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分配正义的理论论辩

全球分配正义理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全球分配正义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人们生活中所产生的利益或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因此,它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权利获得什么,以及谁实际上应该为我们提供那些我们有权获得的东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全球分配正义理论论辩的基本框架,即两种区分、四种理论:关系主义和非关系主义理论、平等主义和底限主义理论。关系主义理论试图通过指出"这个世界的某种特征和状况"这样的事实来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存在提供理由,而非关系主义理论则用强调"人人具有平等的道德地位"这一事实来为正义必须跨越国界提供辩护。底限主义者认为全球分配正义的关注点应该仅仅聚焦到人的基本需要和对严重贫困的缓解上,平等主义者则强调,即使我们缓解了贫困和满足了基本需要,分配正义仍然有正义的理由去反对已有的全球不平等。文章最后分析了底限主义与平等主义从国家责任、平等的公制、民族身份、国家强制等方面就"正义"是否应该跨越国界所展开的论辩。     

正义: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

<正>义是理念,理念在历史中显示。非正义是与正义相关而不是相反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种事态。鉴于非正义所指事态的多样性,正义理念可被赋予以下内容:个体的基本权利必须被保护和行使;在某时期的实际条件下,这些权利的诸意蕴必须在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被诉求和实行。正义由此显示为一个元-原则,并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中得到充实。当前,自由市场和人权的结合加剧了社会和全球非正义,加剧了国家之间和内部业已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保护作为清晰思考和界定的基本人权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出路。     

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到全球正义:一个错误的跨越

把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范围,这是一种富有道德吸引力的理论尝试。全球正义理论强调富国及其公民们对于全球平等分配的道德责任,但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学说,它没有对国家代表公民们去行动的道德资格提供说明,从而没能证明富国的公民们为自己国家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的条件。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回到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主题上来,而由于国家权力的双重强制性特征,将其正当化的方式就只能是找到公民们能够同意的原则。从平等的公民身份出发将国家权力正当化,这恰恰是罗尔斯式分配正义的真正理由。当国家权力以这种方式被正当化之后,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国家边界继续视为一种道德上任意的因素,从而也就无法迈向全球平等分配了。     

社群主义的全球正义困境:以戴维·米勒为中心的讨论

戴维·米勒所建构的现实主义的全球正义理念虽然为民族自决和对民族同胞的偏爱情感提供了空间,但其理论仍然面临许多难题:作为其全球正义关怀之终极单元的人的概念(即需要帮助的受动者和具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既缺乏足够的规范内涵,也不具有“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概念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难以成为全球正义理念的人学基础;综合个人道德与制度伦理双重视角的全球正义进路误解了全球正义的约束对象,把基于自然人格的自然义务与基于法理人格的人为义务混为一谈;强调国内领域与国际领域之截然二分的情境主义的二元论正义观忽视了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的本质联系,低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潜能。     

正义真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吗?

“正义只是一种补救性德性”在今天成为了一种盛行的观点,这种观点受到休谟的正义环境学说的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实际上广泛接受的只是正义环境论说的第一部分: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或仁爱不足和资源的适度稀缺.而对于补救观重要的则是环境论说的第二部分:什么因素使得正义是不必要的.然而,人们从这个部分推出补救观的过程中有着不少的混淆.第一个是混淆了仁爱的规范用法与描述用法.第二个是混淆了狭义资源与广义资源,从而误解了仁爱的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第三个是混淆了矛盾与冲突.第四个是混淆了正义的本质与正义的执行条件.混淆的澄清最终表明:正义并不是补救性的.     

全球正义:平等主义的范围之争

一些政治哲学家支持国内平等主义,但反对全球平等主义。他们强调国家的特殊性以及全球领域与国内领域的不相似,主张将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限制在国内。然而,这两种理由都不能否定全球平等主义。两个领域存在很多相似性,支持国内平等主义的理由也是支持全球平等主义的理由。国家的一些特征不是平等主义的必要条件,因而,全球平等主义不依赖全球领域是否与国内领域存在相似的特征。全球平等主义体现了作为道德、政治和社会理想的平等。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吗?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本文在澄清这一论断含义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表明它是不能成立的,并进而指出罗尔斯之所以会提出这一论断,是因为他混淆了"什么是正义"与"国家应当做什么"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全球正义:问题与焦点

自罗尔斯<正义论>问世之后,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研究在西方学界逐渐兴起.近年来,面对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及其给全球秩序所带来的挑战,我国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全球正义问题.何谓全球正义?全球正义研究的主要流派有哪些?全球正义是否有实现的可能?本文拟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梳理和分析.     

