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确定负概念的论域——答邢运中同志

邢运中同志在《我教<形式逻辑>的二难》(见《逻辑与语言学习》1990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四个换质推理,就其正误征求答案。邢同志认为,如果回答正确,那就违背了其他学科的基本常识;如果回答不正确,那又否定了换质法的基本规则。“因此,我要么违背其他学科的基本常识,要么否定换质法的基本规则”。于是,邢同志陷入了“二难”境地。对此,笔者不揣冒昧,直陈浅见,以与邢同志交流学习心得。按照换质法的规则,结论判断中一定会出现一个负概念。这个负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有哪些?只有在确定了负概念的论域以后才能明确。因此,要回答以上四个推理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关键是要确定各个推理的结论判断中的负概念的论域,并进而明确其内涵、外延。负概念总是相对一个特定的范围而言的。这种“特定的范围”在逻辑学中就称为论域。对一个负概念来说,它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其论域的变化而变化的。论域越大,负概念的外延越大;论域越小,负概念的外延越小。如“非文艺书籍”这一负概念,在“书籍”的论域里,     

信息概念的哲学分析——兼与陈忠同志商榷

关于信息本质的讨论已经吸引了人们广泛的兴趣。陈忠同志在《信息究竟是什么》一文(载《哲学研究》1984年第11期)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种见解。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是有一定深度的,然而很遗憾,他的许多基本观点却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认识信息的本质当然需要把握信息运动的全过程,这个任务我们今天还远没有完成。但     

论作为哲学概念的劳动——兼与熊复同志商榷

自从拙文《历史唯物论的逻辑起点》(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8期)发表以来,陆续见到一些研究劳动问题的文章,这启发我思考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在我看来是历史唯物论的逻辑起点的劳动概念,到底应该怎样规定?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同政治经济学对劳动的研究有什么不同?这个方法论问题不搞清楚,就容易生出不少是非来。而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却愈益显出了现实的意义。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包括劳动体制的改革;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也包括劳动管理。对劳动的研究是哲学对当前实践特别是改革实践发挥方法论职能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向社会提供的只是自己的劳动;由于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劳动的性质发生着空前的重大变化,这就使对劳动的哲学研究,更显出了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意义。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想对劳动概念再做一点探讨。     

论机遇的本质——兼与杨敏才、李光同志商榷

一般说来,对于什么是机遇,作者们是不愿或不屑深入回答的,似乎应该是不言而喻,或者顾名思义就行了。于是,在不同的论著中,对机遇就有不同的解释。有多少种著作就可以读到多少种理解。在这里,我们摘抄几种流行的说法:(1) 在研究某一现象A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新现象B等,这种在观察和实验中出乎人们意料的新现象,称为机遇(参见《自然辩证法讲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2) 所谓机遇,就是指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在     

人生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兼与陈春花、张毅同志商榷

陈春花、张毅撰写的《效益原则——人生价值取向的基点》一文发表后,引起理论界一些不同的看法,张建如是其中之一。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够对人生价值取向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以求得更贴近真理和现实的认识。     

指称与实在——兼与张盾同志商榷

指称问题是当代语言哲学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它规定了语言哲学家对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必然性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张盾同志在《无须存在公理的指称理论》一文中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然而,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出的一系列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张盾同志。     

再论唯物史观理论中的意识概念——兼答何丽野教授的商榷

何丽野教授《从文本考证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的思想》(《哲学动态》2010年第10期)一文对我的《关于唯物史观的再认识》(《哲学研究》2009年第3期,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进行了商榷。我在感谢何丽野教授对《再认识》一文进行关注和仔细阅读的同时,看到商榷文章除了涉及到     

专名表达概念——也与张尚水同志商榷

张尚水同志在《关于专名》一文(简称张文)中,认为专名不表达概念。其主要理由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一个专名只是代表那个对象的名字.对那个对象的性质来说是外在的。名字和它所表示的对象的关系,是命名关系,是那个对象的符号;第二,专名没有反映那个对象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它没有概念所具有的内涵。     

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再探——兼答王贵明同志的反商榷

王贵明同志的《再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对我与他商榷的文章《也谈原始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因》(载《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提出反商榷,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地形成的社会”,而我提出的观点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人为”的“臆断”。王文的观点对于深入研究原始社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在总体上难于成立。本文再就这些观点就教于王贵明同志及理论界同仁。     

