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温公易说》探折

司马光《温公易说》探折董根洪《温公易说》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周易》解说。与同时的“北宋五子”一样,司马光通过解《易》的方式阐发自己的理学思想。现在的《温公易说》含《易说》和《系辞注》二部分。关于《温公易说》的成书流行,尚有一些须解之处。司...     

《司马光易学宇宙观研究——以〈潜虚〉为核心》出版

正陈睿超著《司马光易学宇宙观研究——以〈潜虚〉为核心》一书于2020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指出,北宋司马光独创的《潜虚》是其易学宇宙观建构的集中体现,在司马光的易学体系乃至整个哲学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首先,该书对《潜虚》的版本情况、今传《潜虚》全本的续补者、《潜虚》之《行图》《变图》《解图》文字的真伪甄别等文献方面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其次,该书论述了作为"拟经"的《潜虚》在哪些方     

试论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

司马光对《老子》的注解,最大特点是坚持儒学本位、以仁义释道。其迥异诸家之处是主张"道亦可言道",认为老子所说的道不是常人所说的道。其反映北宋《老子》注家共识的地方是主张有无并重,认为自然之道并不排斥礼乐刑政。其注解的最大缺陷,是丝毫没有涉及新儒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心性问题。这可能与司马光不擅理论思辨有关。     

范仲淹的《中庸》诠释及其影响

进入北宋后,面对佛教的挑战,宋儒提出了多种应对措施。柳开、种放等士人继承韩愈的路线,欧阳修则从"礼义"上辟佛。与之不同,范仲淹继承了李翱的思路,通过发挥《中庸》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佛教加以批判。更进一步,范仲淹以此建构了以"道"为核心的儒学理论,并要求士人把此"道"内化为意识。这一思想的实质在于"内圣外王"既是行为,更是理念,这就为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价值规范。在范仲淹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对《中庸》进行诠释,进而逐渐形成了《四书》学。     

为学与为道之间——王安石《老子注》的价值转向

王安石博闻广览,尤爱《老子》,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曾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司马光也说"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①,其所注《老子》,对王雱、陆佃、吕惠卿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一代宗匠也"②。可惜王注《老子》仅前十一章原注尚存,其后注文已散佚,     

从“偏向经注”到“实用仪注”:《司马氏书仪》与《家礼》之比较——兼论两宋私修士庶仪典的演变

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別。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     

司马光的“诚信之道”

正北宋大儒司马光,字君实,人如其字,一生"以至诚为主,以不欺为本"。司马光自我评价:"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其胸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无论是为官、治学还是处世,始终秉持诚信之道。司马光晚年时,生活拮据,家中正有一匹良马,性情温顺、毛色鲜亮,为补贴家用,司马光只得忍痛割爱,让老仆牵到集市上卖掉。临去前,司马光特意嘱     

“《归藏》殷易说”考辨

所谓的"《归藏》殷易说",是汉代经师对《周礼》"三易说"和《礼记·礼运》"《坤乾》说"的糅合,不能证明殷商时期有名为《归藏》的占筮之书。考古材料中殷人的占筮记录是研究"殷易"的重要资料,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些出土材料即是"殷易《归藏》"。     

孔子的“乐德合一”——《论语》“子谓《韶》《武》章”疏义

"子谓《韶》《武》"章是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关键。后世学者往往以对舜、武的历史评价,代替孔子对《韶》《武》的艺术评价。朱子从艺术与道德的角度区分了"美"与"善"的不同意味,但《韶》《武》的艺术身份,仍不免被道德的话语所遮蔽。然而,"美"与"善"首先是乐本身的"美"与"善",是孔子在观乐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艺术经验。道德的精神在音乐艺术的演绎中具有了感性的形象,给人以特殊的境界觉受。只有从乐的"首出"地位出发,才能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真实意味。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是一部系统探析与评判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数术学的专门之作,其研究之高度与广度都远超局限于宋易或汉易的前贤与后学。后世对该书之认识与评价多局限于考据辨伪方面,既未能照见其所具之思想意义,又未能论及其总体之学术宗旨。该书前三卷论汉宋象数易说,黄宗羲以考论《河图》《洛书》与先天图为平生得意之笔。这些考论除了在考据上能发先儒所未发以外,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对理气关系的重新勘定。在认为汉宋象数易说多为"伪象"的同时,黄宗羲在该书中也试图建立他的易象学,其宗旨乃是将象数义理会归为一。后三卷论汉宋拟《易》援《易》之数术学,黄氏之首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此类数术学之真相,从而将之与《易》本身之象数区别开来,但其对数术学的肯认与研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与其气化宇宙论、经世观念和历史演变观都有密切的关系。以今日之视野观之,该书由于过分强调经典之"真"而将与之不合之象数易说定之为"伪",没能看到汉宋象数易说在易学理论上的创新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此为其局限性之所在。今日之易学象数学研究当承继前贤而再翻新篇。     

“安乐窝”的文化阐释——对于邵雍话语及其语境的学术考察

"安乐窝"是北宋体制外士人邵雍的一个独创性话语。这个话语看似简单质朴,其实根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着北宋社会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安乐窝"话语是北宋政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表现,而这则源于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深刻浸润;其次,"安乐窝"话语是北宋士人良好生活境遇的愉悦表达,而这则源于北宋统治者"以儒治国"的为政理念;再次,"安乐窝"话语是邵雍对儒道两家的"安乐"思想兼收并蓄的产物,而这则源于北宋儒释道融合的社会环境;最后,"安乐窝"话语与洛阳密不可分,洛阳浓厚的人文氛围为"安乐窝"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先天之便利。     

