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脫了殖民桎梏的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

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民族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者大谈“不发达国家在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国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的革命斗争任务。作者完全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线,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企图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观点,用改良道路代替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亚非民族民主国家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职能”,它“在客观上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按照作者的看法,亚非地区的无产阶级可以完全放弃在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作者企图对亚非人民进行说教:他们完全可以建立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似乎不经过革命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亚非国家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的后半部详细叙述了一些亚非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作者大谈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似乎这些国家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党空喊几句“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工作,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因此,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无产阶级要求什么样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它同无产阶级要求的国家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现代国家到国家完全消亡的历史演进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或“(半资产阶级)国家”、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四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以彻底打碎传统国家机器为首要条件，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是推动实现人的解放的政治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在狭义上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非政治国家”的制度形式，在广义上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制度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现代国家观，对于我们准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继承性和超越性、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和制度特征，以及充分发挥现代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所有制上的优势特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 评菲恩伯克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

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批判奥地利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奥共现代修正主义者菲恩伯克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攻击。一九六五年奥地利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奥共总书记菲恩伯克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篇文章就是对菲恩伯克的有力反击。本文作者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菲恩伯克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这个学说是划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接着,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菲恩伯克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公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避而不谈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胡说什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政府的更替而已”,把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种继续”。作者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的变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菲恩伯克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和“愚昧”作为他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论据”,这只能暴露出他对人民革命力量的极不信任;菲恩伯克攻击斯大林,这只不过是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而已;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复活剥削制度基础的历史倒退;奥地利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奥地利共产党已经完全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了。最后,作者确认:社会主义只能从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中诞生。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净土真宗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历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初,以天皇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是带有军事封建性质的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对中国、朝鲜和其他国家发动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犯下了累累罪行。在近代历史的转变过程中,日本佛教也由江户时期的“准国教”下降为神道教的附庸。面对局势的变化和自身地位的衰落,佛教界也开始谋求新的出路。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     

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资产阶级历来利用人权问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在最近几年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它们更把资产阶级人权观当作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工具。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发挥着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发动的这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攻势;另方面,它又以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自我标榜,既批评资产阶级人权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状况,又给它自己     

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国家

近几年来,我们党作了巨大的理论工作。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带来了特别重大的贡献。达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对共产主义建设实践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新原理和结论。这些结论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的胜利而转变为全民国家。达一结论完全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之     

全民国家的理论问题

在苏共纲领中,国家建设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占了一个中心的位置。关于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的这一深刻论证了的结论以及对于全民国家的任务、职能和发展远景的规定,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贡献。党纲的这些新思想和新原理吸引了苏联哲学家、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最集中的注意力,这是理所当然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辯証法的几个問題

这是米丁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至二十二日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举行的“第三次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社会学杂志编辑部代表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见本期第88页——编者注)上所作的报告。保加利亚《哲学思想》一九六五年第四期发表了这个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主要是介绍苏联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的简要情况;二、着重谈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三、主要谈的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相互关系。作者大谈社会主义制度下唯物辩证法的新特点,强调社会统一决定着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在这个统一中的作用和表现的特点;虚伪地强调辩证法的普遍性,还批评了提倡有所谓两种不同类型的辩证法的主张和“无冲突”论。他着重谈到的问题有: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对抗性矛盾,只有这类矛盾的个别的、局部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除掉基本的非对抗性矛盾外,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主义同个别旧残余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对立面的残余因素”。二、“整个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是统一的,它不被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个别现象和过程中,统一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是可能存在的”,不过,“没有象剥削社会所具有的那种绝对性和不可逆性”。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和统一的相对性这个原理是普遍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个具体的非对抗性的内部矛盾中,对立方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还并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统一也同样是相对的”。例如,工农联盟这个统一在社会主义阶段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四、社会主义社会有基本矛盾,这就是“人民群众的无限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同经济和精神财富的生产所已经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观因素的作用大大增长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相互关系表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经济发展不再是自发的过程”,“变成了自觉指导的有计划的过程”。同时,他批评了那种认为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和客观性的标准在这里已不适用的观点;指出主观因素作用的增长同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没有共同之处;还认为按生产原则建立党组织和把党和苏维埃机关划分为工业的和农业的那种作法,是不正确的。作者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分歧的原因时,重弹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些老调,说什么“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建设新社会的不同阶段上”,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不同,以及这些国家的历史特点等等,“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一定的矛盾”,说什么“甚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最尖锐的斗争形式,按其本质、按其内容说来都不是对抗性的”等等。     

列宁論无产阶級專政形式的多样性

作者在本文一开头就大量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言论,以便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的路线作辩护。作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基本上划分为两种:一、苏联的苏维埃,即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二、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领导的、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专政。作者重弹苏共纲领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的老调,“论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已不复存在,苏联已变成为所谓“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全民国家”。作者说:苏联之所以曾经实行一党专政,是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则与苏联当时情况不一样,没有像苏联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人民民主国家成立后不久,就取消对剥削阶级选举权的限制。作者妄图使所有国家的人民相信当今世界上的阶级斗争已“缓和下来”,苏联的一党专政是例外,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多党制的专政,就是五花八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根据这种修正主义的论点,作者公开无耻地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政权形式吹嘘。     

