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全球经济健康的伦理学

不道德的做法——我指的是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曾流行于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社会如何与其成员中的那些具有破坏性的、反生产性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当局通常会奖赏,从而鼓励建设性行为;惩罚,从而拒斥反社会性活动。它们的方法包括排斥和惩罚实施破坏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以便褒奖和促进积极的行为。各种证据表明,这些策略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暂时奏效。我认为激发并维持建设性行为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不道德行为背后的错误思想与观念。然而,在尝试改变我们的思想或行为之前,人们必须看清,今天的世界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坚…     

工作扩大化和工作丰富化的动机特征差异

虽然,工作扩大化和工作丰富化常常被看成两个不可分割或可相互转换的概念,它们仍作为两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得到最好的应用。工作扩大化要求改变工作的技术方面,而工作丰富化则要求改变组织的行为系统。尽管工作丰富化比工作扩大化对员工具有更大的动机影响,但实现它是极其复杂和耗时的,因为它包括了改变组织及社会成员的态度和价值观方面。行为的改变常常导致来自组织成员的障碍。工作扩大化涉及技术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比行为改变更易接受,因此,不太可能产生组织障碍。与赫茨伯格(Herzbezg)观点相反的意见认为:工作扩大化对扩展工作的意义是一种无效的应用。一种最佳地扩大的     

康先生信箱

康先生: 你好!我是个漂亮的女孩,却不敢和异性在一起,甚至连很平常的接触如打招呼等也不敢。因为我会脸红,我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脸红,我怕别人误会。现在,我十分希望改变这种异常行为,您能帮帮我吗?     

塑造与矫正儿童行为的实用强化等级

强化,是塑造和矫正儿童行为的必要手段。在美国,不少学校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十分注意强化对行为形成和改变的作用。相应地,他们也提出了不少强化设想与措施。例如,马斯劳(A.H.Maslow)提出用分等级强化的方式,来促进行为的塑造与改变,即对不同的学生及行为给予不同“级别”的强化,如从满足具体的物质需要到抽象的心理要求,使强化不断加强与持久。     

健康行为改变中的社会认知因素：HAPA模型述评

HAPA是健康行为领域研究的新取向。认为改变健康行为需要两个分离的过程:动机和意志。首先,基于自我信念的基础上形成改变的意图;随意,行为改变才会被计划、引发并维持。HAPA认为,动机阶段引起行为意图,而意志阶段则产生实际行为。以自我效能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因素在两个阶段起重要作用,对于健康行为的采纳、引发和维持的产生重要的预测作用。     

健康行为改变中的社会认知因素:HAPA模型述评

HAPA是健康行为领域研究的新取向.认为改变健康行为需要两个分离的过程:动机和意志.首先,基于自我信念的基础上形成改变的意图;随意,行为改变才会被计划、引发并维持.HAPA认为,动机阶段引起行为意图,而意志阶段则产生实际行为.以自我效能为代表的社会认知因素在两个阶段起重要作用,对于健康行为的采纳、引发和维持的产生重要的预测作用.     

劝导技术的伦理意蕴

劝导技术作为一种被设计用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的交互式技术,具有深刻的伦理意蕴.劝导技术可以按照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从正面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实现“道德的物化”;劝导技术也可能被用于非道德的目的,需要认真研究和防范.     

肯定的评定:改变学生态度的一种策略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贝姆(D.J.Bem)七十年代提出了改变自我意识的理论。他认为通过评定人们的行为能改变其自我知觉,从而影响态度的改变.他认为强调肯定的自我知觉比说服(或唠叨数落)、比否定的评定能更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因而,贝姆提倡用一种叫做“肯定的评定”的方法来改变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贝姆认为,肯定的评定方法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持续强调否定行为可能影响学生用一种否定的方式评定自己,从而导致他们在一种与这种否定的自我知觉一致的方式里行动;第二,如果人     

成瘾行为研究中自我效能的几种类型

1977年,著名的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概念,此概念提出之后在学校教育、心理健康、情绪障碍、成瘾行为、职业选择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成瘾行为方面,自我效能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它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来影响成瘾行为的的最初发展、改变以及对这种改变的保持,因而能够对成瘾行为的预防、戒断和改变做出合理性的说明和解释。     

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艾洁同道: 我信主已有4年了,但还没有受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受浸,做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我想做真正的基督徒,做梦都想,可是我觉得自己还不够。经过洗礼非常容易,但上帝要求的如行为、信心、爱心、思想道德等方     

健康行为改变理论述评

健康行为对个体身心健康的维护和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健康行为改变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和预测个体健康行为的发生和改变.本文介绍并剖析了健康信念模式、保护动机理论、合理行动/计划行为理论和多阶段改变等四种以心理社会因素为基础的健康行为改变理论,并对这些理论的发展趋势做了展望.     

