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启蒙·原卦画》与《观物外篇》

《易学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史》曰,是朱熹嘱蔡元定起稿.朱熹《答赵善誉》:“近又尝编一小书,略论象数梗概,并以为献.妄窃自谓学《易》而有意于象数之说者,于此不可不知,外此则不必知也.”又有《答方宾王》:“熹向来作《启蒙》,正为见人说得支离,因窃以《易》中所说象数,圣人所已言者不过如此.今学《易》者,但晓得此数条,由《易》略通大体,而象数亦皆可用.此外纷纷皆不须理会矣.”可见,朱熹是将《易学启蒙》作为自己的著作看待的.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朱熹与张载《正蒙》

朱熹是否为《正蒙》写过注解,在学界存在争议。那么,现行所谓《正蒙》朱熹注解从何而来,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考察《正蒙》朱熹注之源流,对朱熹是否为张载《正蒙》作过注解予以解答。朱熹在解说《正蒙》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张载的思想,那么,朱熹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如何?我们对此做了初步探讨。     

民国时期白寿彝的朱熹易学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易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朱熹易学文献的考辨,对程、朱易学差异的论述,对朱熹《周易本义》与《河图》、《洛书》关系的分析,对朱熹《周易本义》基本观念的阐发,以及对朱熹易学贡献的概括,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分量。而且从今天的朱熹易学研究来看,他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研究和所提出的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孤悬与浑融——朱熹与张拭太极思想异同比较

朱熹、张拭推尊周敦颐尤重《太极图》,他们分别著有自己的《太极图说解义》,其思想内涵颇为不同.朱熹注解坚持主静倾向,张栻则警惕主静溺于虚无的危险.对于主静问题追根溯源则可以发现,二人对于太极内涵有不同的理解.朱熹以为太极即理,严格区分作为形上本体的太极与形下发用的阴阳动静.张拭以为太极即性,对太极的理解融贯体与用、动与静...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

儒家文献《礼记》中的《大学》一篇,自从南宋理学家朱熹把它连同《礼记》中的另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之后,便被儒家后学奉为“圣经”初选,童蒙必读之书。朱熹这样推崇《大学》,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朱熹认为《大学》一篇是孔丘的弟子曾参所作,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不过,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成稿过程

本文根据《朱子语类》的十几项有时间标志的材料,考证朱熹从淳熙丙午到庆元戊午的十二年间曾多次修改《周易本义》底稿,并封笔于庆元四年。此后,朱熹于易学间有新观点,但不再写入《周易本义》。基于这样的时间框架,《朱子语类》与《周易本义》的某些不合之处,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周敦颐《太极图说》与朱熹《太极图说解》辨异

<正>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是一件令人注目的事件。由朱熹给《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作的注,在当时就引出许多不同意见。因此,关于《太极图》和《太极图说》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朱熹的注解与周敦颐的原意是否一致这个中心进行。后代学者的讨论也循这条线索发展,遂衍生成朱熹与周敦颐思想异同的讨论。这就引出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朱熹的注是否符合周敦颐原作的思想?二、如果不吻合,朱熹为什么要进行修正?三、周敦颐的思想是儒还是道?本文试从分析周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祭之在祠:祠堂空间的圣与俗——以朱子《家礼》为中心

朱熹编撰《家礼》,希望将儒家的礼仪能够全面贯彻到士庶的生活世界.《家礼》创设祠堂制度,祠堂成为士庶举行礼仪的圣凡空间.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通过仪式的...     

对朱熹《阴符经考异》的再考察

清代初年开始以朱熹的名义行世的《阴符经考异》实际上是一个被逐渐改造成的本子。它的注解文字出于蔡元定之手。其他文字则是黄瑞节从朱熹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汇编成的,而且是作为附录。能够揭开历史真面目的是元代黄瑞节编辑的《朱子成书》。但是,在《朱子成书》以前就出现了朱熹注解《阴符经》的说法。《朱子成书》本也在明代被作为"崆峒道士邹诉注"的名义进入了《正统道藏》,抹杀了蔡元定的著作权。本文描述了《朱子成书》本被改编改名的过程,指出被四库全书收录的《阴符经考异》文本来自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朱熹撰写《阴符经考异》的说法定型于清初甚至更早。这个著作权的演变可以看作是一段朱熹神话。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李侗对朱熹四书学的影响

李侗继承了杨时、罗从彦一系的理学,对朱熹的四书学和理学的形成都发挥了指导和启发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角度来论述李侗对朱熹的影响,展现了李侗在洛学发展为闽学过程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人心道心之辨与后朱熹时代朱子学方法的奠定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经典的学术著作,其中的《中庸章句序》更是朱熹哲学体系的纲领。嘉定更化后朱子学得到官方褒扬,这篇序便朝野流传,上至宋理宗,下至莘莘学子,都把它看作朱子学的入门关键。然而,《中庸章句序》所论述的人心道心关系问题,在朱熹的亲传弟子中,却成     

朱熹所读禅宗典籍考

佛教对朱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宗方面。本文依据《晦庵先生文集》和《朱子语类》等朱熹著作中所涉及的灯录、语录等禅宗典籍,分别从灯录、语录两大类加以考察,其中语录部分,又分为引及、考见两类,初步确定了朱熹所读禅宗典籍的范围。     

吕祖谦与《近思录》的编纂

《近思录》是理学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由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辑完成。但是,多少年来,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其著作权归之于朱熹,而无视吕祖谦,径称《朱子近思录》。笔者经过对《近思录》所选条目的思想倾向及他种文献有关记载的考察,认为吕祖谦在《近思录》的编纂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作用,那种将《近思录》仅视为朱熹著作的看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