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还是平等?——霍耐特与朗西埃之争

在当代西方批判理论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朗西埃的"平等"学说共同致力于社会批判,但两者在批判方法、价值原则与政治路径上存在着分歧与争论。霍耐特主张以社会哲学方法分析病态社会,朗西埃则认为应当以歧义理性认识社会。霍耐特坚持平等从属于自由,从自由出发构建获得承认的社会条件;朗西埃则主张将平等作为正义的核心,通过实践平等来扰乱并中断治安秩序,在重构政治的过程中实现解放。两者关于"承认还是平等"的争论,再次凸显了"在感性生活与理性原则的偏离之中如何实现解放政治"的问题。     

“结构性”的开端——阿尔都塞对朗西埃思想的早期影响

在朗西埃思想的整体形成中,阿尔都塞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朗西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教父"阿尔都塞之间的相遇,奠定了朗西埃日后与阿尔都塞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路的一种充满张力的争辩性关系。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结构主义式的理论创新,具有开启一个时代的革命性意义。而朗西埃谨遵师教,对《资本论》做出症候式解读并以此而形成其学术处女作《"批判"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尽管在其日后"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中屡遭否弃,但其思想的基本立场乃至学术方法等其实都可以在这篇论作中找到某种理论"原型",因此,可称之为朗西埃学术思想的一个"反向"的起点,或者是"结构性"的开端。     

承认还是歧见:霍耐特与朗西埃之争

霍耐特与朗西埃的"承认还是歧见"之争是当代德法批判理论前沿的最新碰撞。论争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在解放目标上,霍耐特基于承认逻辑指向一种个体完整性的解放,而朗西埃通过重构政治的含义,主张以歧见的逻辑打破现行的治安秩序来实现解放;在价值原则上,霍耐特秉持黑格尔式的社会自由,朗西埃则坚持激进平等;在方法论上,霍耐特采用社会病理学和解释学的方法,朗西埃则立足于政治美学的方法。但是,对话的不充分性以及二者理论本身的瑕疵,影响了这场被寄予厚望的思想交锋的价值。     

身体化隐性构序的治安逻辑——朗西埃生命政治哲学解读

<正>在当今欧洲左翼学术界最热闹的后马克思思潮之中,法国的朗西埃①算是超重量级的学术代表,他的激进政治哲学和美学观念似乎已经成了当下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们无法摆脱的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朗西埃与齐泽克②、阿甘本③和巴迪欧④之间成功的互文引用,似乎已经建构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尺度和另类先锋话语。由此,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被他们     

对各智力皆为平等主张的评论——朗西埃与智力解放的道理

朗西埃在《无知的教师:智力解放五讲》里面提出"所有智力都是平等的"这一箴言,但他实际论证的不是所有智力皆平等的一面,而是其假设的一些性质。朗西埃以理论与真实始终矛盾为线索,揭示了现代社会建构中的智力钝化、愚化问题,澄清了智力与意志的不同性质,还把它们与另一个核心问题即"自由"问题结合在一起。这些工作澄明"教育"在本原上的意义,是重拾对理性人性的信心,去相信任何个人的知性能力。但我们也知道,所有人智力皆平等的主张或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论断,或是对平等政治的献身,或是一种革新理念、新的教学方法。我们都不能简单和绝对地将之定位。     

闲暇与解放——论J.朗西埃对时间的等级秩序的突破北大核心

在J.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平等哲学中，智力平等、政治平等与感性平等共同构成了闲暇(■)平等的预备性分析。闲暇平等意味着：(1)劳动者应当从其遭受的智力偏见、政治偏见与感性偏见中解放出来，恢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凭借自然秩序的任意性而合理剥夺掉的劳动者关于闲暇的权利；(2)劳动者应当从重复的、循环的和盲目的休息时间中解放出来，使自身的言语、行动及生活不再被贬抑为噪声、模仿与平庸；(3)劳动者应当从主体的或实体的个体化中解放出来，在此性的个体化中达到对闲暇的享受。在突破了时间的等级秩序——劳动者拥有的是休息时间，自由人拥有的是闲暇时间——之后，闲暇就拥有了双重的时间性，在此之中，闪耀的是未来的或新世界的人的光辉，或者说，是一种弥赛亚式的光辉。     

思考“歧感”:政治与美学

"歧感"作为感知与感知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同中之异与对立面之同。以"歧感"的概念思考政治与美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的美学"和"美学的政治"。政治是关于存在、说话和看的方式等感性分配问题的纷争性领域,因而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学"性质,其自身的普遍性及内在尺度是"平等"。"美学的政治"则主张将美学作为感知的政治分配中的一个特定领域来加以理解。美学自身就是一种"元政治",它在等级支配的感性经验领域引入了一种新的平等,现代民主革命与现代美学同时发生。但是,对绝对过错、绝对差异以及"他者性"的实体化,却使美学和政治深陷历史一本体论命运之中,并造成了当下占据主流的伦理化趋势。     

霍布斯政治论著中的“人”和“国家”观念

<正>一、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国家面向与公民面向德国学者奥托·基尔克曾在其名著《中世纪诸政治理论》中深刻阐明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中间层级渐趋消弭……)国家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与个人主权(the Sovereignty of theIndividual)均稳步增进,逐渐成为两条中心原理(axioms)--所有社会结构的理论莫不以其作为出发点,而二者之间的关系亦将成为所有理论聚讼的焦点所系。"(Gierke,p.87)霍布斯闻名于世,多半是因其创造的"利维坦"(Leviathan)使之成为现代国家理论的深刻与系统的阐发者。经由其创造性转化,"利维坦"已从《旧约》及犹太《圣经》外典里的凶残的巨兽,成为强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动态

