思想上的对话。战国中期以后,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里,稷下道家在伦理思想上吸收儒家的仁义学说及礼制文化;儒家的孟、荀在哲学上接受道家的宇宙论、自然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先秦儒家的道家化乃是指儒家在哲学上的道家化,而所谓稷下道家的儒家化,乃是指稷下道家在伦理学上的儒学化。     

从《儒家哲学》看梁启超的哲学史观

《儒家哲学》是梁启超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力作。研读斯著 ,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许多深刻新颖的见解 ,而且能够寻绎出梁氏独特的哲学史观。其哲学史观之内容 ,约有三端 :其一 ,哲学之内涵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而是有地域之分和民族之别的 ;其二 ,不同哲学间的冲突和调和是哲学发展的内在根据 ,社会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哲学发展的外在根据 ;其三 ,诠释、分化、补充和修正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梁氏在哲学史观上的系列观点 ,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仍不乏借鉴意义。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学术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与稷下道家的相关思想之间有密切的理论联系。荀子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官天地”“裁官万物”等重要思想皆吸取了范蠡、帛书《黄帝四经》、《管子》相关思想并对之进行了理论提升。同时,对荀子思想的拔高和过度解读在理论界已流行多年,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制造“三代”——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

儒家在《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三代观念。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于礼。从《礼记》等资料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于祭礼。儒家用德来解释三代历史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为解释历史的模式。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否定儒家建构起来的三代叙事,但在儒学内部三代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