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国家

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共产党理論杂志《今日馬克思主义》今年三月号上,美国共产党理論杂志《政治月刊》今年四月号全文轉載。作者杰克·柯汉(Jack Cohen)在这篇文章中重复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全民国家”的一些濫調,竭力为修正主义的謬論辯护,幷且歪曲我們党在这个問題上的論点,指名攻击我們党。作者认为:阶級斗爭在社会主义社会已經“不起作用”,当馬克思和列宁談到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时,他們所說的共产主义“指的是以其第一、低級阶段开始的共产主义,即社会主义”。作者武断地說:“中国同志强調国家的‘阶級性’,意思是要特別强調它的强制性”,并且断言我們党“沒有看到”国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且在这个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期間会发生“辯证的转化”。作者还把我們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阶級和阶級斗爭的正确論断,曲解为“阶級斗爭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尖銳化”的說法;幷且牵强附会地說,这个思想“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的”,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末期斯大林本人也抛弃了”。接着,作者否认苏联产生新資产阶級分子的可能性和事实,理由是,在苏联,“‘产生’資本主义分子的社会基础的小所有制,事实上已經消失了。”作者还硬說我們党“把全民国家的概念当作主张‘超阶級国家’来攻击”,“把两个不同的观念学究式地混淆起来”。     

历史学和社会学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苏共中央委員、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費多謝耶夫和苏共中央所屬社会科学院院长弗兰采夫合写的这篇文章。他們在这篇文章中从所謂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場論述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分析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深刻地和創造性地硏究历史科学的方法論問題”是当前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之一。他們在本文中攻击所謂斯大林个人迷信,为苏共中央在三十年代曾严厉批判的M.H.波克罗夫斯基全面翻案,說他是“苏联的卓越的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說当时“以經济唯物主义指責波克罗夫斯基的作法是錯誤的”,幷說后来出现的“片面观点”是从当时苏共中央关于培养历史学家的决議和意見中产生出来的。他們說,近年来苏共“在克服个人迷信的后果、恢复历史科学中的列宁主义原則方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我們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他們在本文中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我国。他們說:目前“还有一些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正在为成吉思汗及其搶劫的、掠夺的远征作直接的辯护。因此,向历史科学中的个人迷信进行斗爭、向君主专制思想进行斗爭的問題,远远沒有从議事日程上抹去。”又說:現在“还有一些科学家往往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有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旗帜下。……有人企图按下述方式‘重新改写’世界史,即把‘自己的’国家置于世界史的中心。”还說:“敎条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反历史主义……敎条主义忽視历史变化,导致政治上的冒險主义,妨碍正确地利用业已呈現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去促进劳动人民的斗爭。” 現将此文全文譯出,以供硏究和批判的参考。     

论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特点

本文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辯证法規律作用的特点》一书的第一章。作者是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主任。作者认为:唯物主义辯证法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以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則以非对抗性的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形式表現出来。这个規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有以下特点:一、它失去自发的和盲目发生作用的性质;二、可以保证非对抗性矛盾双方的大致平衡的发展,不会使它們达到尖銳化和冲突的地步;三、有些不可調和的对立面,如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人意識中的旧殘余,不是相互依賴的;如果說它們相互依賴,那是錯誤的;四、不能无条件地說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現象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轉化,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間存在着差別,而不是对立”;五、不需要用阶級斗爭和社会革命的手段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最后,罗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以防止矛盾的尖銳化,甚至防止矛盾的产生。     

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理論意义

列宁在《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过战斗”。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潮作斗爭的历史。馬克思主义是在斗爭中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德国,正处在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前夜,为了动員无产阶級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把革命的理論带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之与工人运动結合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級的革命政党。但是,当时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德国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別和思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当时有着广泛影响的派別和思潮之一,直到     

