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甘泉“随处体认天理”说的哲学含蕴

陈白沙与湛甘泉书称:“发来书甚好。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黄宗羲称:“先生(指湛甘泉——本文作者)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明儒学案》卷三十七,《甘泉学案》)依比,显见湛甘泉是以“随处体认天理”说,与陈白沙的“主静”说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相区别和相发明的。那么,湛甘泉这一学说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它在心学与理学的抗争以及心学的发展史上有什么意义呢?     

致良知与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与湛若水哲学之比较

明代的心学运动,有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与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领导的江门学派并行放世。王阳明与湛若水学问之旨趣大体相同,都标榜一种自得自成之学,认为心即是理,涵养体认的工夫唯在心上做,从而都把自己的学问称之为“心学”。但是,这只是基本立场的一致,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仍存在许多不容不辨的区别。黄宗益《明儒学案》之《湛若水传》中,简略而又精要地指出了二者之间的不同：“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对“天理”与“良知’文理解自题,可以说是湛、王论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两人学说的其他方面之…     

甘泉哲学体系及其后传研究

甘泉即湛若水（1466—1550）,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王阳明齐名。据记载．他与阳明“分掌教事”。当时学者“学子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递相出入也。”以明伊学案》,中华书局版,第876页）然而,甘泉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也很不充分．目前面世的研究专著只有日本志贺一郎的《湛甘泉研究》、《湛甘泉学说研究》、《湛甘泉的教育研究》（日本风间书房出版社）以及笔者的《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等,研究的不充分使得人们对于甘泉学说性质的认识众说纷法,莫…     

“养中”与“格物”:蔡汝楠对王、湛之学的融通

甘泉学派是中晚明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的存在。两家虽然学术宗旨相异,但并非泾渭分明。不论阳明后学还是甘泉后学中,一直有主张融通的声音。本文以甘泉后学中以往学界缺乏研究的蔡汝楠为例,通过对其“养中”与“格物”观念的分析,探讨其对于王、湛两家之学的融通。在蔡汝楠看来,其“中”与“养中”的观念可以消解“良知”与“天理”之间的紧张,使得本体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得到统一;其“格物”观则可以将“致良知”和“随处体认天理”统一起来,避免双方之间的彼此攻讦。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蔡汝楠的“养中”和“格物”,正是颇能体现其自觉融通王、湛两家思想的观念。     

北方王门后学孟秋之良知学发微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孟秋主张现成良知之说,故工夫上简而不烦。依照阳明学的内在理路,梨洲此说甚确。然就其学说的整体而言,孟秋不仅学宗阳明,且回溯孔孟周程,提出了以"志仁"、"求仁"为宗旨而收摄良知之学于其内的独得之见。基于此种见解,本文对孟秋以成圣为目标的诸说展开分析,并着重对以此目标为导向而展开的含摄良知学于其中的本体和工夫论展开讨论,分析其良知学在体用一源的架构统摄下的丰富义理内蕴和工夫面相,以见其对阳明之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     

罗念庵思想研究述评

罗洪先(1504～1564年),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念庵之学,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地域划分法,属于江右王学;以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的学术特征划分法,与聂豹(字文蔚,号双江,1487～1563年)同属于归寂派。学界对于罗念庵的专题研究不多,且有争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念庵思想总体上仍以“主静”、“涵养心体”为主旋律,不能相应于阳明学甚至接近朱子学。然而,念庵之学因其致良知工夫践履严谨笃实、且有实证良知本体所印证的可行性,深受中晚明学者青睐,被刘宗周、黄宗羲等推崇为得阳明正传、补救王学之弊的功臣。近年…     

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理学史观点

《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是以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为主线来编纂的,它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辨析了理学家的学统师承关系,是我国最早的自成系统的关于宋明时期的理学史专著。北宋初胡瑗、孙复开义理说经之风,倡“明体达用之学”于苏湖、齐鲁,是为宋明理学之开端。北宋中期,周、张、二程阐发“性道微言”,弘扬孔孟正学,创立濂、洛,关学,奠定理学的基础。及至南宋,朱熹集二程以来洛学之大成,故学者以程朱理学并称。与此同时,陆九渊以“发明本心”为宗旨,别立心学一派,经元代朱陆合流,其学式微。明初陈献章承其余绪,开启明代心学之先河。至明中期,王守仁继起,集陆九渊以来心学之大成,故学者以陆王心学并称。故米明理学之发展演变史即程朱、陆王两派的盛衰史。而两派的学统均溯源于濂、洛之学,故自南宋以来,和会两家学术异同之风不变。《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的编纂,它的理学史观点,均符合宋明理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从心的二重性看王学的特点

