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测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

基于心理测试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心理测试符合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的观点予以认可,但法律制度对民事诉讼证据法律属性的规定却是具体而明确。由于民事诉讼的心理特点表现为应变性、反复性等,因此对心理测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价值,应在完善其法定程序、形式的基础上,发挥其在心理上有助于当事人化解纷争的积极作用。     

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证明权:以实定法基础为中心的考察

法治社会中,司法公信力在个案中的实现有赖于对当事人程序权的充分保障.在现代民事诉讼中,证明权是当事人程序权的核心,而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只存在于近代之后的民事诉讼制度中.历经改革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与证明权相契合,既具备了证明权生成的实定法基础,也亟待证明权的有效配置以提升民事诉讼结果的正当性.     

“检审一体化”:论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

我国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呈现出"检审一体化"的现象。从立法发展来看,民事检察监督从"概括监督"、到"具体有限监督"、再到"强化监督",对我国司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民事检察监督权应当在尊重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基础上,对民事诉讼起到例外性的监督作用。然而,从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来看,检察监督权的边界存在监督对象扩大化、监督范围无限制与监督程序"超职权"的弊端,且检察监督程序在证据调查权与听证程序的设置上具有"诉讼化"的倾向。只有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民事检察监督的边界,才能真正推动我国民事诉讼监督制度的完善。     

大陆法系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溯源——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基本思想与程序理论研究

法国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仅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而且也是在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的指导下制定的.这些基本的程序理论是:"讼争一成不变理论"、"程序合同理论"和"程序所有权理论".从当事人主义程序理论历史发展的角度,追本溯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探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是有益的.     

民事陪审制度的兴衰与启示

相较刑事诉讼而言,世界范围内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制度似乎前景暗淡,但其总的发展趋势仍然是"衰而不败".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的陪审制度,它在民事诉讼中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司法公信和权威的首要基础是人民大众尤其是具体案件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和理解,因此将具体案件是否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如何选择人民陪审员的选择权交给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不失为一种完善我国现行民事陪审制度的好思路.     

民事诉讼目的论之分析

通过对民事诉讼目的论发展过程的分析,厘清了目的论的主流为当事人权利保护说、法律秩序维护说、纠纷解决说之争。在追问民事诉讼目的论的阶段性和地域性问题后,表明民事诉讼的目的具有跨越历史与地域的特性。分析民事诉讼的起源及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可以证明解决纠纷仍然是最恰当的民事诉讼的目的。     

从法定法官到选择法官--台湾地区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制度论析与启示

为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和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台湾地区制定了<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从而修正了传统的法定法官原则,确立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审判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提升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疏减讼源、减少讼累、促进司法的民主化都有重要意义.台湾地区的当事人合意选定法官制度的背后,隐含着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及程序选择权的尊重.这一现代司法理念是值得我国大陆在民事司法改革中借鉴和吸收的.     

民事诉讼中起诉证据问题探析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明确了人民法院实行立案与审理分开的原则。该规定在确立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有条件的审查的同时,还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中,发现原告或自诉人证明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不具备的,应当及时通知其补充证据”,首次对起诉阶段的有关事实提出了明确的证明要求,这实质是对起诉证据的一种规定。把起诉证据从民事诉讼的其他证据中独立出来,确立“起诉证据”的概念,一方面可以引起对起诉证据的必要关注,防止因起诉证据不足却…     

试论对经济案件诉讼的举证指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纠纷引起的经济诉讼案件必然有所增多，而经济案件诉讼是民事审判方面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强调当事人举证是民事诉讼活动中的首要环节。然而，在民事诉讼中要解决好当事人的举证问题，不仅要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而且还需要解决好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问题。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当事人在何种条件下举证才具有法律效力及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进行探讨，以期对审判方式改革有所稗益。一、举证责任的时间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６４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执行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理论、实践探讨——来自基层法院的粗浅认识

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规定了一种确定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现的程序,即执行程序。执行程序又称强制执行程序,是指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时,人民法院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以国家强制力强制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所适用的程序。作好执行工作,对于制裁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宣传法制,教育群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热点问题的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于 2 0 0 2年 4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四条第八项明确规定 :“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 ,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与《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好相反 ,即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而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称为“举证责任倒置”。这就意味着在我国医疗侵权的诉讼中 ,如果医疗机构不能举证该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法院将依法推定医疗行为有过错 ,或推定该医疗行为是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     