黑格尔对历史的骑墙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近几年来,資本主义各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日益活跃起来,与其他反动哲学流派一道,猖狂地反对馬克思主义。1962年在西德成立了“国际促进黑格尔硏究联合会”。在1956年設立的“黑格尔协会”(在奧地利)中,也有一部分新黑格尔主义者参加。本刊去年譯載的克罗納的《今日的黑格尔》,反映了現今的新黑格尔主义槪况。一般說来,现今的新黑格尔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新黑格尔主义所有区別,因此这里称它为当代的新黑格尔主义。本刊现在又选擇了下列五篇有关新黑格尔主义的論文:(一)費薩的《黑格尔对历史的騎墙态度》,叙述了黑格尔从青年时期“面向未来”到老年时期“面向过去”的轉变过程,胡說馬克思主义沒有解决黑格尔的历史发展方向問題,认为存在主义也沒有解决这个問題;費薩最后披着黑色的袈裟出現,提出一个“综合”黑格尔、馬克思与克尔凱郭尔的神秘的“意象”——“現代十字架上的理性的蔷薇花”。(二)繆勒的《辯证法与敎育》,一方面从神秘主义的立場出发断言全部物质世界归于“神”,另一方面从存在主义的立場出发主張“人的存在”是全部物质世界的中心,說“人的生存的一切可能性都是在活动的、互为补充的敎育整体中受到培育的”。(三)繆勒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奇談》,不顾客观事实,說黑格尔用“正反合”三段式构造自己的体系这个提法,是馬克思从一个資产阶級哲学家手里“摭拾”来幷加以傳播的一个“最有害的奇談”。(四)西伯格的《精神的发展和自由》,从壟断資产阶级的立場出发,反对劳动人民爭取自由的斗爭,擯棄資产阶級的自由主义,主張个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服务于反动的国家。(五)阿万(氵曰工)賴的《黑格尔思想中的战爭問題》,否认黑格尔的反动的战爭理論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說黑格尔虽然“贊揚战爭槪念”,但幷“不願意把任何具体战爭现象神圣化”。     

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

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証法学说指明,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內部的矛盾,事物發展的根源就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茏诺亩粤⒚嬗纸y一,又斗爭,一切事物都在对立面的統一和斗爭中發展和变化。这个对立统一的辯証規律是表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普遍規律。毛澤东同志在“矛盾論”中说:“按照唯物辯証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級之間的矛盾,新旧之間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發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謝。”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論文中間闡明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区別,并从而进一步闡明了矛盾推动着社会發展的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     

論車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批判

一我們这位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會經在某个地方說过:“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式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結果——这一部份也說明了斗爭(指不同的美学观念之間的斗爭。——汝注)的残酷性——只为了一个純粹的美学見解的分歧,就不可能变得这样残酷……美学問題在双方看来,主要不过是一个战场,而斗爭的对象却是对精神生活的一般影响。”。任何一种美学观念都各自依据着一个特定的哲学体系,这似乎是很少会有人表示异議的。但当然,并不是任何一个美学家都正确地認識到自己的哲学基础,甚至有时他的美学观念还和他所标榜的哲学基础正相反对。車尔尼雪夫斯基显然不是这种蹩脚的美学家。他和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美学家一样,在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論时極其忠实     

图加林诺夫主编:《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辩证法规律作用的特点》

本书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集体編写的,共七章:第一章《論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规律的表現形式和作用特点》(B.罗任),第二章《論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統一和斗爭規律的組成部分(范疇)》(B.图加林諾夫),第三章《論社会主义社会中量变向质变轉化規律作用的特点》(C.施略赫金柯和(?)施略赫金柯),第四章《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运动的特点》(C.薩維里耶夫),第五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重大發展

廿世紀五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發展也达到了新的高峰,1967年11月莫斯科会議所通过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宣言是它的主要标志。在这个新的时期,毛澤东同志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經驗,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实践,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1957年6月所發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对于馬克思主义辯証法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献。我們知道:辯証法是馬克思主义的灵魂,而矛盾的規律——对立統一的規律,又是辯証法的核心。毛澤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不論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論是革命时期和建設时期,自始至終都是把馬克思主义辯証法,作为規定党的綱領、路綫、方針、政策以至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灵魂。同时,毛澤东同志在运用辯証法时,又总是紧紧地抓住矛盾的規律——对立统一的規律这一核心。毛澤东同志經常提醒我們注意列宁关于辯証法的两段名言: “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     

