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伦理精粹与中华民族精神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伦理精粹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从其崇仁重义、尚礼贵诚、重智尚勇、贵和执中、与其倡导的自强厚德、爱国奉献、治世理想、内圣外王以及其思想特征等方面加以论述。     

谈谈中国民族之精神

中国民族之精神,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因为儒家的“仁”与墨家的“兼”以及我国现行道德总原则,大体说来,乃是同一概念：无私利他或利他主义。     

先秦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价值之考量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道德原则体系呈现出三层结构的样态,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人文伦理价值体系。而贯穿其中的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可以概括为对"自我完善"及"兼善天下"的自由、平等、理性与完满的价值追求,具体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其实质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是自律价值与他律价值的统一。这种先秦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中国的伦理价值系统既具有补充与匡正的意义,又具有向现代伦理精神转化和创生的内在机制。     

儒家道统与民族精神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民族精神就是寄寓于民族躯体之内的灵魂,是民族的生命之泉、文化之本、价值之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恰当的表述就是一个"道"字,因为代表中国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都讲"道",但作为民族悠久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深含在儒家之"道"中。宋代朱熹的新儒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道统,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格局,从而使原始儒学的道统实现了"变轨"。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     

略谈孔子"论政"——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

本文考察了孔子“论政”和孟子“仁政”、荀子“礼治”以及儒家经典《大学》、《礼运》、《祭义》篇与《孝经》等所体现的政治与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评述了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政治与伦理相互关联的认识和论述。认为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应给予历史主义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所包含的民本、民主、贵民等积极因素,借鉴其德治与法治统一、个性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统一、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统一的安邦治国的慧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论作为美德的勇敢——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之比较

勇敢是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德性细表中共有的一个重要美德。两家都赋予其中庸/中道的限制,并明确指出其地位重要但绝非首要,此相同之处反映了人类早期不同文明所具有的共性;两家赋予勇敢美德不同的运行机制、概念外延和发展曲线,反映了中西两大文明的各自特色和不同走向。     

差序格局下的苏商伦理——兼论儒家经济伦理与近代苏商精神

从明末清初到近代的几百年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动导致传统儒家经济伦理与苏商伦理精神发生直接冲突。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苏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儒家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差序梯级形态,推动苏商逐渐形成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具有江南地方文化特征,兼收并蓄、融合并包的完整的苏商伦理体系。     

论儒家思想中的"人"与"自然"之关系:兼论其21世纪之启示

本文探讨儒家思想传统中“人”与“自然”之关系。本文先从比较文化史视野,析论中国思维方式之特质在于“联系性思维方式”。本文指出,儒家思想传统以“联系性思维方式”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儒家思想家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连续性与一体性之关系。这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本性。“仁”既内在于每个人的心性之中,又超越于每个个体之上,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而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连续性与一体观的建立与发展,正是以人“心”之自觉为其基础。     

略论儒家心性修养论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探讨儒家心性修养论,在批判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服务,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任务。     

论先秦儒家的生命价值观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人应该“忌谈死亡”而“注重人生”。怎样对待“生”呢？应该“善生”、“乐生”、“荣生”。怎样对待“死”呢？应该“不怕死”、“蹈仁死”、“死后哀”。而要达到人们对他的死而“哀”时,就必须生而“荣”也。这就是先秦儒家“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的生死观。后来毛泽东对革命烈士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就是对儒家的这种生死观的升华。     

儒家真精神——“时中”

儒家时中是中和世界观和中庸方法论的统一 ,时中的内涵实质在依时而中、与时俱进 ,儒家的时中观包涵着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 ,包含着强烈的适应进取精神 ,蕴涵着鲜明的知识理性内容。时中是儒家的真精神 ,是中华民族的真精神 ,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精神。     

浅论先秦儒家的善与不善概念——兼析孟荀的人性善恶之辩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常以善与不善为相对的伦理范畴.孟子以善为主导而引出不善,故强调知心尽性、存心养性.美与恶作为相对概念另有含义,涉及伦理道德时,则显示程度上的特质.其间深意,于今仍有启示.     

《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

《尚书》名称的真实意义是 :上古流传下来的、受到儒家特别是孔子尊崇的、记载古代贤王明君事迹的典籍。从《尚书》人物与儒家宣扬人物的一致性可知 ,周初以来就存在一个从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公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天命的传承系统 ,道统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孔子、子思、孟子到司马迁继承并总结这一政治传承系统 ,其思想源自于《尚书》等政治典籍中。大统一时代的汉代儒学结束了战国以来各自纷争的局面 ,以顺应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的需要 ,这与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思想的提出是相呼应的     

论民族精神的社会功能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积极健康价值观的集中表现,对一个民族的存在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构筑民族精神家园、增进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展示民族形象、推动民族发展等方面.民族精神中所蕴涵的才智精华,是指引和推动各民族甚至人类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智慧资源.     

论《乐论》与《乐记》的根本区别——兼论占星学对于先秦儒家礼乐思想的冲击与整合

The core idea of On Yue (《乐论》) is that Yue makes people harmonious (乐和同), and Li shows people’s differences (礼别异). And the core idea of Yueji (《乐记》)is that the great Yue is a kind of harmony of sky and earth (大乐与天地同和), and the great Li has the same order to the sky and earth (大礼与天地同节). There are som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On Yue (《乐论》)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nd developed the early Confucian thought of Li (礼) and Yue (乐), and concentrated on Xunzi’s view of social reality then. Yu...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与胡军教授商榷

本文不赞成将方东美视为当代新道家.本文认为,不能因为方东美轻<论语>、反"道统"、赞道家、批"后儒",就断然否定方东美堪当现代新儒家.因为对方东美来说,这都意味着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予儒道两家的学术贡献以客观的评价,决不是为了推崇道家而彻底否定儒家.为了证明这一论旨,本文不但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道家观以及他为何批评儒家、怎样批评儒家,还针对胡军教授的观点,就六个问题展开讨论.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答蒋国保先生

本文认为方东美的哲学思想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是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本文的主要篇幅分析了方东美所谓原始儒家的含义,指出方氏以<尚书>和<周易>来讲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误解或曲解,他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所以把方氏视为当代新儒家当然是对一种误解的误解.     

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的特点

先秦儒家教育虽然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等三方面的内容,但重视道德教育是其重点。先秦儒家重视道德教育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以人禽之辨为基础,二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三是能够达到提高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气质的良好效果。它虽距今2000多年,但仍对当代教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邓小平与江泽民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忧患意识传统。邓小平、江泽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人民的幸福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的忧患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但由于时代的变化 ,又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