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刑"在德性养成中的作用——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性养成论之比较

孔子认为政与刑不能在德性养成中起积极作用。他认为,政制禁令和刑罚惩治的威慑,虽可令人不违反法律,行为合乎规范,却正好成为德性内化的障碍。亚里士多德对于德性养成的见解与之恰成对照,他认为德性的养成要依赖习惯和训练,同时也离不开法律的教化与惩罚的威胁。两种不同的见解促使人们思考政治与刑律对于德性养成的作用。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释"几希":情感直觉与自觉——"人禽之辨"辨于何处

"人禽之辨"的问题标示着儒家对人的独特理解.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者,很幽微,不易区别也.此幽微难辨处即在于,虽然较之禽兽,人的情感直觉中具有"是非之心"的价值自觉反思力,但一个现实中的人是否真的拥有对此价值自觉能力的自觉,是否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非沦于禽兽,则是有待于"由仁义行"的不断实践...     

周公《酒诰》:“慎酒立教”与“作稽中德”——酒在上古中国如何被赋予礼法属性与德教功能

周公在《酒诰》中把酒德与孝道密切捆绑在一起,要求康叔引导民众勤劳耕作、奉酒事亲、敬长尊老。酒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被嵌入到血缘结构中加以确证,第一次被赋予伦理功能。周公设"断酒之教",对饮酒行为作了教化、国法化、意识形态化处理,以诱发人欲本能中的善性。周公借酒而确立起以德化民、以礼节用的基本原则,使人成德尽性,为周室做了一篇社会治理的时代大文。周公赋予酒以仁道价值和礼乐含义,注重在限制与释放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保持适当弹性,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自觉,利用酒而不沉溺其中伤身误事。敬酒事神,而饮酒只是馈祀的一个附带环节。祭祀之后的燕饮也被赋予了人伦纲常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