新牌修正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

意大利共产党副总書記L.隆哥在都灵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題名为“新牌修正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这本小册子揭露了安东尼奧·乔利蒂在“改良与革命”这本小册子中的修正主义观点。隆哥在文章中向讀者指出,如果揭开乔利蒂用以掩飾他的真实現点的假面具,便能看出乔利蒂是在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無产阶級在劳动人民反对資本主义的革命斗爭中的領导权,無产阶級專政,国家,民主,工人阶級的革命政党,等等。     

从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方面对毛主席两类矛盾学說的一点体会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这本著作中全面地总結了我国几年来的革命实践,又把“矛盾論”的哲学思想大大地發展了一步,对于今后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业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我們研究这本著作,不但要研究著作本身,更需要根据著作發表后的各种革命实践,从各个方面来体会著作的精神实質。因它涉及的問題很多,现在只想从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方面谈一談自己对这一著作关于两类矛盾学说的一点体会。馬克思主义国家学說問題是过渡时期的重要問題,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問題。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闡明国家是阶級社会的历史产物,是阶級     

基督教徒对辩证法的态度

本文摘譯自西德新托馬斯主义者卡里什(Rudolf Karisch)的著作《基督教徒与辯证唯物主义》一书。这本书是从新托馬斯主义立場攻击辯证唯物主义的一本反共哲学著作,在西方頗有影响,仅在1953—1961年間就再版四次之多。全书共分八章,即:一、辯证唯物主义的实踐政治意义;二、哲学唯物主义的論点;三、基督教徒对唯物主义論点的态度;四、辯证法的体系;五、基督教徒对辯证法的态度;六、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論点;七、基督教徒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八、总結。这里譯出的是第五章。在这一章里,作者从攻击斯大林所提出的辯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着手,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并宣揚新托馬斯主义的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这一章分四节,即:一、世界事物的联系性;二、世界事物的变化;三、論由量到质的突变;四、論矛盾的斗爭。作者在这四节中提出的基本論点分別为: 一、他誹謗說,辯证唯物主义尽管强調各种事物的联系性,但也走向片面化的道路,把人、世界同上帝分开,看不到家庭、教会、人民和国家共同体中的个人,剝夺了个人的尊严。反之,基督教徒則是在上帝和宇宙的联系中进行思維的。誰否认或忽視同上帝的联系,誰就不能正确认識內在世界的联系,而为自由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片面性留下余地。二、他承认自然界中的变化是事实,但认为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不变的結构成分(普遍原則、法則、不变常数),它們是由上帝这个不变的原始因所附加的。基督教徒决不能承认唯物辯证法关于物质的自我运动来自它自身的观点。三、他坚决反对辯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轉为质变的原理,而认为质变不单純是量变的結果,而是质的漸变的結果。他說,基督教徒也承认飞跃,但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唯一的物质发展原則,也不是看成由量的积累到质的轉变,而是把它看成上帝在存在层內的創造行为,看成任何一个存在层內按照上帝的設計发生的发展阶段。四、他反对辯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原理,认为論断和判断才能相互矛盾,而事物是不能相互矛盾的。事物可以相互对立,但不能相互矛盾,它們本身也不包含矛盾。他污蔑說:辯证唯物主义者所采用的矛盾一詞,既含含糊糊,又自相矛盾;共产党人提出矛盾理論,只不过是企图为他們的革命和暴力手段找借口。他以說教的口吻說,一个社会制度內的紧張关系,只能在保存現有制度及其統治者的情况下,通过演变、通过意識的形成来加以解决,战爭和阶級斗爭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他宣称,无論是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辯证法,无論是黑格尔含义的唯心辯证法,只要它合有存在一元論的內容,基督教徒都必須加以断然的否定。基督教徒只能承认所謂現实主义的辯证法。     

