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我“X”故我在 ——读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

一笛卡尔与康德不同:康德把知识与自由意志区分开,认为自由意志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这是康德哲学的最杰出的思想,也是他超出笛卡尔哲学的最关键之处。笛卡尔则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在思想内部清晰地划定理解与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更没有从自由意志方面来理解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后一个思路引出了叔本华和尼采,乃至现当代的欧洲大陆哲学。     

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本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本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论自由意志的相容性：卡尔纳普与康德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史上一个争议不断的问题。在相容论与非相容论的主张之间存在绵延的张力。在自由意志的问题上,康德论述颇丰。他拒斥了对自由的经验性理解,而去其超越性的维度,将自由等同于自由意志并归结到超验物自体的领域。确保了自由意志不被经验沾染的纯洁和崇高,但也造成了人类理智的困境,即自由意志作为超验物自体而言的不可知性。卡尔纳普以逻辑角度经由因果关系的分析力图建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统一。一定程度上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种补充。本文试图对康德与卡尔纳普关于自由的问题做一个比较研究。     

论黑格尔关于权威和家庭的思想

康德把自由和强制的对立放到了自由的理念本身之中:自由只能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他企图用个人和普遍性的统一扬弃这一对立。在社会行为范畴内,这一统一显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自动全面的自我限制,只有这样,社会定在才可能是自由个人的世界,才可能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作为市民社会基础的“普遍性”根本就不能完成它的使命:将个人的自由扬弃在普遍的自由之中,黑格尔据此出发,对康德的法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依照这种见解,其成为实体性的基础和首要的东西的,不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合乎理性的意志,而是单个人在他独特任性中的意志,也不是作为真实精神的精神,而是作为特殊个人的精神。这一原     

康德自主道德的理性主义基调及其困难 ——兼论对话伦理学和康德道德哲学之关联

韦尔默在其《伦理学与对话——康德和对话伦理学中的道德判断要素》一书中基于康德道德哲学之困难,考察对话伦理学为克服其困难所做的尝试并分析其成败得失,他把康德的绝对命令理解为一种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检验准则确立法则的程序,并认为这只有在预设人类可能的"共同意志"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种对绝对命令的颇具经验主义色彩的解读因忽视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基调和道德普遍主义立场而难免误读之嫌。作为道德性的最高原则,绝对命令并非程序性原则,而是表达"理性地行动"这一自主道德的要求。由此引出的论证和应用的问题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是其困难所在。就对话伦理学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关联性而言,相比于韦尔默重点分析的哈贝马斯版本的对话伦理学,阿佩尔先验语用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更好地继承了康德的理性主义精神,紧扣康德道德哲学的问题并尝试对之进行"改造"。     

人类自由作为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结构——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存在论解读

黄裕生教授一方面采纳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视角,另一方面接受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观点,他以自由意志概念为核心,展开了对西方哲学史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诠释和批判。本文试图进一步发展黄裕生教授的思想,以由他启发的新方法,深入分析康德自由概念的诸层次,从整体上把人类自由理解为一个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结构,把绝对自发性、自由决断和自律——与康德道德哲学相关的三个最重要的自由概念——解释为这一结构的三个本质构成环节,从而建立起一种对康德自由理论的存在论解读。     

康德自由概念的几个方面

康德把自由称为“纯粹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之拱心石”。他说自由是一种概念、一种事实和一种设定。他把自由分为两种,但偶而,也可以说是更正确地,把自由分为三种。本文目的就是阐明这些自由的特点和差别,从而至少能指出康德对自由的重要作用所作解释之正当合理的根据。 I.先验的自由康德假定因果律乃是决定各种事件在时间中必相继续的原理以后,他在《辩证论》中主要关心的就是证明自由的观念是可能的。这一研究,他在第一个《批判》第     

