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有关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荀子重德的理论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荀子对民众的看法紧密相连。     

论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

本文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命题所面对的理论困境切入,认为内圣成就德性而德化常人,并不依靠权力,但政治统治的根基却是暴力性的权力.德化与统治的不同,来自于德性与权力的断然分离.断然分离是指在德性与权力之间完全找不到必然的联系.正因二者断然分离,才产生德性与权力结合的必要,也才产生为政以德的诉求.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干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一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现代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与权利旨趣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现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诉求,需要将其置于以权力-权利为脉络的政治哲学论域中加以界定和阐释,以获得必要的现实感与规范性。在权力的逻辑中,当爱国主义蕴含着对现代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体系的认同与忠诚时,"对祖国的爱"能转化为强大的行动力,爱国主义也成为捍卫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此时,需要廓清爱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边界及其指向的政治权力的边界。这是爱国主义的权力阈值。在权利的逻辑中,爱国在广义上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权利。将这一权利旨趣确立为界定与规范现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机制,既对由权力话语单边塑造的爱国主义有所矫正,也为探寻现代爱国主义理论中政治权力的边界、以及厘清权力-权利之间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指引。     

资本权力的运作逻辑——在马克思的视野中

资本掌控了支配现代资本世界的强大力量，在现实权力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在其生命周期内，资本权力循环往复地生成、扩张和再生，形成相当完整的权力运作逻辑。资本天生具有致富欲、剥削欲和统治欲，从而天生就具有权力欲，必然为自己争取权力。和权力具有同源性或同构性，也是资本拥有权力的重要条件。资本之所以能够掌握权力，根本原因在于它掌控了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人类物质劳动。资本不仅渴望而且总是实际地力图扩大自己统治的权力。增殖-积累逻辑构成资本反复获得进而扩大自身权力的强大动因。资本的权力扩张和价值增殖是同一个过程。在扩张之后，资本的权力源源不断地再生出来，从而周而复始地呈现出生成-扩张-再生的动态过程。只要资本作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再生出来，这种支配性的权力作为其内在的、固有的力量，就势所必然地再生出来。     

劳伦斯《羽蛇》中权力意志的体现

劳伦斯的后期作品"领袖问题小说"之一《羽蛇》探讨了"个人意志"与"权力意识"问题。劳伦斯本人对当时病态的社会感到极度失望与不满,因此试图通过复归生命之强力的方法,寻求新的社会改造之路。     

话语语境中的中国古代画院的发展源流、建制及其特点

"画院"是五代两宋时期的"翰林图画院"的别称,而中国古代画院建制是指将宫廷绘画纳入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下进行管理。古代画院的建制源于宫廷绘画,始于五代,即翰林图画院,北宋时期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走向衰落。古代画院服务于统治者意志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统治者的审美意识,同时与统治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话语与权力的角逐关系,权力与话语纠缠在一起。     

身体及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的作用

身体与医学在福柯权力分析中具有重要的角色作用。身体在福柯权力分析中一方面作为权力的实施对象出现,为权力的刻画提供了可能,反映了权力技术的运行;另一方面又蕴含着反抗权力的可能性,是寻求自由的潜在领域。同时,知识为权力刻画和支配人的身体与生命提供了合理性支撑,而医学作为与身体和生命紧密相关的知识领域,在"知识—权力"分析中承担了作为现代知识典型代表的角色,被福柯用以描述"话语—知识"、"身体—知识"、"知识—权力"的关系,揭示了人的身体及生命如何被纳入到"知识—权力"的领域,并成为规训技术与调节技术的对象。     

试论齐文化权力制衡思想

先秦齐国实行"权力受限"的开明君主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齐文化的君主权力制衡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法制权、以权制权、以民制权、以礼制权。通过权力制衡,有效规范了君主权力的行使,促成了齐国"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强国富民地位。挖掘、阐发齐文化的权力制衡思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力主体忠诚于权力客体:和谐社会的权力伦理基础

权利与权力之所以是法律的最重要现象,是宪政的最基本矛盾,是因为它们是构建社会秩序的核心要素.和谐社会诸要素关系的相互融洽必须以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良性互动为根本.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内生出权力的诸多道德诉求和伦理品质,其中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就是权力主体忠诚于权力客体.     