王阳明的思辨体系以良知为其逻辑起点。王氏在以理为良知的内容的同时,又赋予良知以吾心的形式,这种包含二重性的良知既不同于朱熹的超验天理,亦有别于禅宗的自心与陆九渊的吾心,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就主体意识而言,正是从良知的二重性出发,王氏一方面注意到了个体在是非判断与价值评判中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以普遍之理规范主体的思维、意向活动:这里既有反对相对主义的一面,又有以天理抑制主体的独立思考的一面。就心物关系而言,王氏既以良知为万物的普遍本体,又强调其流行发用于具体事物之中,这种心物一体论带有明显的泛神论性质。王氏的的以上诸说不仅在中国哲学的逻辑演进中留下了独特的历史轨迹,而且涉及到了若干至今仍值得反思的理论问题。     

王时槐的性灵说

本文以王时槐为主要对象考察阳明学中性灵说的含义。王时槐以良知为性之灵,既具有天理的道德内涵,又具有虚明灵觉的作用形式。性灵和意与形之灵不一样,性灵是天理的灵明呈现,而意与形之灵是情识知觉。性体充满宇宙而发窍于人之心,故宇宙以人为万物之灵,这是以性灵说为基础的人本主义思想。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论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功夫

宋明儒学不仅有自身独特的理论体系,也有与之相应的功夫体系。明儒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功夫论,则是构造此功夫体系的重要部分。而从"天理"、"体认"、"随处"三个关键词来解析湛氏的功夫理论,将看到其核心是避免修养实践偏于"动"、"静"一隅,而是打通二者,兼蓄"动""静",这对于引导明末儒门功夫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论刘宗周心学的理论构成

<正> 当晚明衰世,刘宗周一生在政治上并无大的作为,但在学术上却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的全部学说,以“诚意”为根基而以“慎独”为宗旨。本文论述其心学体系的理论构成及各理论间之内在的逻辑关系。一、意念内涵的界说在总体上,宗周之学是当阳明末学流于种种弊端之后而在学理上对其提出的某种匡救。他评论当时学界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智者之过也。夫阳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离,姑借     

清华简《筮法》补释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筮法》既已刊布,学者多有研讨,今就众说之未尽处,试作考索。所论有三,一曰六■,二曰■■,三曰八卦吉凶。《死生》章所谓"六■"者,学者或合观左右卦,以六爻之位皆有阳爻解之,然其说与"五■同弌■"相迕。疑之者以六甲孤虚解,然说类纳甲,去孤虚之法远。今检讨二说,详考筮例,排除以四位卦之卦数、爻题、经卦阴或阳画数定■之诸多可能,而立论以左右别卦合爻之含阳及纯阴者为■解之。《得》章所言"■■"者,或以为上兑下巽卦画相覆,或以为含倒数之兑卦,然皆不合筮例,今立论以"■■"为含恶爻之兑卦解之。"八卦吉凶"者,以乾坤二卦吉凶为难辨,或依《乾坤运转》章径定乾坤二卦除恒吉日外依巽艮之吉凶为吉凶,今据包山楚简所载筮例而驳其非。文章于其馀六卦吉凶筮例之解说,亦有所补正。     

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了使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更具现实性,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他改造先秦儒道之"日新"、"扩充"、"止于至善"与"自然"、"不见可欲"、"少私寡欲"思想,认为应当保有赤子之心,修养心性,但不能复归于婴儿;应当以天理为主导,"少私寡欲",但不必"不见可欲";应当"扩而充之","止于至善",下格物致知穷理功夫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使天理与纯真自然在大人心中有机结合。本文依据朱子对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三个层次的解读,意在阐明朱子重释先秦儒道哲学的意旨与路径。     