卢森堡的“和平革命”論

本文作者从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介绍了卢森堡的政治理论的消极方面。作者说:卢森堡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理解成固定不变的,而是把它理解为有内在矛盾的。她的资产阶级国家论,既不同于把国家职能的增大理解为国家的民主化、社会化和阶级压迫职能的减小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等于资产阶级专政并主要强调其阶级压迫职能的列宁、斯大林式的理解。她在本质上理解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与国家的阶级性相矛盾而实际存在着的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被反动政治势力加以否定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保卫资产阶级想要放弃和否定的民主主义,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作者接着说:卢森堡始终以社会主义革命即夺取政权当作明确的目标。但是,她虽然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使用暴力,可是她不是暴力革命论者。她没有过高估计群众的自发性而过低估计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她想把无产阶级在议会外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两者结合起来。她认为,议会外的活动就是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而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是同资产阶级对抗来保卫资产阶级议会。她把议会看成是可以利用来朝着夺取政权方面一步一步前进的立脚点、据点、阵地。作者还说: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不同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对俄国革命的攻击。她主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非民主性质”。她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不是在废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批判继承”中成立的。掌握了权力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是废除一切民主主义。卢森堡后来虽然改正了她以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批评,但是她的政治理论的骨胳却没有改变。     

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917年11月7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当时俄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     

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和拉丁美洲各族人民的未来

苏联《哲学問題》杂志在1964年3月一期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这位古巴学者在墨西哥第十三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的发言。关于这位作者,无資料可查。作者认为:現代历史运动决定于基本对抗以及伴随它而来的矛盾。“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对抗是現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所有其他矛盾只是伴随着它的”。作者不同意把这一基本矛盾說成是“东方”和“西方”间的矛盾。拉丁美洲对这一“主要冲突”的态度是“对抗态度”,这是由拉丁美洲的半殖民地和經济的薄弱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作者认为,現时代的基本对抗,在道德上层建筑領域內表現为“資本主义所产生的異化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間的对抗”。消灭異化的唯一道路是建設共产主义。苏共宣布的“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得到“世界上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贊許”,因为“他們在其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性表現”。     

社会过程的最佳化问题

这是一篇用“唯控制论”谈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荒谬的文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发展着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也发展着控制被剥削阶级的职能,困而被剥削阶级这个局部系统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反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对各个局部系统、即生产单位与个人没有这样的控制,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调节着它们的活动,困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作者还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各个企业不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非协作博弈”;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的利益则是一致的,因而各个生产单位有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协作博弈”。作者用“唯控制论”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杠杆、经济规律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作者鼓吹:给各个生产单位、各个个人以“相对独立性”,以“物质刺激”调节它们的活动,说什么“这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赢利,给个人带来更高的工资”。这完全是从“唯控制论”喇叭里吹出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论调!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译者试加了若干控制论术语注释,很不精确,仅供参考。     

从道德和法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的发展前景

我国道德和法的进一步相互发展问题是同苏联现实的丰富实践不可分割的,是共产主义建设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大家知道,共产主义彻底胜利所特有的条件使得国家强制和运用这种强制的机构没有必要存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正如苏共新纲领所指出的,“一致公认的共产主义公共生活准则正在形成,遵守这些准则将成为一切人的内在的要求和习惯”。社会将不再需要从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的法律规范。这时法律关系     

卡尔·马克思在林苞

本文为胡克《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这本论文集中的一篇,在本文中,胡克捏造了一个他自己在林苞会见马克思的荒唐神话,妄图借马克思本人之口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里最露骨地表现了他姿意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它变成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东西,并以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来和列宁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对立的惯用伎俩。他把马克思说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人的社会的发展。”因此,他肯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社会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他硬说马克思会“认为不可能在俄国那样一个落后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除非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并骇人听闻地蛊惑人们说:在这种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就好比“用人的尸体来施肥,用血的河流来浇灌”,而硬使“沙漠里开满鲜花。”至于中国要采用社会主义制度,则他“预告”:“会比在苏联遭到更糟的失败”。而其所以会导致这种不惜付出“道德上所禁止的代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作法,则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详细讲讲”社会主义的“目的”,并认为“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无视手段”,但是马克思“忘记了目的”,而马克思的“错误更严重。”最后,胡克终于赤裸裸地以资本主义辨护士的面目出现,竭力吹嘘西欧特别是美国工人有着比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并认为当今的“选择不在于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于……决定要更多还是更少的民主机会”,妄图根本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     

全民国家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斯米尔诺夫在他的文章中说什么工人阶级现在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依靠“全民国家”领导农民。     

对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自觉性方法论的思考

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继续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并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做好准备,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正确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     

论宗教消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步性

宗教是趋向于消亡的,但这种消亡不是强制消亡的政府行为,而是“自行消灭”;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宗教的消亡条件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条件并不重合,因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后,可能在很长的时期之内依然会存在宗教,宗教消亡过程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具有不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