论文书特定协力义务的具体化——基于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的思考

在以公害等现代型诉讼为代表的存在证据偏在情形的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因证据收集能力的不足在文书特定之落实上存在显著困难。而文书特定作为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的重要申请要件之一,将进而导致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适用上的困难。为实现武器平等原则及发现真实,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课以文书持有人之文书特定协力义务以缓和申请人的文书特定责任。应当以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为借鉴,从文书特定协力义务的理论基础、适用标准以及具体程序运作方面进行体系化构建以实现其适用的具体化,为其与我国民事诉讼体系的契合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实现其制度设置目的。     

民事再审程序发动机制的理论探讨

民事再审程序依法可通过人民法院依职权提出、当事人申请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三种机制发动 ,但由于法律上对于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无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这将诱发民事审判权对民事处分权的不当干预和随意执法 ,背离既判力理论关于确定终局裁判应有形式的拘束力的要求并损及法院威信 ;将当事人“有新的证据 ,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规定为申请再审的法定条件不符合民事举证责任理论和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基本原则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而提起再审的法律规定在程度制度设计上过于粗略 ,造成法律实践运作中检察权与审判权制衡上的困难 ,也使民事抗诉的功能定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国家的需要     

论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缺席审判制度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都有规定.但是,由于各国文化传统、诉讼理念的差异,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各不相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规定立法观念陈旧,技术落后,而且存在法律盲区,没有体现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精神;实践中缺席审判制度的运作也处于混乱状态,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极为不利.本文分析了我国缺席审判规范和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建议.     

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上的协议管辖制度刘敏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是指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纠纷发生后,依照法律规定协商确定第一审管辖法院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协议管辖制度因其适应商品经济需要,早在古代的罗马法中就已确立。其后,这一制度被近现代世界上大多...     

司法情景中证据使用策略技术探析

证据使用策略是西方近二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谎言识别策略,是访谈(审讯)人员主动策略性、结构化对犯罪嫌疑人的询问工作模式。它以社会认知与自我调节为理论基础,建立起以审讯人员观点采择为主动性心理机制,以证据隐瞒、证据呈现、反侦查策略、询问技术及陈述—证据不一致性、前后陈述不一致性等概念与技术为核心的策略系统。在司法实践与策略训练中,通过反侦查策略与言语反应,可以对于提高谎言识别准确率、判别有罪的犯罪嫌疑人与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获得真实的罪行供述获得积极效果的验证。     

论观察证据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关于理论评价问题,五十年代以前西方哲学界的正统看法是:理论必须由观察陈述来判决。五十年代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经验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上面。主要证据有五条。1、没有中立的观察语言,2、观察陈述是可误     

论律师伪证罪中的诉讼欺诈

本文所指诉讼欺诈,是指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通过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促使法院作出有利于己方的判决,或者不利于对方的判决。律师如果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社会危害性和对司法公正的影响更大,故《刑法》将其作为单独的罪名进行特别规定。如果设立"诉讼欺诈罪"取代现行的律师伪证罪,不仅同立法原意相违背,也不利于对律师伪证行为的打击,而且将有可能产生新的"口袋罪"。因此,学界关于用"诉讼欺诈罪"取代律师伪证罪的观点,不具有现实意义。     

解读不显著结果：基于500个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

不显著结果(如, p > 0.05)在心理学研究中十分常见, 且容易被误解为接受零假设的证据, 并可能导致分组匹配研究的错误推断或者忽视被小样本的不显著结果掩盖的真实效应。但国内目前尚无实证研究对不显著结果的普遍性及其解读进行调查。本研究调查500篇中文心理学实证研究, 统计其摘要中出现与不显著结果相关的阴性陈述的频率, 判断并统计基于阴性陈述的推断准确性, 并使用贝叶斯因子对不显著结果中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重新评估。结果表明, 36%的摘要提及不显著结果, 共包含236个阴性陈述。其中, 41%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出现偏差(如, 解读为支持了零假设)。对包含t值的研究进行贝叶斯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仅有5.1%的不显著结果可以提供强证据支持零假设(BF₀₁ > 10)。与先前对国际心理学期刊的调查结果相比(32%的摘要包含阴性陈述; 72%的阴性陈述对不显著结果的解读错误), 中文心理学期刊中报告不显著结果的比例更高, 且对不显著结果解读错误的比例更低。但国内研究者仍需进一步加强对不显著结果的认识, 推广适于评估不显著结果的统计方法。     

立场与方法:神经认知科学在民诉法中的应用

在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甚嚣尘上的当下,神经法学的学科合法性论证也在稳步进行。这其中,关涉到民事诉讼法学的神经认知科学运用及与此相关的分支学科建构是应当被考虑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在民事诉讼中,神经认知科学主要运用在主观证据的真实性认定、法律事实中的主观真实判断以及正当程序的感染与缓解作用扩散三方面。而若要充分发挥神经认知科学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与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效能,需要在学科体系与实践方法的完善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