梅劳-庞蒂在哲学中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瓦伦斯为悼念梅劳-庞蒂逝世而作的。作者为梅劳-庞蒂吹噓道,“梅劳-庞蒂的思想,和通常发表的恰成对照,绝不合有什么从头开始的暗中摸索,絕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和某种先前的理智上的定論作斗爭”。作者认为,虽然胡塞尔在《行为結构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黑格尔在《知觉现象学》中“成为中心”,但是,梅劳-庞蒂不論是对胡塞尔或对黑格尔,“都毫不动搖地保持着自己的立場”。作者詳細地說明了梅劳-庞蒂怎样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出发,而又离开他們,达到自己的带有經驗主义色彩的主覌唯心主义結局:“整个的存在物都是生根于知觉之中,以知觉当作它的泉源和出发点”。瓦伦斯說,梅劳-庞蒂所談的乃是“一个人性問題,正是这种人性創造了这个唯一可能的世界。人是唯一能够揭示一些东西的存在物,而一切揭示——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这种揭示才得以出现——乃是来源于我們和事物的实际共存状态”。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为梅劳-庞蒂的主覌唯心主义作了許多吹捧和宣揚之后,紧接着就竭力歪曲和攻击馬克思主义哲学。瓦伦斯一方面强調“梅劳-庞蒂和馬克思取得一致的一些論点”,胡說什么“象馬克思一样,梅劳-庞蒂在实在的各个平面上都闡明了并且强調了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发展并确立起来的那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辯証結构”,认为“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的基础是建立在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工作之中”,企图以存在主义曲解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瓦伦斯則大力发揮梅劳-庞蒂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論点,誣蔑馬克思主义是“荒謬的”,說馬克思指望人民群众自觉地創造自己的历史而达到无阶級的社会“这种希望是会落空的”。     

卡尔·马克思的辩证法

顾尔維奇一直根据他的辯证的超經驗主义观点宣傳資产阶級的社会学。在最近出版的《辯证法与社会学》一书中,他再次鼓吹他的辯证法才是研究社会現象的真正分析方法。这本书共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他从哲学史角度指責柏拉图、普罗提諾、康德、費希特、黑格尔、蒲魯东、馬克思以及最近的薩特尔等人,說他們都是形而上学地利用和糟蹋辯证法;在第二部分里,他分析辯证法的几种辯证方法以及如何把辯证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特別是社会学的問題。顾尔維奇說,辯证法首先应当破除一切已得的概念,而与經驗結合起来。它不是一种方法或一种現实运动。唯有作为人类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与研究这种运动的方法之間的一些关系,才是辯证的,而且必須加以辯证化。他又說,这些关系可以归納为五种,或者說归納为五种辯证化的方法:互相依賴、互相联系、互相轉化、两面性和两极分化。其实,他列举的这些辯证方法并沒有客观地涉及現实运动和反映社会变化,只是主观地想借以宣傳他的把客观現实矛盾归結为概念的互相依賴这一基本观点。一句話,他是想借以調和阶級矛盾,而达到为資本主义社会辯护和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現在我們摘譯的是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八章。在这章里,他对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横加歪曲与誣蔑。他首先大量引证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說馬克思注意到了社会現实中的七种辯证运动,即各种革命綜合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各层关系的辯证法、社会阶級及其斗爭的辯证法、異化的辯证法、經济矛盾的辯证法、社会現实和經济現实之間的辯证法、以及历史运动的辯证法。接着,他說,馬克思的辯证法有三个收获:一、提出辯证現实主义而反对教条主义;二、认識到社会中、历史上和人身上的現实运动的辯证法;三、发現了現实辯证运动中的各种可能的动向。最后,顾尔維奇得出結論說,由于馬克思沒有充分区別各种辯证法,并且又过分强調历史辯证法,因而馬克思的辯证法犯了三个“錯誤”:一、沒有研究現实运动的辯证法和用以研究它們的辯证方法之間的关系;二、把辯证法看成是上升的辯证法;三、把辯证法当作卫道的辯证法。因此,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依然表現出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最終目的論的特性。     

