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怀疑大义灭亲而发育亲属容隐——从《春秋》记诛庆父及其微言大义切入

先秦儒家主大义灭亲吗?其答案至少不是全称判断。比如,《春秋》记载鲁国诛庆父这个经典案例及其微言大义,就疑大义灭亲,而有亲属容隐制度萌芽。春秋鲁国宗室和朝臣庆父、叔牙、季友是三兄弟,叔牙、庆父先后弑君(也分别是弑兄杀弟),季友则立诛叔牙、缓诛庆父,力守君臣之义,同时尽可能悉心敦睦并力保延续与叔牙、庆父的兄弟伦理,曲尽亲亲之道。伦理亲情中血色淋漓,刀光剑影中维护伦理,其中蕴涵着求解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两难、顾全伦理和政治法律关系的努力及其智慧。其直面问题、寻找成因、求解两难、所达目的等方面,都对大义灭亲审慎存疑,发育着亲属容隐制度。由此细化深化大义灭亲、亲属容隐研究,有助于凸显其两难,妥为调谐伦理和法律关系。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式的嬗变

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所奠定的秩序形态可以称之为伦常秩序,这一秩序的轴心是父子一伦,孝道则是其最核心的层面。此与西周宗法秩序有所不同,后者的轴心是兄弟之道,纵向的父子脉络被退隐为兄弟部族之间团结与凝聚的背景视域。宗法秩序的精神原则是亲亲尊尊,这与早期儒学的仁义之道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仁义是从亲亲尊尊中提炼出来的,但作为价值原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亲亲尊尊是与周礼捆绑在一起的体制性原则,而仁义则是超越了体制的独立的道德原理。     

三十七计——置之生地而后死

从姜尚伐纣起，“置之死地而后生”便成兵家常用之计，“置之生地而后死”，在政治、军事乃至市场竞争中，亦是常用之计，用亦有效。然而用者颇多，示者、知者却少。兹据事论理论之。《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记：郑武公生长子寤生、次子段。其妻姜氏宠次厌长，几请废长立次，武公不允。武公逝，寤生继位称庄公。姜氏与段谋，向庄公索非分权势、要隘封地，庄公悉与。臣下多进谏，庄公均笑而不纳。姜、段愈得纵，臣下愈向庄公。姜、殷自以为羽翼丰满，举事夺位；庄公起兵击之，一击即溃，段自戕，姜被囚。此令姜、段倒行逆施为众不耻至极时…     

隐形梯子

正周末,读《郑伯克段于鄢》,脑子里突然冒出"梯子"二字。话说春秋时,郑国国君郑武公娶了申国姜氏为妻。姜氏喜欢次子段,而不喜欢长子庄公,因此多次劝说武公改立段为王储,但被武公拒绝。武公死后,庄公即位,姜氏和段暗中垒甲筑城,图谋夺权。大臣焦急万分,屡次劝说庄公采取措施,但庄公置之不理,只说了句"多行不义必自     

齐桓公与管仲

齐桓公和管仲是春秋段历史上的大人物。但正史中所给的篇幅却显得不足。《史记·管晏列传》管仲部分只520余字,《齐世家》中桓公43年间史事,才1800余字。且太史公于孔夫子对管仲褒贬两辞,独录其小人的一面。《左传》涉及桓、管事,每每露出偏见来,如鲁庄公13年柯之盟,曹刿劫持齐桓,管仲恢恢处之一事,左氏不书,赖公羊为之弥补。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     

《春秋左传注》中关于“昭穆”的两条互相抵牾的注释

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于《左传》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条下注曰： 跻僖公者，亨祀之位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也。闵公与僖公为兄弟，《鲁世家》 谓闵为兄，僖为弟；《汉书·五行志》则谓僖是闵之庶兄。无论谁为兄谁为弟， 僖公入继闵公，依当时礼制，闵公固当在上。《鲁语上》记此事云：“夏公弗忌 为宗，蒸，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 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 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     

“文姜之乱”异议

“文姜之乱”异议杨朝明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后嫁于鲁桓公为夫人。由于她与其异母兄襄公通奸事,鲁桓公陪进了性命。鲁庄公时期,文姜仅生活了不足２１年,但在《春秋》、《左传》中,她的名字却出现１５次之多。史书中历历书载她的活动,显见她是一位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     

论叔向

<正> 叔向,名羊舌肸胖(xi,夕),又名叔胖。因其采邑在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15里)以邑为氏,故又称杨肸。叔向是其字,亦字叔譽。羊舌氏系晋公族,叔向之父羊舌职、兄伯华(即铜鞮伯书,名羊舌赤)、异母弟叔鱼(名羊舌鲋)、叔虎,都是晋国大夫,他本人为晋国上大夫。叔向的生卒年不详,与郑子产、齐晏婴相善,是同一时代的政治家。据《国语·晋语七》载,晋大夫司马侯(即汝叔齐、女齐)荐叔向于晋悼公曰:“羊舌肸习于《春秋》”,     

