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阴阳”观念探析

"阴阳观"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范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著名哲学家熊秉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那么带有"阴阳"观念的审美思想必然对书法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书法艺术的审美基调。文章通过分析探究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阴阳"观念,并将其中"阴阳互用"的思维方式提炼出来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在创作过程中营造出"阴阳相生"的美学境界。     

对中国书法艺术中道家思想的分析与思考

有中华文化基石之称的道家哲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正式成型。在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道家思想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对中国文化与艺术方面的影响,也是哲学在艺术与美学领域扩展的体现。从历代书家对道家思想的体现入手,分析道家思想的核心要素对书家发展和书法演进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就现当代的书法学习和实践展开思考。     

至道与至美:魏晋“清玄”书风与道教美学实践

"清玄"是魏晋书坛中以葛洪、杨羲、王羲之、王献之等一批道徒书家为代表人物所引领的一种书法风格。此时的道教向上层化发展,帝王、士族多有道教信仰或崇道倾向,因此,魏晋时期的道徒书家在书坛中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一般书家创作风格的群体。对这类书家的研究必须要注意到道教信仰对其书法风格的影响。他们书法中所呈现出的崇尚自然、超然仙趣、注重人格修养、主张存思之气的运用和"恬淡无欲"的"清玄"书风,实则是对"至道-至美"的道教美学在书法中的具体实践。这种"清玄"风格在自然美的追求、书法品鉴的标准、书法创作的心态,以及道教写经书法的传承等方面都对后世书法产生了积极影响。     

论宋代书法的“达意”与“真趣”

苏轼以“达意”为核心的美学思想与米芾以“真趣”为目的汲古出新的美学思想,引领了有宋一代的书法风尚,以他们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家所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书法艺术从追求技巧跨入到超越技巧的时代.他们是宋代书风的创造者与引领者,在书写中注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思与生命活力,让书写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表现性艺术.正是由于他们共同或相近的美学理念与书学主张,合流成为一股强大的艺术思潮,形成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傅山道教书法美学思想研究

傅山是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学术界颇重其位,视其书法理论为帖学转向碑学的先声,其书法创作与书法理论在书法史上均具有转折意义,而其标志性的书论就是其著名的"四宁四勿"。学术界目前对于"四宁四勿"为中心的书论研究多集中于政治伦理、书学流弊、新学术风气之兴起等角度,而傅山作为一个深具道家、道教情怀的道士书法名家,其"四宁四勿"为核心的书法美学思想之中所蕴涵的道家、道教美学思想却未为人所重视,故笔者在此意图从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审视其书法理论,以揭示其书法美学思想中所融合的道家、道教崇尚朴拙、自然、真淳等美学观念。     

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上)

宗白华美学体系广泛而深入地摄取了中西艺术学的理论维度。宗白华的艺术学研究是为其美学建构汲取丰厚学养。他的美学体系和艺术学思想与中国艺术精神有着密切关系。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全面汲取理论的精髓,开掘出古典民族美学的现代意味,成为宗白华美学建构的一条重要路径。宗白华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艺术精神"这一核心,联系艺术哲学、艺术体验、艺术意境、艺术生命等问题阐幽探微,在基于价值论的艺术史观与体验式的艺术批评方法等方面亦有重要开拓。     

自然之美尽赋书法——从古代书论中看书家对自然之态的学习

"自然"之态,是自古以来为世人所尊崇的一种思想和境界。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把艺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艺术家通过自己对自然某些特质的理解,用各种艺术手段表现出来,而艺术的对象,就是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书法虽不同于其他艺术那样可以直接取法自然与生活,但它通过其独有的艺术特色,无论是在书法作品和书法理论中都可看到各种自然形态的美感,亦或是书家与自然相同的感悟。文章将着重对古代书论进行梳理学习,发现书家在欣赏表达自然之美的同时,也在模仿感悟自然之美,并将从自然中吸取的精华转而运用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与艺术追求中。     

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问题──宗白华书法美学刍议

书法,这门"中国特有的艺术[1].历来为美学家们所热爱.所关注,然而,像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那样对书法艺术一往情深且见解独到的,却为数不多.在他的美学论著中,涉及了大量的书法史,书法理论(如书法创作、书法审美等)问题,有很多文章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书法美学的经典之作.其中,最具独创性的是关于"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问题.本文尝试对宗白华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一点简单分析.     