符号学与唯物主义反映論

符号学,这門介于語言与数学之間并跟邏輯学和认識論密切有关的具体科学,过去一直是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专門研究领域。随着控制論和信息論的发生、发展和它們在工程技术中的实际应用,符号学作为一門具体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现代修正主义者企图用符号学来“补充”馬克思主义哲学,用符号学的具体科学內容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資产阶級学者过去在符号学中散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偷換唯物主义和辯証法。克劳斯和賽格特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篇文章在“建立一种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幌子下,把作为具体科学的符号学抬高为馬克思主义哲学,販卖資产阶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全文共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抄袭莫里斯的观点,討論思維反映的对象、語言符号、思維反映和使用符号的人这四个因素所組合成的各种二項关系,将符号学分为研究符号和符号的关系的邏輯語法、研究符号和反映的关系的邏輯語义学、研究符号和对象的关系的信号学与研究人和他所使用的語言的关系的语用学四个分支。作者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語言符号及共相互之間的关系、語言符号与思維、客观实在和人的关系的一般理論”,把符号学当作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說什么“我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符号学为认識論的一个分支”。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討論了語义层理論,尤其是它的这样一条原理:一个表达式决不能同时属于两个不同的語义层。他們把这条原理当作哲学原理,說它“无非是一般唯物主义反映論原則的精确化”,并責备馬克思主义哲学家,說“在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中各层語言的区分还决不是众所周知的”。在第三部分中,作者討論了符号学的应用,把符号学当作“一种一般的学术批評理論”,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学术批評的准則。作者认为“学术批評确实跟社会状态无关”,可以不联系社会的經济和政治状况,不要阶級分析,而只限于作語法方面的和語义方面的批評。而所謂“語法批評”, 仅仅涉及一种学术理論的“內部結构”,“針对不能允許的語句构成、語詞在語句中的錯誤摆法和語法上的毫无意义”。所謂“語义学批評”,仅仅涉及“語詞、語句等等与它們所表示的东西的关系”,批評“它們沒有妥帖地再现它們所涉及的事态”。作者抄袭資产阶級語义哲学家的观点,把学术批評局限于語言方面,并为这种唯心主义的“內在批評”作辯解,說什么“关于內在批評,常常有一种很不正确的謠传,說它謀求脫离社会批評的科学研究,过象牙之塔中的学术生涯。这种責难是不公平的”。作者还从莫里斯那里剽窃了語用学批評,企图把它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說什么“語用学批評是責难一种学术領域的命題或理論滥用詞汇、不熟悉生活、脫离具体社会需要,等等”,是“有哲学的党性范畴的领域,主管語用学的批評領域的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篇以新实証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奇文。修正主义者贊赏它,例如米丁在談到达篇文章时說,“克劳斯和賽格特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符号学方面作了有意义的尝試”,他們的“論文中所包含的論点是很有意义的”(“馬克思主义认識論与符号和意义問題”,載苏联《哲学問題》1963年第6期)。进步的哲学家反对它,例如岩崎允胤(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批評这种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任意的、主观的,反映了“一种数学主义符号論偏向”(“符号邏輯·控制論·符号学”,載日本《唯物論研究》1964年夏季号)。     

毛澤东哲学思想的战斗性

“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文献对当前人民革命斗爭具有現实意义和理論意义。它充滿了生命力和战斗性。它使人們清楚看到正确地运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实际斗爭的的极端重要性。哲学是人人必須学習的,也可以学習的。从研究哲学的角度来說,把它看作是模范的哲学論文,也是完全应当的。它沒有那种长久不見天日的書生霉气,也不是那种咬文嚼字的繁瑣哲学。它是几十年人民革命实践的总結。严格的邏輯性,沒有迷信的革命的辯証方法,洞察历史發展規律,对人民群众的信心,对反动派的蔑視与警惕都活跃在紙上。这样的哲学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必然变成无比的力量。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学的任务     

黑格尔思想中的战争问题

人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假說,以为黑格尔的政治思想为国家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国家理論的具体化鋪平道路。这种看法自从納粹党在德国兴起后,就以特別强有力的方式出現了,当时一部分納粹主义的敌人作了許多努力,要想在黑格尔思想的哲学前提和国家主义国家制度的形象的极端的表現之間寻找共同点。     