跨理论模型在健康教育中的研究进展

跨理论模型通过评估分析行为改变者的意愿及需求,并为之提供有针对性的行为支持技术,从而帮助改变者建立健康行为。主要内容有变化阶段、变化过程、自我效能、决策平衡。变化阶段是跨理论模型的核心结构,反映出人们在行为改变过程中从意愿到行动的动态变化,为健康教育提供框架及评估方法。变化过程则为制定健康教育内容提供指南。自我效能及决策平衡贯穿于整个变化阶段及过程中,对行为改变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近年来,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健康教育已被广泛应用于个体及群体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中,但其效果仍需进一步论证。     

组织发展实验室的建立

组织发展实验室是一种新的组织发展手段和人事训练方法,尤其是它的实验室训练与实际组织行为改变相结合的指导原则确立了自己在组织发展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地讨论了组织发展实验室的基本概念、原则和建立实验室的具体方法。人们只要观察管理者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会随时间而改变。然而,有计划的行为改变则是更为困难的。许多组织和管理发展计划正是要促成这种有计划的行为改变,从而全面改进组织效益。组织发展实验室(简称 ODL)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发展手段和人事训练方法已证明比传统方法更为优越。ODL 不仅试图改变个人的行为,而且也力图改变组织的气氛。它的建立是以 George A.Kolley 的人格构思心理学和 Julian B.Rotter 的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这些理论的假设包括:①人们采取他们自认为是最有利的行为方式;②任何情景下行为的发生与以下三个方面相关:A、个人对行为被奖励的期望;B、奖励对个人的价值;C、行为模式的可得性。这两个理论都表明,人们对“当前”情景越了解就越可能产生有效的行为。本文将讨论 ODL 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方法,并希望有助于人们把行为改变原理应用到实际管理情景中。     

从网络技术的运用研究大学生自我改变的心理和行为

本文通过对自我改变现象的简要描述，从良性和非良性范围分析了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在运用网络技术的过程中人们在心理上和行为上的自我改变，并提出了网络技术应用引起的自我改变的心理、行为效果模式。     

言语行为逻辑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美日常语言哲学的重要学说。近年来,经美国哲学家塞尔(J·Searle)等人的发展,这个理论的部分内容已经成为现代逻辑的一个新分支。所谓“言语行为”是指对话语意谓的内容有所实践的语言活动。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Austin)发现日常语言中的许多语句都有这样一种性质:我们一边使用这些语句,一边就实践了语句中动词的某种用意。他把这种叫“行为句(Performatives)”,其中的主要动词叫“行为词”。例如,“我向你保证”,“我警告你以后别再违章”,“我答应你的要求”。人们说出这些句子的时候,同时也在履行着句中的涵义,即做出“保证”,发出“警告”,表达允诺。行为句不同于叙述句(Constatives),后     

行为改变技术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

本文论述了家庭教育在儿童行为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儿童的自理行为和品行行为的培养离不开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应用行为改变技术的各种方法如合同法、隔离法等能有效地帮助家长培养儿童良好的自理行为和品行行为,消除不良行为.     

社会批判理论之后

在历史上,人类曾尝试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改变社会,包括哲学、宗教、科学等等。在西方传统中很早就产生了将哲学和社会生活的改善联系起来的努力。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哲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过要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有洞见独立于心灵之外的实在本身的特权,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行为以     

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该隐之问”的道德哲学意义或论责任的现代禀性

"该隐之问"(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有现代性祛魅之意味。它使得人们面对各种"祛责论"时,要为责任辩护。这种要求得到辩护的特性构成了责任的现代禀性。近距离伦理视角下的"归责论"是在行为和行为后果之间建立可靠的规范性联系,关联到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建构。反思的责任论立足于人类整体理解人的责任,从更开阔的全球化或大地共同体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意义上回应"祛责之问"。两者之间的张力是责任的现代禀性的具体而微的体现,它要求我们在双重视野中面对祛责之问。     

从天主教之节日、人生礼仪透视其本土化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传教士宣教中国人接受教义的过程,而且是中国人按自己的思维模式理解其教义、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改变其礼仪的过程;不仅是传教士改变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行为,中国的文化、思想等因素也影响、改变了传教士的思想、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传教士采取了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传教策略,主动或被动地接受     

大学生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社交焦虑和双自我意识的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的关系,以391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了社交焦虑在自尊与网络过激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公我意识、私我意识水平的调节。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后,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社交焦虑在自尊和网络过激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公我意识调节自尊对网络过激行为的直接作用。相对于公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直接效应对公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更显著;（4）自尊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还受到个体私我意识的调节,相对于私我意识水平低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私我意识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