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

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只理解为一个贬义词,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如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指“虚假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应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参见《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李毅嘉、王娜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等于唯心主义（Ideologie一Idealismus）（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念体系简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4期）,等等。对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及其特征,就…     

略论道德的本质——兼与肖雪慧同志商榷

现代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从客体向主体的转换。因而,对主体性问题的反思,既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难题。或许是受一般哲学研究对象重点转移的影响,道德哲学界即伦理学界,也有不少同志对道德领域中的主体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光明日报》今年2月3日刊载的肖雪慧同志关于《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以下简称     

再论经络——兼与严健民、章晓东同志商榷

<医学与哲学>2004年第10期上,中医研究评估栏目中所刊登的,严健民同志"关于利用‘循经感传'探讨经络实体的思考"和章晓东同志"经络实质的思辨"两篇文章,似乎有些踢开红旗闹革命的味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否定经络的客观存在,乃至否定整个中医的理论体系,反复研读,思绪万千,为了现代中医经络的前途和命运,有义务站出来与两位同志再谈经络.     

对情绪情感定义的管见——兼与杨泽民同志商榷

情绪和情感是人的心理的三个基本过程之一,也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面。但长期以来,较之对认识过程诸心理现象的研究,对情绪情感规律的研究探讨显得十分薄弱,关于情绪情感的定义,也还是观点纷繁,缺乏一个众所公认和采用的定义。在我们看到的国内外心理学教科书和专著中,情绪情感的定义就有十三种之多。仅我国从1979年年至1982年期间出版的国内教科书和专著中,对这样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就有七种以上。这很不利于对心理学的学习和心理科学本身的发展。因此,把情绪情感的定义     

幸福论七题——兼与罗敏同志商榷

一幸福的概念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中 ,即使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 ,至少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人们向往幸福 ,然而 ,何为幸福 ?尽管道德哲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对此发问 ,但真正直面这一问题时 ,其态度大多是谨慎的 ,通常采用的是经验性的描述 ,很少有人愿意作出规范性的界定。即便偶有大胆者 ,其界定也难免受到他人的诘难。诚然 ,要对幸福概念给出一个规范性的界定并不是一件易事 ,深刻的原因是 ,任何规范性的界定都意味着一种相对确定性的明确断定 ,而幸福的内容是历史发展着的 ,不同时代的人们因其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取向不同 ,…     

再论定罪三段论——兼与何庸同志商榷

我们在《论定罪三段论》(见本刊87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定罪三段论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则。其推理形式为:p就是M(罪后定义) S(不)是M 所以,S(不)是P或了 M就是P(定义主、谓项调头) S(不)是M 所以'S(不)是P这种推理形式的特点是,     

也论道德本质——兼与某些同志商榷

道德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对道德本质问题的科学理解和规定,制约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甚至制约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中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目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比如围绕道德的主体性问题,道德的规范、约束、调节职能与道德对主体个性自由发展的肯定激励职能问题,以及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的关系问题等等的争论,其实质都归结于对道德本质的理解问题。这些争论主要反映在下列同志的文章中:肖雪慧:《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载《光明日报》1986年2月3日;夏伟东:《略论     

理解个人主义要正本清源——兼与黄显中同志商榷

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 ,并不是理性发展的结果。市民社会与个人主义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存在根本的冲突。为了巩固集体主义在公民道德建设的主导地位 ,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个人主义。     

也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与杨超同志商榷

读了杨超同志的《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一文(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很受启发,电有一些不同意见。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矛盾论》的精神实质,我也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意见,并与杨超同志商榷。     

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之我见——兼与张博树同志商榷

近年来,商品生产的急速发展和社会道德领域里大量消极现象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继王锐生同志发表了《商品生产和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之后,张博树同志也写了《也谈商品生产与道德进步》(载《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以下简称张文)的文章,对王文多所论驳。张文认为,商品生产的一般要求乃是建立在价值关系基础上的从求生劳动到求利劳动的转化,而这种要求不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所左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道德演化的“二律背反”势所难免,即一方面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私有意识的膨胀。与此同时,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不可避免,经济发展注定会影响甚至阻碍道德进步。这些观点是有代表性的。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也缺乏必要的理论根据,是我们难以接受的。     

谈谈辩证矛盾与矛盾律的问题——与赵总宽同志商榷

本刊1978年第9期发表了赵总宽同志的《略论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问题》一文,引起了许多同志的兴趣。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对逻辑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特将一部分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来稿摘要发表,以便大家进一步研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