全球气候正义与平等发展权

保护全球气候安全的道德命令使得当代人类面临着环境与发展之间的两难困境:有限的环境空间无法支撑所有国家继续沿着高碳排放的模式继续发展自己。如何公平分配有限的全球排放空间成为一个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正义的全球排放分配方案必须要处理好环境权、生存排放权以及发展权三者的关系。基于生存排放和奢侈排放在道德上的不同分量,我们应该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排放权以优先性;而基于平等的要求,我们应该在保证全球环境安全的限度内优先赋予发展中国家发展权。要实现这样的道德诉求,发达国家就必须首先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留下充足的排放空间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于平等发展的排放要求。文章试图在保护地球安全与实现全球发展正义的双重道德命令下,为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发展权进行道德辩护。     

正义意味着什么

与自由、平等、法治和民主等观念相比，正义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观念。正义观念之所以难以把握，乃因为它是形式的，没有固定的内容。因此，我们要想弄清楚“正义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对它加以进一步追问。从历史上说，有三种关于正义的追问，即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从逻辑上说，也有三种关于正义的追问，它们是“什么的正义”“什么是正义”和“谁的正义”。历史与逻辑的追问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对正义的追问可以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前现代的追问：什么的正义”“现代的追问：什么是正义”以及“后现代的追问：谁的正义”。正义不仅是形式的，也是程序性的。正义的形式性和程序性表明，正义的实质性内容是由政治价值赋予的。     

从"作为公平的正义"到多元正义——罗尔斯、沃尔泽的正义理论评析

柏拉图曾一再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1]尽管他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却已指明正义是“四德”(智慧、节制、勇敢、正义)之一。因而,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B.巴里指出,柏拉图提出的正义问题“开创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哲学”[2]。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正义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论正义的环境——兼论代际正义的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休谟曾经说过,正义是一种人为的德性。这就是说,正义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正义是“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取的人为措施或设计”(休谟,1991年,第517页),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人们用来指导各种社会安排、以便使人们的不同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互利合作条款。正义是特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产物:只有在这种特定环境中,正义的出现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这就是当代正义理论中所谓“正义之环境的学说”(doctrineofthecircumstanceofjustice)。它涉及正义的理论预设、逻辑基础、本质属性和证明方法。关于“正…     

“正义论”蕴含医疗公正吗?

本文试图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例,从博格对于罗尔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之重建以及丹尼尔斯对于"健康需求之特殊道德重要性"的阐释出发,分析并揭示一般性的社会正义理论框架如何能够蕴含一种合理的医疗公正理论。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表明,医疗(或健康)公正理论的完善,不仅限于医疗保健资源合理分配理论的确立,这是因为健康需求的道德特殊性决定了所要建构的医疗公正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背后深层次的"健康之社会性决定因子"缠绕在一起。医疗公正理论的建构并不因其与一般性社会正义理论的兼容性而丧失其独立性,医疗公正作为实践伦理研究课题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弥合理论与实际问题的鸿沟,而这正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医疗公正观的目标所在。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分配正义论述介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讨论分配正义问题而不提及约翰·罗尔斯,几乎是不可能的。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后,诺齐克、贝尔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从“右边”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太迁就平等主义了。而从“左边”提出批评的也不乏其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著名哲学家尼尔森(K·Nielsen,1925—)认为,任何不能严肃考察无阶级状态之可能性的平等观,都是不彻底的;超乎罗尔斯式平等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是可以辩护的。     

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认可的相关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实证性的科学理论;马克思涉及正义问题的论述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正义主张的批评,另一类则隐含在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谴责和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批评中。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指的只是隐含在第二类论述中的马克思对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看法。马克思实际上持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正义观念:一种是涉及资本主义剥削的正义观念,即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说到底是因为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本应属于工人的剩余产品,另一种是涉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弊病的正义观念,即由非选择的偶然因素所导致的人们实际所得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在内容上互不涉及、在来源上互不相干,在观点上互不否定。     

论种际正义及其生态限度

种际正义就是合理处理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关系的正义原则,它分为种际同一性正义与种际差异性正义两种.种际同一性正义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生物物种的平等,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无限欲求支配下产生的生态失衡问题.     

罗尔斯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矛盾与冲突

罗尔斯自己说过,“将正义延伸到包括我们对未来各代人的义务(包括正义储存的问题)”,是他的正义理论所遇到的四个难题之一。正义的储存原则是代际正义的主要内容,但是,“至少在目前我们不可能对应当有多高的储存率制定出精确的标准。资金积累和提高文明、文化水准的费用如何在代际之间被分担的问题看来不容有明确的回答”。所以,代际正义问题“使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极严重的考验”[1]。通过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与其一般正义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将会发现,罗尔斯的这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表白或许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