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古代文化中的数字“七”及其研究

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出土文献和文物资料中与数字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收集,并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文献中的"七日周期",文物资料中的七点印章、七嘴油灯和七层庙塔等,说明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还对这一观念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传承情况及产生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中的数字“七”及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出土文献和文物资料中与数字七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收集,并对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通过文献中的"七日周期",文物资料中的七点印章、七嘴油灯和七层庙塔等,说明数字七在古代两河流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章还对这一观念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传承情况及产生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佛教譬喻“二鼠侵藤”在古代欧亚的文本源流(上)

敦煌出土的一些实用型文书(患文、佛文、邈真赞、斋文等)以及疑伪经《法王经》中,作者在描述人生短暂、生命易逝时,常使用"四蛇毁箧"和"二鼠侵藤"两个譬喻。本文以"二鼠侵藤"这一譬喻为研究对象,追溯该譬喻在古代印度的多个源头,分析该譬喻以佛教文献为中介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流变,同时考察该譬喻在西亚民间故事集《凯里来与迪木奈》以及欧洲《伯兰及约瑟夫书》等文献中的传播,梳理该譬喻在古代欧亚的双向与多维度的传承,比较该譬喻的含义在不同时空的宗教与文化场域中的异同,为古往今来的人们在跨文明语境中的相互理解提供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实例。     

佛教譬喻“二鼠侵藤”在古代欧亚的文本源流(下)

敦煌出土的一些实用型文书(患文、佛文、邈真赞、斋文等)以及疑伪经《法王经》中,作者在描述人生短暂、生命易逝时,常使用"四蛇毁箧"和"二鼠侵藤"两个譬喻。本文以"二鼠侵藤"这一譬喻为研究对象,追溯该譬喻在古代印度的多个源头,分析该譬喻以佛教文献为中介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流变,同时考察该譬喻在西亚民间故事集《凯里来与迪木奈》以及欧洲《伯兰及约瑟夫书》等文献中的传播,梳理该譬喻在古代欧亚的双向与多维度的传承,比较该譬喻的涵义在不同时空的宗教与文化场域中的异同,为古往今来的人们在跨文明语境中的相互理解提供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实例。     

论程朱之“权中”观

"权"与"中"的关系构成经权思想的关键内容,自先秦而汉唐,对"权中"关系的阐发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孔子首先将"权"与"中"并置;孟子则提出"执中而权",丰富了"执中"思想,并真正开始将"权"与"中"联系在一起;王通以权义并举而归于中;柳宗元则统一经权而归于中。但是,真正将"权"与"中"作为一对关系紧密的范畴来研究的则始于二程,并接续于朱熹,"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等提法与宋儒对《四书》(特别是《中庸》)的重视密切相关,以《中庸》之"时中"来阐释《孟子》之"执中而权"符合理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基于传承与创新理念的“图形创意”教学实施路径探索

对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传承进行研究性学习并与现代设计教育融合,将"传承与创新"理念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以"学以致用"为教学导向,学习本土文化中的艺术传承与演变,进行创造性思维实践项目实施,以提高创新能力,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创意设计思维、设计表现技法等专业技能,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从而为其后的设计风格和设计品味奠定基础。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早期神仙传记中“升仙故事”的“神话-原型批评”研究

本文以神话-原型批评为基本方法,以文本解读为依据,从人物形象、主题和情节的角度,讨论了早期神仙传记《列仙传》、《神仙传》中"升仙故事"与古代信仰、巫术和仪式的关系。作者认为,这类"升仙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形象、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基本特征皆来自于古代巫师作为人-神中介的特殊职业及其在巫术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同时,"升仙故事"在表达人-仙交流和演变的主题时,以系统性的天象、物质和动物作为象征意象。这些象征意象的运用也可以直接上溯到中国古代的信仰和巫术并表现在古代神话的原型之中;另外,早期神仙传记的"升仙情节"中的具体场景、死亡-成仙观念、特性化的情感和气氛等因素也受到了中国古代信仰和相关的巫术-仪式的重要影响。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荆楚理工学院课程教学学生作品汇展

正作品介绍:《壁画设计》课程教学,通过对古代敦煌壁画的艺术性的认识、古代壁画设计的传承与创新创作体会中,积极探讨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创新体验(民族文化与创新体会)。在课程设计中围绕"壁画与环境"、"民族的文化与创新"等理论讲授,让学生自觉关注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创新体验,对民族的文化与创新、古代敦煌壁画的艺术性、古代壁画设计的传承与创新     

中国“和”文化与和平外交

"和同之辩"表现了中国古代"和"与"同"的区别与联系,"和而不同"体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中国"和"文化表现在物质形态、精神理念、生活习俗和社会规范等诸多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和"文化引领下的新中国和平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和"特色,热爱和平、倡导和平、维护和平、捍卫和平是中国和平外交中的核心诉求与基本内容。     