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和原型——萨特尔批判

本文刊載于日本共产党中央理論政治杂志《前卫》今年五月、六月、七月三期上,全文約有五万多字,共分以下十一节:第一,“薩特尔的复数的‘面孔’和围繞着他的‘面孔’的状况”;第二,“存在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素描”;第三,“‘选择’和‘自由’的虛像”;第四,“与反馬克思主义接触之点”;第五,“抽象的‘异化論’的危险的迷途”,第六,“对辯证法的‘干与’”;第七,“关于‘自然辯证法’”;第八,“关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九,“这是‘馬克思的方法’嗎”;第十,“对‘辯证法’的空虛的尝試的根源”;第十一,“亚当·沙夫的論点”。本文力图全面批判薩特尔的哲学,指出薩特尔虽說承认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們时代的哲学”,但在对自然辯证法和唯物辯证法以及历史唯物論的理解上,原則上是同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企图,本质上也不外是想根据存在主义的理解和歪曲来篡改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立脚点仍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哲学虽然具有存在主义哲学的“畸形”的性质,但是沒有打破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型”。本文前五节着重批判薩特尔的“原型”的存在主义哲学。第一节考察了他二十年来时而“接近”馬克思主义、时而“批判”馬克思主义的經过;指出他每过数年便来一次轉变和动搖,令人很难捉摸他的真正“面孔”。第二节論述了由克尔凱郭尔开始,經过雅斯貝尔斯、海德格尔到薩特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指出存在主义哲学不像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在世界观和方法論的整个領域具有一个統一的体系。它虽然以对于人的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基本思想为自己的本质,但却有无神論的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两种。它不仅是与唯物論无关的哲学,与唯物論相对抗的哲学,而且它还具有政治的反动性。克尔凱郭尔就公然发表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見解,他的思想到了雅斯贝尔斯便直接同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結合起来。海德格尔耕耘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土壤,这是众所周知的。薩特尔虽然不能与他們等同,但他的基本哲学見解也具有作为存在主义的本质的共同点。总之,存在主义是由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时代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哲学,它的根子是主观唯心論。第三节分析了薩特尔的“选择”和“自由”的槪念,指出薩特尔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强調“个体”。薩特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选择就是創造,就是“自由”;“自由”就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意志的行为,就是不遵从任何历史規律的行为,即“計划”(projet);“自由”是超越所有道德行为的东西;只要是个人“自由”所决定即选择的行为,哪怕是杀人行为、法西斯主义,都可以被肯定为眞理。作者批評說:存在主义的自我决定即选择論,与其說是反道德的,还不如說是对于狼的邏輯的肯定;它的“自由”,是应該加以唾弃的小資产阶級的抽象的“自由”,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絕对不能肯定这样的“自由”。第四节考察了薩特尔的“自由”、“选择”的观念在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指出薩特尔把个体的“选择”、“自由”的观念絕对化了的观点,已經迷惑日本資产阶級社会的一部分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使他們产生这样的錯觉:似乎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人們即使处在无权的状况下,也能获得“自由”。薩特尔的“自由”、“选择”論,因为对任何“选择”都加以正当化,所以又給了一些“轉向者”(变节分子)以精神上的安慰,使他們把“轉向”(变节)的責任推到“自由意志”上。第五节分析了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指出薩特尔的“异化”槪念是专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自己的对他关系中的。換言之,就是当自己成为他人的客体,被他人凝視着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被“异化”了。作者认为,这样的“异化”槪念即使能够成立,也只能在观念的邏輯上成立,而决不是表現現实矛盾和异化的槪念。因此,薩特尔的“异化”論是与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相对立的。馬克思的异化槪念是說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劳动者的状况的,它本身就是反对資产阶級的一种号召,而薩特尔的“异化”論不仅对工人阶級沒有积极的意义,甚至还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他把反对人民民主和反对資本主义都看作是摆脫“异化”的行为,同样加以正当化和美化。