马克思在政治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流派的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传统,其思想实质与马克思发动和实现的哲学革命是一脉相承的。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要实质性地推进该领域的相关研究,需要辨析和澄清某些前提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差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与问题域、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知道,"二战"之后,某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旨趣上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指向其既有的经济关系,而是指向其道德伦理规范;强调理性认识在社会结构形成中的建构功能,甚至将经济关系本身也纳入这一建构的对象之中。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路径相比较,恰好形成了一个相反的研究路径。本文以一定的历史背景为依托,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检视和分析,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动态,进而更全面地探寻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未来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政治哲学解读:以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及朗西埃为例

关于卢梭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问题,不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否定性与共和主义的同情式理解的分歧,而且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纷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以德拉-沃尔佩为代表对卢梭的民主政治哲学作出了"近马克思主义"的充分肯定的理解,而阿尔都塞则以一种解构阅读方式指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个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陷阱。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朗西埃同样以一种解构的方式,先是指出了卢梭式的共和主义的共同体民主政治之不可能性,但随后又认为现代民主的可能形式是一种充满着歧义与纷争的冲突过程。迥然相异的解读模式说明卢梭仍然是当代政治哲学不可绕过的重要思想资源。但由于缺少直接的政治实践经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过于文本化的解读,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具有建设启示意义的现代民主社会具体的治理体系理论与实践方案。     

政治哲学视阈中的“脏手”问题研究述评

"脏手"(dirty hands)问题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主张,甚或更早地体现于柏拉图的"高贵谎言"(noble lie),但政治"脏手"概念的提出及问题的集中研究肇始于当代。目前,西方学界对政治"脏手"现象予以高度重视,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政治"脏手"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非常少,且个别学者对该问题存在误解。而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人们反思政治的道德维度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方向,而且在实践     

在整合与反思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超越——评《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

在当前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翻译、评介、批判西方政治哲学各流派的基本思想是当前政治哲学研究的主流。王岩教授等著的《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不是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简单批判与汲取,而是立足于时代与实践,从理论深层与历史发展维度全方位把握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演进路径、内在本质、理论框架、思想精华及其理论困境与实践缺陷,其研究目的是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从而使该书具有深沉的理论底蕴与历史向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当今西方强势政治意识     

智力解放、教学化社会与作为起点的平等——朗西埃《无知的教师》解读

在《无知的教师》中,朗西埃一方面阐明了约瑟夫·雅科托的普遍教育法对传统教学之讲解逻辑的逆转,另一方面又将教育的讲解逻辑应用到对社会的理解之中,阐明了教学化社会的原理。这一全新视角的敞开,在推进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同时,通过验证作为起点的激进平等理念确立了朗西埃自身的思想起点,并呈现出其思想的主要缺陷,即对现实关切的忽视和对激进理念的非现实性追求。     

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

史籍有关武则天在明堂设置"七宝"的政治和宗教意涵,被以前的历史和宗教研究所忽略。"七宝"(sapta ratna)作为佛教转轮王(Cakravartin)的符号和身份标志,从政治术语、仪式、君主头衔、建筑空间上显示了佛教王权观对中国中古政治的影响。而从整个佛教在亚洲大陆的兴起与传播来看,用"七宝"标志和宣扬佛教君主身份的传统,也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中古时代,不论是作为帝国中心的长安、洛阳、邺城,还是位居西北边陲的敦煌,转轮王七宝的图像都广泛存在。这些坚实的图像证据,证明转轮王观念曾经在中国中古时代,在政治起伏、社会生活和思想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讲,武则天利用佛教宣扬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不但在中古史脉络中不特殊,而且也仅仅是当时佛教世界普遍使用转轮王来解释王权这一潮流中的一环。     

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以《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与"理性的法"的现实冲突为起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以"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为理论主题,经历了1843—1848年、1848—1871年和1871—1883年三个发展时期,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也经历了巴黎-布鲁塞尔时期、伦敦前期和伦敦后期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由此奠定了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思考和把握"社会政治哲学话语"的有效路径。     

“外界”:资本搏杀之域——哈特和奈格里的“外界”理论浅析

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迈克尔·哈特(M.Hardt)和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egri)在他们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从后现代的视角对当代世界政治秩序进行了研究,并阐发了诸多有着真知灼见的理论观点。其中,关于资本的"外界"(outside)理论就是一个有着很高学术价值的理论。在本文中,笔者试就这一理论做一简要评析。     

从罗尔斯到弗雷泽的正义理论的发展逻辑

当代正义理论有一条基本的发展路径,即从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经哈贝马斯的话语正义理论再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理论。而这条路径发展和演变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什么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普遍公平的实质正义向追求参与平等的程序正义转变;在"谁的正义"问题上,从追求统一价值目标而采取统一行动的代理人、共同体成员或国家公民向追求多样化价值目标而进行话语交往的多元共同体、公众或个体转变;在"如何正义"问题上,从以经济再分配为根本向以经济再分配、文化承认与政治建构并重转变。在正义理论的这一发展过程中,民主对于正义的构成作用日益凸显,并成为正义制度合法性的基础。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构建何以可能?

能否在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证成和构建一种关涉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分配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这是当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哲学史上的任何一个位置,甚至也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工作与政治哲学直截了当地联系起来,但在文本和思想史的视域中来创造性地证成和构建其政治哲学思想,这依然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马克思"人的解放"这一概念中,容纳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几乎全部价值要素;二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将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推向了纵深层面;三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分配问题的思考,为现代规范性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模型。     

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概念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康德之前,马基亚维里、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博丹、霍布斯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奠基人都对永久和平的理想不屑一顾.只有圣·皮埃尔神甫的《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和卢梭的和平观念构成了康德"永久和平"概念的直接源头.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并提出,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并给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给出了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哲学论证.这个思想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