先秦儒家对人伦次序的安排——以对夫妇一伦的考察为中心

与西周社会以"亲亲"、"尊尊"为准则建立的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不同,先秦儒家以"亲"、"尊"、"义"为准则建立了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关系网。尽管在先秦儒家内部,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以父子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并且这种安排在汉代以后又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但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以夫妇一伦为首的人伦次序安排却有着发展为主流的倾向。先秦儒家的这种人伦关系理论不仅对现代社会人伦关系的规范和安顿有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儒家在现代社会继续生根发芽并繁荣发展的基石。     

论程颐“以公言仁”的政治向度——以王安石公义政治观为参照

程颐通过“以公言仁”将“仁”与“公”直接关联起来,以“仁公”取代“义公”,以“仁”摄“义”,取消“义”对“仁”的支配性。这重建了“仁”尤其是“亲亲”之公共性和根本性,改变了旧有公私话语中公义的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其家国论的构建不同于王安石的公义政治观：第一,家而非国才是共同体秩序得以生发的根本,是以组织家国之法在于以宗法联合万家,而治国之方则是修德而后“由身及家而治”;第二,国家干预私家之行为必须以维护家庭人伦和谐为目的才具有合法性;第三,在处理家国冲突时,要兼顾忠孝恩义,并以门内人伦为重。     

公羊学派“《春秋》王鲁”说平议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笔者学于鲁国旧都,研习鲁史,曾对后世公羊学者“《春秋》王鲁”之说有所留意.司马迁称《春秋》一书“辞微指博”,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后世公羊学者总结《春秋》义例时却立有不少非例之例,而其论述某些义例亦或有不周.本文拟就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中每每提及的“《春秋》王鲁”之说试加议论,庶几可以有益于对公羊学派理论的认识.     

赵汸的《春秋》学

赵汸的<春秋>学以承继孟子自许,以综合<春秋三传>为特点.认为属辞比事为治<春秋>的法门,并据以归纳<春秋>笔削之义为八.<春秋>虽为孔子所作,但本鲁史而成,辞从主人,存策书之大体,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春秋>虽本鲁史,但又有孔子书与不书、变文、特笔等笔法,以阐圣人之义,其义丘窃取之.     

安平故城

安平城,春秋早期以前纪国(中心区域在今山东省寿光县)属邑,名曰“酅城”。纪国曾与齐国对峙为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时在周夷王三年。春秋时期齐国国势渐强,逐步蚕食纪域。《春秋左传·庄公三年》(公元前691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於是乎始判。”判,分也。纪季是纪侯之弟,酅是其封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秩序的伦理维度——试论先秦儒家治世之道的内在逻辑理路

关于秩序的思考是贯穿于先秦儒家治世之道中的一条内在逻辑理路.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到等级秩序的破坏是社会动乱的根源所在,秩序构建是治世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以秩序建构为逻辑起点,儒家设计了其治世之道.以礼义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系统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关于秩序的思考既是其逻辑起点,又是其最终的价值归依.人伦关系协调是儒家治世之道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对"人"还是"伦"的思考,秩序构建始终是贯穿于儒家人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     

五代时期继颙大师的身世、出家及与辽朝关系

五代时期的继颙大师是刘守奇之子;刘守奇为刘守光之弟,因刘守光囚父杀兄夺位而亡入契丹。继颙大师出家时间,也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刘守光被杀之年,而是此后27年,值中年出家。继颙之父刘守奇的契丹经历及其弟在契丹的显赫,是北汉任命继颙为鸿胪卿,修复与契丹关系的重要原因。从继颙与辽朝密切的关系渊源,以及契丹宁王夫妇礼遇继颙弟子睿谏,可以发现五台山佛教圣地对辽朝皇室的佛教信仰产生了直接影响。     

叔夷钟铭与齐侯灭莱

春秋晚期器叔夷钟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齐器。铭辞与齐侯灭莱等史事有关,不少可补史乘之失载,是研究齐文化不可多得的一件重器。1123年,即北宋:“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其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金石录》13.2)这几五百字,即指的叔夷     

弃其天伦：何休篡改《公羊》发覆

《春秋繁露·顺命》的部分内容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引起学者争论。由《春秋繁露·观德》与《顺命》篇的文辞在结构与内容上的严格对应，可证《顺命》之文当出董学。进一步分析《观德》与《顺命》二篇的内容，可知“鲁庄公之不得念母、卫辄之辞父命”皆属“天伦”。“天伦”只见于《谷梁传》而不见于今本《公羊传》,《五经异义》引“《公羊》说”言“武王为天诛纣”在今本《公羊传》中也没有对应的文字。之所以如此，当是何休删削了《公羊传》庄公三年的“天伦”之文，并篡改其经义为“诛不加上”。     

易学与传统文化中的人道关怀

《周易》虽然具有大量论述“天道”问题的内容,但人道才是它关注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忧患而思天下之和谐,而思一人伦秩序之建立,而思探求一安身立命之道,这实为作易者的用心之所在。同时,《周易》中固然也涉及到许多条祀鬼神、占筮卜问的内容,但在作《易》者那里,隆重的祭礼、繁琐的程序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待神灵的那份诚敬之心。对此,李鼎祚道：“鬼神害盈祸淫福善,若人君修德,至诚感鬼神,则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观龠而不观盥,飨其诚信也,斯即‘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龠祭,实受其福’之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