由于这种观点,他甚至把一九五七年波茲南事件的反社会主义現象也看作是进步。由第六节到第十节着重批判了薩特尔的“畸形”的即修正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第六节分析了薩特尔“干与”辯证法的目的,指出薩特尔企图以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資格来“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具体地說,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来构成他认为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历史的人学”,幷且把它塞进馬克思主义里,也就是企图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篡改和修正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再以此来构成“辯证理性批判”。因此,薩特尔的承认馬克思主义,也只是为了把它当作一个修正的对象来承认的。作者认为,对于薩特尔的干与辯证法,必須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第七节在論述馬克思主义的辯证法中,批判了薩特尔的辯证法,指出薩特尔所說的“辯证法”旣不是思維的辯证法,也不是客观的辯证法,而不过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旣拒絕客观的辯证法,也否定客观的自然。他极力攻击恩格斯的“自然辯证法”,原因即在于此。他說自然辯证法是把“自然拟人化”,是“硬把辯证法适用于自然界”,是“形而上学的假說”,是“独断的辯证法”。他对自然辯证法采取否定的态度,而对历史辯证法却采取“承认”的态度。但是“承认”历史辯证法,也是因为他认为在历史中有个体的“总体化”作用,才予以承认的,而幷不是眞正肯定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第八节在論述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之后,具体地分析了薩特尔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指出他所“承认”的历史辯证法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关的,不过是他用主观主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概念对历史唯物論加以歪曲以后泡制出来的一种东西而已。第九节批判了薩特尔所說的“溯行的方法”。薩特尔以为从个体的欲望、实践即“計划”开始分析,就如同馬克思从商品开始分析那样,可以闡明整个历史的辯证法。他认为这就是馬克思的方法,尤其是《政治經济学》和《資本論》的方法。作者批判說,薩特尔根本不应該把个体的实践即“計划”看作与馬克思的商品具有同样的地位。因为馬克思的商品不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而薩特尔的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却是一个超历史的范疇,它沒有任何时代性。第十节批判了薩特尔的“被构成的辯证法”的图式,指出他的辯证法是与历史辯证法即历史唯物論相对抗的,是与数千年来貫串在历史中的客观規律背道而馳的,他的辯证法不外是存在主义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从个体的实践即“計划”出发的薩特尔的辯证法,根本就不是表現历史辯证法的东西。最后的第十一节批判了亚当·沙夫关于薩特尔的存在主义的見解,指出沙夫贊揚薩特尔提出了問題幷且把存在主义与馬克思主义的“不同意見的中心点”归結为“人的問題”这两点,是錯誤的。作者认为,这等于沙夫接受了薩特尔关于所謂“馬克思主义的空白”的說法;沙夫的这种錯誤态度完全出于他的抽象的人观、抽象的人生观。以下摘譯的是作者着重批判薩特尔想“补充”馬克思主义的“空白”和曲解自然辯证法与历史唯物論的第六、七、八等三节。     

党的建設中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和現代修正主义

現代修正主义者几乎在所有根本問题上攻击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他們的叫囂声中党的学說差不多成为受到最惡毒攻击的对象。这是用不着奇怪的,人人都知道,只有通过破坏党的建設所依据的理論原則,才能达到破坏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目的,这是帝国主义者所幻想的,实际上也是机会主义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圖实現的。特別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可以說,沒有一次攻击不包括对民主集中制     

要“敢于”革命,还要“善于”革命

毛澤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这一文献的發表,特別是在这个时候發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現实意义上十分重要,在理論意义上也同样十分重要。去年的莫斯科会議宣言指出,“我們时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战爭还是和平共处,已經成为世界政冶的根本問題”。目前东風压倒西風的客观形势是在大跃进,东風愈吹愈猛烈,西風愈吹愈衰微,对爭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爭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人們的主观上,思想認識上,敢不敢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爭,敢不敢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取得胜利这一問題,敢不敢革命的問題,还不能說是已經完全解决了。毛澤东同志这一文献的發表,对这一問題的解决将起着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