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中国传统司法的文化基础

法律的实施,司法的运行,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最低限度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支持力量,需要依靠法律和非法律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传统司法同样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基础,它突出表现为源于儒家伦理价值观的"情理"。这既是传统中国"情理法"一体的机制所致,也是情理自身的内涵使然,更为中国传统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事例所印证。情理法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使中国传统司法必然以情理为文化根基;情理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开放特征,使其成为中国传统司法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司法实践充分证明了情理作为一种内在精神,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与司法文化传承。     

侠客的“失魂”之行——从侠义精神的弱化看新世纪武侠电影类型的消解

武侠电影是华语电影特有的片种,也是电影体现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武侠电影投资越来越大,制作越来越精良,然而在主题上对侠义精神的体现却越来越少。没有了侠义精神这个重要支柱,武侠电影虽然有"大片"的形式,但它的发展却进入了只"武"不"侠"的困境,武侠电影特有的意境和韵味都已经不在了。武侠电影要继续发展走出困境,还是要赋予影片人物以侠义精神,呼唤侠客们精神层面的回归,才能为武侠电影在未来的发展找到希望。     

小月桂的失落——谈电影《上海王》的改编

根据著名作家虹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海王》于2017年国内公映后,并未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影片将原著"女性成长"的故事大幅删减,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历史";小说中原本复杂多样的人物性格在影片中也极为刻板单一。从主题偏移和形象变化两方面分析电影《上海王》对小说的改编,并试图从电影本身及主流意识形态思考如此改编的原因。     

“凤”与“鸟”:关于《百鸟朝凤》中三重变奏的文化透析

作为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天明的遗作,电影《百鸟朝凤》文本内所折射的忧思,以及该片上映后"下跪"事件所引发的大众的热烈讨论,使其成为2016年度的热点文化现象。以《百鸟朝凤》中的"凤"与"鸟"为立论根基,将文本内外之间的契点加以联系,以此对影片在文化层面上体现出的三重意义予以架构,旨在通过对《百鸟朝凤》中三重变奏的分析,引出文化裂隙中二元弥散的现状,并将现实世界与银幕世界中表现出的文化姿态进行对比,力求以辩证式的思考来充分挖掘该片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先锋小说审美分析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域下,对先锋小说进行审美分析,发现"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是先锋小说叙述文本审美的两个内核,它们在先锋小说借用历史、回避历史、游戏历史的形式中驱动着文本的审美表现。先锋小说叙述文本通过借用历史的形式表现了历史和人的双向生产;通过回避历史的形式,显现了历史正因为缺席而存在,并通过这种形式挖掘出社会历史最隐秘的情怀;游戏历史的形式则体现了历史外衣下的当代体验和戏仿历史中的人性主题。     

是“民工”还是“传奇”:贾樟柯电影观念剖析

贾樟柯一直被认为是"民工导演"。他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电影手法展现了当下中国人与环境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合谋,以及人对环境的抗争。通过文本解读,本文细致分析了他的电影中的这三方面内容,并同时指出贾樟柯电影观念的嬗变。从《二十四城记》开始,他的电影从个体关怀转向了文化思考,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其社会批判的尖锐性。作为导演的贾樟柯却实现了他从电影"民工"到"传奇"记录者的转变。     

“无形语言”的叙事话语转换——浅谈《没有语言的生活》影视剧改编

东西先生的《没有语言的生活》由小说到影视剧改编,均获成功,究其本源在于其主题都切中了“无形语言”这块璞玉,由此切出三块“玉石”,实则“本同而末异”.“无形语言”从小说文本到影视文本涉及叙事话语材料的变化,这不仅造成了审美观感的不同,还折射出不同材质叙事语言背后整个话语权力结构的变化.考察“无形语言”如何在此话语转换中成功穿透精英文化文本和大众文化文本的场域,对于多元文化空间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从《长城》看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

我们在参照并学习好莱坞工业模式的同时,也为探索中国电影的工业化道路打下了基础,但这绝不是照搬照抄好莱坞,而要遵循中国电影产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中国电影机构和电影工作者要有积极的国际传播意识,主动利用电影媒介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并选取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通过恰当的"包装"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观,进而让国际民众看到我们的文化自信,确立自身的传播主体地位。     

批判的前提——回邓晓芒教授

"批判"是在理解"何以可能"基础上的价值评价,其中,首先要阐明文本的各种意义.传统儒家伦理作为一个完整的应付生活环境的文化系统,有着深刻的超越精神和人性内容,不能仅简化为诸如"报恩"一类的感情."情理"是对传统儒家伦理的人性内涵的一种准确概括,而今仍有不可否认的普遍意义,对之做逻辑分析时应说明结论的限制性.     