傅山“四宁四毋”说及其当代意义

傅山是生活在明由衰而亡、清由暴至治的鼎革时期的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在儒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在书法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成就也占有崇高地位,历来为学者和书家称道,其人、其书、其理论颇有传奇色彩。傅山书法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崇尚古法"和"以人论书观",他在当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宁四毋"的书学观,对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代对于"四宁四毋"的理解却引起了争鸣,以至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表现出书法美学认识方面的不同。文章就傅山"四宁四毋"说及其当代意义方面进行探讨。     

“神理”与“实际”——翁方纲书法研究

翁方纲是中国清乾嘉时期典型的学者型书家,其书名在当时并不十分显赫,且在其殁后遭到了较多的批评和否定。但是一名书家的书法水平,不能因其一点而做出定论。文章试从翁方纲的金石考据和题跋等方面入手,着重阐释翁氏临摹重"实际",创作重"神理"的实践观点,较全面地探究翁氏书学思想中的"形神观"。     

探索中国油画中的“留白”

"留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中国画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绘画语言。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艺术也不断发展,这使得"留白"不再仅存于中国画之中。众多的中国艺术家为寻求中西融合,极力将"留白"运用于油画。通过分析"留白"的传统美学意蕴,阐述了"留白"在中国油画中出现的成因,探讨了"留白"在中国油画中的表现形式。     

浅析刘海粟绘画创作中的“写意”精神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现代美育的奠基人,刘海粟将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印象派艺术合二为一,西为中用,开创了近现代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特别是其突出中西融合、提倡创新自由、强调民族气节、强调全面修养的绘画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绘画美学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从夏夫兹博里“内在感官说”观康德美学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夏夫兹博里提出"内在感官说",认为人类除外感官外,还拥有并具理性与感性的内感官(Inner Sense),它来源于神的心灵,是美感与道德感的来源。一方面,由于"内在感官说"是17、18世纪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在美学上的反映和融汇,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对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美学有着隐秘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夏夫兹博里思想与著作的驳杂,历来学界虽对"内在感官说"有大量研究,但仍有不足。以"内在感官说"为核心与契机,结合夏夫兹博里的其它美学思想,与康德的一些美学思想进行对比,不仅揭示了"内在感官说"的深层含义,同时也从侧面阐述了康德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并给予当代西方艺术以启发。     

黑格尔论崇高——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象征型艺术中的“崇高”解读

崇高作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自朗吉弩斯、博克、康德、黑格尔以至于后现代美学理论家利奥塔都对崇高进行过论述,然而学者们在研究崇高时主要是围绕朗吉弩斯、博克、康德以及利奥塔的崇高观进行研究,而对黑格尔的崇高观的研究却很欠缺。黑格尔美学是德国古典美学发展的高峰,而崇高是在艺术发展类型中的第一阶段象征型艺术中提出的,崇高作为美学范畴与象征型艺术密不可分。因此,有必要对黑格尔的崇高理论进一步梳理和阐释。通过对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象征型艺术中的"崇高"文本的细读,可以从崇高的来源、分类、特征、批判与反思四个方面探讨黑格尔"崇高"理论的内涵和意义。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西方现代绘画中的阐释——以“气韵”“意境”为例

中国艺术理论中"气韵"与"意境"有独特的表现与含义,其适用于西方现代绘画能对西方现代绘画艺术产生的影响及意义。根据艺术理论家的研究进一步理解"气韵"与"意境"的深刻内涵,深入阐释西方绘画的情感表达方式。西方艺术同样追求"气韵"与"意境",并且中西艺术在观念上的交融与相互渗透有利于促进艺术创作打开新局面,使中西方艺术创作在保留各自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发生更多的可能性。     

阿多诺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

艺术如谜,难以破解。阿多诺认为,理解"谜样"现代艺术的"难解性"恰是现代美学的任务,而其核心问题即把握现代艺术作品蕴含的"真理性内容"。作为阿多诺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真理性内容"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内涵:哲学层面,指艺术借助经过理性中介的"摹仿"对"非存在"的拯救,并藉此批判形而上学及其美学形态;社会历史层面,指艺术应是自律的,自律艺术是对"物化"社会现实的否定与超越,并可藉此开启人的解放维度;美学层面,指艺术作品区别于"寻常物"的内在规定性或言"艺术性"。     

启蒙及其理性的边界问题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启蒙理性实际上导向了诸多悖论,并在现代性的多个层面走向了启蒙的反面。启蒙理性设定了"理"对"情"的约束,并见之于哲学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延迟,亦见之于美学的创立及其尴尬处境。启蒙理性的实质是利益与权力,而这为近代政治哲学及其功利主义所认同,也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核心。启蒙的历史表明,在社会结构中,"利"的主体与"力"的主体不能重合,这本身又是对人的自我启蒙的持续挑战。     

“兰生幽谷”与“水仙自鉴”——宗白华的中西艺术比较论

宗白华的中西艺术比较论在中国艺术思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以“空间意识”为核心,从中西艺术的历史渊源、哲学基础以及技术层面对中西艺术的特征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并指出中国艺术的“空间意识”是音乐化节奏化了的‘虚灵的时空合一体”,对中国艺术境界特征作出准确而精到的概括,有着极强的学术生命力。     

从“生态”与“环境”之辩看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与生态批评领域"生态"与"环境"之辨的针锋相对相比,我国美学研究领域对二者的区分和关联的认识却更具有包容性。"环境"是一种审美对象,具有宽泛性和包容性;"生态"是一种关系,是观察和研究事物的一种新视角。"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无所不包的"环境";"生态美学"是"环境美学"的重要理论立场和未来发展方向。不管是"环境美学"还是"生态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都是对环境审美某种模态的理论阐释,在实际审美过程中它们并不单独存在,并时常与艺术审美、生活经验和理论思维等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