论公共权力视阈下的官德建设

"官"是掌握权力的人群,其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公共权力.在良好的政治中,公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其制约方式大致可分为制度的与道德的两类,其中道德对权力的制约更为基础.     

新亚述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建设

新亚述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战争和征服是亚述历史中最重要主线之一。通过征服,公元前934年之后亚述逐渐发展为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国内原有的地域观念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制定行省,还出现了附属国和傀儡国。面对疆域辽阔的大帝国,面对各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不同风俗和宗教,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大一统思想在实践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化。帝国统治往往意味着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文明世界重要地区的政治与精神霸权,所以为了对这样一个民族群体进行有效整合和管理,首先必须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为帝国的统一制造思想舆论,为日后的统治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中世纪“和平的保卫者”——马西略的“教俗”权力斗争思想

提要:13—14世纪,马西略作为欧洲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倡导"皇权至上"和限制教皇与教会权力,致力于教权与世俗君主权力之间的斗争。他开创了全新的"君主至上论"和限制教皇权力的政治模式。在其重要著作《和平的保卫者》中,马西略提出以基督教全体大公会议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来替代教皇的权威;人民选举的"立法者"代表———皇帝,作为世俗社会真正意义上"和平的保卫者"和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构想。其君主权力至上、代表制会议等观念都为后世民族国家形成与近代议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认知

亲密关系中的权力是指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改变另一方的思想、情感和/或行为以使其与自己的偏爱相符合的能力或潜能,以及抵抗另一方施加影响企图的能力或潜能。二元权力——社会影响模型和权力的关系阶段模型是关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的最新理论进展。研究者通常使用自评法、观察编码法和实验操纵法对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进行测量。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能够对认知、情绪情感、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性行为产生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意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待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并探讨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与一般权力的关系、亲密程度对亲密关系中权力效应的影响、以及关系阶段对亲密关系中权力影响策略的影响。     

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研究论纲

由历史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权力概念谱系对权力作了如盲人摸象般的描述 ,隐藏在概念中的哲学意蕴是随着时代的上升而发生着底板色彩的转换。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 ,由于引领社会进步的哲学主题的转变 ,权力的合法性前提和合理性基础也相应发生着断裂和延异 ,形成了统治、法治和治理三种不同的权力观。找到不同社会形态权力合法性、合理性的哲学根基 ,对理解权力和有效治理十分重要 ,使我们能从执政合法性当代诉求的向度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推动社会管理组织的创新     

腐败滋生的文化心理根源

文章从一种视角三个层面对腐败滋生的原因进行剖析。一种视角即文化心理视角,三个层面即统治者、民众、腐败者。统治者的"不患臣贪而患臣不忠",民众的"民敬官长"、"清官意识"和"善恶报应",腐败者的"求无足厌"和"权力私有观",是腐败滋生的文化心理根源。     

社会变革解释模式:权力意志Vs.历史唯物主义

<正>尼采:哲学家一般把万物整体和科学知识当作一个生命范畴来处理。我认为权力欲、统治世界的欲望,是人类生理学乃至一切生命的关键要素。或许你切中了某些重要的东西,但是你拒绝从中做出彻底的结论。将生命看作权力意志——看作渴望统治的驱动力,这种解释智性和社会变化的方式比经济学的方式更为根本,开个玩笑地说,也更为经济。马克思:你的解释太泛了。无所不解的解释,也就是空洞无物。对于社会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演变的动力问题,它不能提出具体的解释,因此显得太粗浅浮泛。权力意志的假设确实适合于一种目的:为现存世界的合理性做辩     

超越“市民社会”:重思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一直被视为法律中的重要现象;以权利制衡权力也被视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成就。权利与权力的这种关系,又往往被划归到不同的主体,即个体与国家。这些理解,其实是基于以契约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权利与权力的对立,根本上来说是产生自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马克思在其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借由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探讨,分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背景、后果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分析从根本上来说,是超越了市民社会的原则,超越了原子似的个人,以"社会化的人类"为新的立脚点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权利与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