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明儒邹东廓的良知学简述

作为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学以"戒惧"为宗旨,较为明晰、简捷,于阳明之教又无走作,看似只是谨守师说而已,但是否如学者所说只是"守师说而无逾越"、"顺适"而已呢?较之龙溪、心斋、双江、念庵立说之特色鲜明,东廓的一惟师说是守则不显特色,因而往往容易被归于平实,相应地,对其思想的研究在数量上相比于对前面所列诸子的研究都要少许多,且多散见于各种明代哲学史、思想史或阳明学研究的著作中。其次,从相关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对邹东廓的思想的定性与定位存在分歧,如牟宗三、侯外庐、蔡仁厚等先生认为东廓最能发明阳明致良知之旨,为王门宗子;木村庆二、吉田公平等人则认为东廓之谨守师说与阳明致良知说的排斥僵固的开拓、自由精神相悖逆,因此非但不是王门正宗,反而是阳明学的保守派;另有学者以程朱-陆王的理学架构来判别和疏解邹东廓的思想,如冈田武彦、容肇祖、唐君毅、劳思光等人皆认为邹东廓的"主敬"、"戒惧"思想具有接近或通于宋学尤其是程朱之学的倾向。再次,前述建立在流派判分基础上的研究往往导致对邹东廓思想内涵的发掘偏于疏阔,常沦于概括性地概说而未能展现东廓思想的个体特色。因此,本文从邹东廓立说的过程入手,对其致良知说的建构过程展开分析,以见邹东廓之学的特色。     

说“良心”

<正> 最近,面对着拜金主义的泛滥,谈论良心的人又多起来了。“良心”这个词,对于理论界真是久违了,学者们不大从正面说它,似有意回避,提到的地方也是带有批判性的。不讲良心的结果,泯灭天良的事便多了起来,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多数人日受其害,于是人们又重新呼唤良心的归来。道德的败坏当然有十分复杂多重的原因,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理论上对“良心说”的全盘抹杀,使许多人错误地以为良心无用、良心不好,也是重要的导因之一。“良心说”最早由孟子提出,他有一句话:“其所以放其良心者”(《告子上》),朱熹注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孟子更喜欢用“良知良能”来表述人性中之善端。王守仁上承孟子,以“致良知”而著称于世,“良知说”由此而大放光彩。学术界虽多讲     

论王阳明的立诚说

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立诚说,旨在对治虚伪的世风,并用诚意统率格物以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流弊。其立诚说包括诚和立诚二方面内容:诚是天理,涵物理和伦理,它是心之本然状;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义。发明致良知后,王阳明的立诚说有新发展,一是申明诚是万物的存在依据,二是立诚说由之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向关注道德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终究没让立诚说而是奉致良知说为学术宗旨,立诚说终被致良知说所含纳,这是因为:立诚说须以良知及其发用作为其终极根据;致良知说是对立诚说的传承和发展,且比立诚说博大和精致。     

朱熹早年仁论的思想世界——李侗仁论思想探赜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对求仁之方、仁体论与仁学的现代转化的考察是儒学史的主体内容。宋代新儒学,从二程到朱熹,仁说思想渐成体系。朱熹仁说是宋代仁体论的代表,李侗对朱子学仁说思想的建构具有较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相对于胸中“全无见成规模”时的朱熹注重从宇宙论阐发仁,李侗注重将仁诠释为天理统体,诠释为贯通于万事万物之中的生机之根源。他还把这个根源理解和诠释为天理之未发,将人对天理根源的体认、察识理解为人心之已发,主张人应当注重在静中洞察此天地未发之理,最终将这种体验提升为对宇宙生生不已之仁道即“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气象的把握。考察朱熹早年仁论与李侗仁论思想,对于把握朱熹仁说思想以及宋代理学家仁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论朱熹“会归一理”的历史哲学

朱熹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巨大,不仅修史者奉为圭臬,而且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往往据为准绳。 一 朱熹认为,历史是“致知格物”的儒者所宜从而取得感发的一种学问。历史上的是非论争,应诉之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这就是说,要从致知格物的高度,要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朱熹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资治通鉴纲目序》)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