试论希伯来“耶和华”与道教“天”的概念异同——“一神论”和“无神论”对比

中国的上古文献中渗透着"天有意志"的思想,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曾经存在类似希伯来式的上帝信仰,并希望由此能把两大文明连接起来。但笔者把轴心时期《希伯来圣经》的"耶和华"形象和道家原初经典《老子》中的"天"的概念相对比,并从汉代道教正式形成时的经典《太平经》入手解读"皇天"的概念,发现《老子》中的"天"和《太平经》中的"皇天"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道教时期"天"有表现出相对明显的人格化属性,但它依然无法违背自然之道来创世或影响"道本体"。这与《希伯来圣经》中耶和华介入历史创世、创造奇迹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的"道"与"天"及相关的概念不是希伯来式的信仰对象,其本身是非人格化的,具有无神论特质。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美丽开封”建设

文化遗产是古都开封的历史记忆,也是文化开封的基因传承,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扩大开封古都文化影响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国共产党开封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明确了开封定位,即建设"两城"打造"两都一支点",要"以开放为引领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打造生态宜居魅力古都"。这对"美丽开封"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文章拟通过梳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美丽开封"建设中的探索实践,总结经验,寻求对策,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开封实际、具有开封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     

新全球化视角下我国企业产业共生模式与绩效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江苏企业资源整合模式

企业"一带一路"合作既传承了我国古代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和互通有无的"丝路"协作精神,又创新了全球化模式。习总书记倡导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为各国提供了新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世界感召力的新理念,"一带一路"提出的"互联互通、文明融合"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路径。这种"新全球化"理念引导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合作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创建了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走进去"并持续地"走下去"的中国特色新模式和新路径。     

景德镇市浮梁县的“慢城”遐想

"快节奏"已是现代大多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因此,人们渴望生活节奏"慢"下来,希望过一种新型的生活——"慢"生活,让人们慢下脚步去感受城市的美好,留下充足时间去品味生活中的细节。"慢城"这一新型的城市理念就是增加城市活动空间,人们在"慢"的环境中享受生活。文章立足宜居城市的发展模式以及传统文化与特色的保护与传承,结合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独有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文化优势等方面,进行慢城化规划设计,寻求创新点,期许对浮梁县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乃至对景德镇的国际化都市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     

探析吴昌硕“与古为徒”和“与古为新”的绘画思想

中国古代的艺术文化思想是继承,还是创新一直是亘古不变的两大美学话题。中国近代的上海是最早的艺术聚集地,当时的绘画被动迎合市场的需求,海上画派成立后,吴昌硕要求主动去抉择绘画的传承和创新,将绘画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文章是对吴昌硕的"与古为徒"和"与古为新"的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分析,认为吴昌硕的这一创作思想能够体现出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是画家最终的目的,艺术的传承和创新也都是相互并存的。     

从“曲”到“戏”——先秦“乐教”考察路径的转换

当前学界常以"音乐"、"乐曲"等概念来解释先秦文献中的"乐",这是有局限性的。其实,先秦时期的"乐"是综合了"诗辞"、"乐曲"、"舞蹈"等艺术元素而近似于"戏剧"的一种社会活动。除去借助"乐曲"之演奏来影响受众之听觉外,"乐"更通过舞台表演对受众之视听感官产生协同作用,影响和塑造受众的德性人格,从而达至"成教"的目的。这种"以‘戏’解‘乐’"的理解方式在诠释相关文献时更具优势。同时,我们应该在"以‘戏’解‘乐’"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乐’中之‘音’"、"‘戏’中之‘曲’"的重要性。     

信仰、仪式与神话——“整体性”的审美思维与人类早期的宗教现象

人类早期的审美思维与宗教现象的相互结合和促进在原始信仰、巫术-仪式以及古代神话等层面清晰地展现出来。宇宙万物与人类皆源自于一种"神秘力量"并相互关联的原始信仰是人类感觉、情感和认知的"整体性"思维的来源;在古代的巫术-仪式中,这种"整体性"的艺术-审美思维和活动通过对人类感觉和情绪的强化来提升人-神交流中的认知和智力水平;在记录和阐释古代仪式的神话中,审美思维和活动的"整体性"特征以"象征"和"移情"等方式在特定的故事类型和主题中展现出来。     

《大医精诚》中“大医”的概念史探究

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医德思想的文献。从概念史角度,利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对《大医精诚》中相关思想史进行考察。《大医精诚》中"大医"概念,来自佛教"大医王"概念的本土化。起初"大医王"即为佛陀,佛陀拯救苦难众生的身体与灵魂,进而"大医"可指佛教故事中拯救世人躯体和灵魂痛苦的菩萨、信仰者。"大医"的概念随佛教传入中国并本土化,在梁简文帝《劝医论》中指通晓佛典,用医术拯救世人的医者即为"医王"(大医)。孙思邈"大医"概念当经过如是发展演变,成为《大医精诚》中的样貌。     

《周易·姤卦》“金柅”考辨

《周易.姤卦》中有"金柅"一词,对于"柅"究竟是何物,前人主要有两种说法:王肃等人认为是织绩器;马融认为是车马器,是在车下阻止车轮转动的"止车木"。通过对《周易》经文的考察,我们认为"柅"虽然属于车马器,但并非是"止车木"。结合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周易.姤卦》中的"柅"就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弭",也就是考古中发现的青铜弓形器。王肃等人以"柅"为织绩器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织绩器的"柅"与作为车马器的"柅"在语源上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