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述评

阿马蒂亚·森在自由问题上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包括：自由与偏好相关．也与个人的理性相关。而他影响最大的贡献是证明了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后者为他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奠定了基础,其基本含义指不存在一种可以同时满足无限制域、帕累托原则和最低限度的自由这三个条件的社会决策函数。森的论述对自由意志论一厢情愿的信念构成了深刻的挑战,其贡献值得我们记取。但应看到,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森的各种观点缺乏有机的综合,呈现出折衷的特点。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口号,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康德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与自然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是目的,而自然物只是人的手段。他认为没有理性、没有意志、没有尊严因而也没有自身目的的自然物,只能充当人的工具,只具有手段的价值。而有理性、有意志、有尊严、有自己生活目的的人,不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为别人所利用,人本身是作为一     

黑格尔对康德财产权思想的批判与重建——从抽象道德法则到伦理实体规则

康德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体系.他的权利理论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先验的形式依据.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财产权思想完全局限于道德,具有抽象主观性的缺陷.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指向实际的占有,自由意志最终要在伦理实体而不是道德法领域得到实现.现实的自由要求个人拥有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任何事物中的人格权利,并且作为财产的所有人与其他自由的个体相联系.因此,财产权原则必须具有更加实质的含义,而且只有理性国家才是实现了人格自由的最高伦理实体.黑格尔财产权思想中对私有制度以及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所理解的财产权却囿于精神领域.     

关于康德对启蒙可能性阐述的分析

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造成理智不成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懒惰,二是怯懦。这是人自身的缺陷对启蒙的阻碍。然而,排除这些因素,启蒙所需的只是自由。康德区分了两种自由。公开和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这样一来,只要有一个开明的君主能允许自由,那么启蒙就可能实现。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根本恶”或“恶魔之恶” ——“偷吃禁果”神话寓意的双向解读

《圣经》中的偷吃禁果神话历来存在事实和寓意两个阐释角度以及误用自由意志和正用自由意志两类价值判断。奥古斯丁既推崇保罗的原罪遗传说,将其看作祸延后裔的始祖犯罪,也强调意志堕落说,将其视为多重邪恶意志及罪性生命的象征;康德将"出乎道德"的充分动机视为道德行为之尺度,并推导出有关意志堕落的三大根本恶。他进而推翻了偷吃禁果的事实性起源,释之为根本恶的逻辑起源。然而,这一寓意释经同时开辟了其反向诠释的空间。相较于始祖出于诱惑或自爱而从清白守法的自由意志中堕落,他们更像是出于道德义务而偷吃禁果,抗击了以自爱动机为行动依据的根本恶,实践了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正用,并因此从动物变成人;齐泽克同样持自由意志正用的观点。他激活了康德试图回避的第四种根本恶,即只为恶而作恶、将作恶抬升到伦理原则高度的"恶魔之恶",视之为偷吃禁果神话之真谛。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鲍波尔的归纳法和意义的几个问题

这篇短文的目的是就休谟可能怎样批判康德认识论的某些基本观点提出一些假设。随着这个主题的自然展开,我也要对K. 鲍波尔的归纳观点以及他对经验主义意义标准的批判提出几个问题。无疑,康德知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克服休谟的怀疑论,为一些实际知识的基本原则确立绝对的确实性。人们说,虽然康德承认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睡梦”中唤醒,但是他由于温和地接受了先     

康德研究十年概述(一)

康德哲学是近年来我国西方哲学史界研究比较热门的一个领域。其中涉及到康德哲学的评价,康德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康德的认识论研究,康德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关系等问题。现将1978年至1987年学术界研究这些问题的情况,概述如下: 一、对康德哲学的评价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很不一致,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 (1) 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中第一个强调和系统论证统一性以及人的主体性、自由本质的人。他讲现象界实为建立本体界;他限定知识和必然性的范围实为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本质留地盘;他关于统一性的理论实系说明,一个真正的人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在     

如何理解康德的“善的意志”概念

康德的善的意志概念是他的道德哲学的起点。然而,在如何理解善的意志上,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只要理解了意志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和作为一种自由因果性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自律的意志概念为我们理解善的意志概念提供了最好的说明,一个善的意志就是意志在道德法则下的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