中国的伦理文化与临终关怀

文化就是人化,它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与发展,赋予临终关怀丰富的文化意义,深刻影响着临终关怀发展。中国伦理文化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它的血缘文化、情理文化以及孝文化的方向深刻影响我国社会公众对临终者的态度、观念和行为,阻碍了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中国伦理文化的现代转型,尤其父权制的解体、社会组织伦理的兴起以及民众权利意识增强,为消除伦理文化对临终关怀的影响提供机遇,也有力促进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     

电影《白蛇:缘起》叙事中的美术元素应用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近年来,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电影日益丰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不再局限于民间手工艺的传播,也不再局限于诗歌传颂的爱国情怀,而是从多元化的角度呈现多元文化,使更多人受到文化熏陶。《白蛇:缘起》是以东方文学小说《白蛇传》为原载体而改编的电影,在电影制作中也蕴含着诸多文学元素与美学元素。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新世纪后大陆翻拍电影探析

在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多变与"爆发"的形态中,跨国翻拍电影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当前"IP"盛行的大陆电影市场中,跨国翻拍电影的出现不仅能解决原创力不足的困窘,调配市场资源,还能丰富当下市场中的电影类型。然而大多数翻拍电影的最终呈现都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不相契合,翻拍电影的本土化改编已是自不待言,再生语境如何打破原生语境壁垒的问题亟待被解决。同时,置身全球电影产业,中国电影不仅要广泛汲取优秀的世界电影文化与经验,还要致力将"进口"转化为"出口",向世界电影市场输送中国文化。     

浅析新时期华语电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改编

在华语电影日益强盛发展的当下,出现了一部分由中国古典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这些电影大多在票房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其中一些是得到了观众良好口碑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在商业化运作机制下,这类电影也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使得古典文学的深厚传统文化内涵被淡化,一味追求浮于内容之上的视觉奇观,主题游离、内容空洞,一度被观众及学术界所诟病。只有充分理解了古典文学中所蕴含的主题意旨,吸收故事创作上的精髓,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新时期的华语电影才能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改编方面取得突破。     

“文本/共处”的诠释方法:从希伯来传统及中国经典解读耶稣

本文论及如何在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下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解读圣经之方法。笔者提出"文本/共处"这一新的释经概念,以及圣经经文形成过程中的"四个书写策略",分析圣经群体如何面对处境中的文本。圣经是一个移动的文本,游走于不同的文化之间,在翻译与诠释过程中吸收了不同的文化与文本,才被带到亚洲及中国。读者文化语境中的文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依据"文本/共处"的诠释方法探讨两个层面的问题:1.圣经作者如何运用希伯来智慧文学的文本资源书写耶稣;2.作为读者,我们如何从中国宗教之传统文本的跨越中了解耶稣的形象与角色。     

日本集团主义的假象

关于日本集团主义,传统观点认为其抹杀了个人主义,个人自愿为集团奉献。从理论上看,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理论立足点、内涵和外延各不相同。从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看来,认为日本集团主义否定了个人主义也是不成立的。耻感文化使得日本人必须忠于集团,去为集团献身。集团主义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给日本民众的精神上打上了深深地烙印,造成了大众对日本集团文化的错觉和民族无意识。     

“城市游牧人”:异乡人的宿命?——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乡土文化四重关系的裂变使得底层劳作人民成为"城市游牧人",社群、空间、生活方式、文化身份共同解构世俗的乡土文化,其内部结构开始瓦解以致重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正是这种文化状态下生产出来的电影文本,其文化价值在此意义上超越了美学价值。本文通过对影片文本背后的乡土文化的解读,试图挖掘出导演的潜在的叙事无意识。     

跨文化的文本理解与交往

"文本"(Text)的理解是当代哲学解释学的重要主题.当今世界全球性交往日益密切,在"跨文化研究"这门和哲学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中,包括"跨文化交往"与"文化间性"(Intercultuliarity)的研究中,跨文化的"文本"理解已是国外文化哲学、语言哲学乃至篇章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颇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马男波杰克》:为何“致郁/治愈?”

在告别小确幸这种流行文化之后,青年人普遍转向了一种"致郁文化"(亦被称为"丧文化")的消费中。围绕此主题有着一系列文化产品,如美国动画剧集《马男波杰克》就以其突出的黑暗、抑郁风格受到热捧,也因此成为"丧文化"的代表之一。以《马男波杰克》为个案,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来解读该部动画的叙事逻辑,可以发现该动画是通过二元对立以及叙事的反转与反讽来瓦解文本意义的,从而达到一种"无意义"的叙事效果。     

日本对《易经》研究的路径

日本学者对《易经》的研究,随着儒学在公元五世纪传入日本就开始了,至公元757年,《易经》正式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之一。日本对《易经》的研究有伊藤仁斋、北村沢吉等人的"义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数派",还有许多易学家既重视象数,也重视义理的"易理与象数兼容派"的研究。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途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易经》博大精深的内涵。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大规模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对《易经》的研究,不仅研究《易经》《易传》原典,还研究中国历代对《易经》《易传》原典的注解。江户时代日本易学者主要依据朱熹对《易经》诠释的文本《周易本义》,也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学。当然也有学者研究中国汉代易学文本,热衷于《易经》象数,但非主流。三是日本对中国《易经》分支"术数"的应用研究,并出版了诸多研究著作。     

18世纪德语历史文献的数据挖掘:以主题模型为例

主题模型是新近开发出来的研究方法,对于拓展数字人文的研究路径非常有价值。LDA是主题模型算法之一,将它运用到"德语文献档案"收录的1700-1800年间的文献,在归纳、分析文本的主题后,对主题模型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判。主题模型的演算结果让我们对18世纪德意志精神世界有了更加立体的认知:18世纪的作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对知识体系的构建异常积极,小说受追捧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密切相关,宗教启蒙是时代主题。这些结果表明,启蒙运动具备多重面相。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将以主题模型为代表的远距离阅读与细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够得到更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主题模型作为一种文本挖掘的方法,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而这种进步需要人文学者与计算专家的通力合作。这也是数字人文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