论司马光的性情观

司马光认为性不是学者应当首先关注的内容,与新学、理学主张"性情一也"不同,司马光不认为性与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主张"性善恶混",而"情道一体"。由于性兼有善恶,因此若想为善去恶,就要学习和践行礼乐,礼乐能使人达到"中和",而中和具有养生的作用,可以保持人之身心健康。司马光的思想基本承袭了传统儒学的脉络,而新学、理学则开启了宋代心性之学的先河;司马光的学说代表了传统儒学的终结,而新学、理学则代表了新儒学的开始。     

《周易参同契》注者储华谷考

读《道藏》读到《周易参同契》3卷,看到署名储华谷注,无序跋,注文引张紫阳语。复检索该注之外的资料,因用力不够,故亦发现不多。于是,笔者初推断曰"华谷盖为北宋末或南宋初人",①再推断曰储华谷"盖为北宋末或南宋时人",②一直不知道储华谷是何许人。近来翻     

宋代董源绘画风格接受初探

董源是我国五代南唐画家,在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论里,董源及他的画风成了南宗真正意义上的鼻祖,故在我国画论和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被人如此重视的一位画家却在五代和宋代初期的画学著作中,不见记载。直到北宋中期,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才给予注意。后经北宋著名文人、画家米芾在他的著作中,对董源"平淡天真""一片江南"的画风大为赞扬。这样,董源的"一片江南"画风才成为后来文人绘画的范式。将沈括、米芾等人为何将董源"一片江南"的画风作为士夫画的典型图式为切入口,一探宋代士人阶层的文化趣味,厘清其背后的北宋社会与文化观念的转变。     

《庄子》内七篇与惠施考论

庄惠之交是了解庄子的一个视角,历来为学者所注意。《庄子》内七篇均与惠施有一定渊源:从《齐物论》《逍遥游》看,惠施于"齐物"有所得,庄子有所取鉴,但惠施所论不醇,"齐物"而不能"逍遥",遂与庄子之学分道扬镳;《人间世》论士人进退存身"形就心和"之道,思想背景与惠施一类纵横策士有关;《养生主》论"无用"之"保身",亦发端于《逍遥游》庄惠辩"无用";《德充符》论"不与物迁、命物之化"之"德",与惠施"弱于德""逐万物而不反"形成鲜明对比;《大宗师》论生死哲学甚精,是庄惠围绕"鼓盆而歌"论生死的延展与深化;《应帝王》走向对政治的完全厌弃,汲汲于政治的惠施是一个主要参照点。但庄子创作七篇非因惠施,惠施亦只是庄子笔下众多"质"中之一员。     

两宋史事易学的演变与发展特征

援史释《易》成为宋儒解《易》的常用方式,虽然此种注《易》方式并不始于宋代,但大量用史在宋代易学阐释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当与宋代儒学复兴、史学发展以及宋代士人的政治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与南宋的史事易学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北宋援引史事是出于解说义理的需要,而南宋则用史事解证卦爻辞,直接将《周易》视为一部极具历史借鉴及指导意义的经典。南宋卦卦有史的《周易》阐释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北宋援引史事以证易理的继承与发展。     

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的阐释与发展

王阳明的《大学》诠释在其心学思想体系中至关重要,这引起了日本著名阳明学者冈田武彦先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王明阳的《大学》观为基础,依托相关文献,首先阐明冈田武彦对王阳明《大学》观内在嬗变的理解、检讨与反思;其次探究冈田武彦基于王阳明《大学》观所做出的思想开拓。冈田认为学问头脑的转变促成了王明阳《大学》观的思想变迁,但这与《大学》本旨是否相合却值得商榷。王阳明《大学》思想与冈田武彦晚年的身学说、"共生"理念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联系,"致知"说对冈田"致身"说的提出具有启迪意义,而"万物一体之仁"则为"共生理念"提供了思想资源。     

《燕行录全集》记载的清代中朝医学交流事略考

清代,朝鲜奉行"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每年定期派遣燕行使团出使中国。《燕行录全集》即为朝鲜燕行使记录在中国所见所闻所感的一部"百科全书",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医学史料,其中涉及到中朝医学交流的内容包括:人员交流、药材交流以及书籍交流。受朝鲜"小中华意识"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于历史的记录和表述带有明显的朝鲜中心主义倾向性,当代学人在运用《燕行录全集》中的中朝医学交流史料时需要理智清醒地判断,鉴别性地加以分析利用。     

《华严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作者“忠上人”考

本文通过对《五相智识颂》序、跋等内容的讨论,考证其与日本收藏的宋代《华严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拓本为同一经典,前者为后者除图像、经文之外的文字部分,并推断它们的作者"忠上人"可能为江西靖安县延庆寺僧人"延庆子忠",主要活动于北宋末年,与谭兴嗣、张商英、苏辙、佛印等人交往颇多。这部华严著作至南宋时被禅林高僧真歇清了推崇,并流传至日本。在南宋前期完成的《华严纶贯》中,作者复庵和尚频繁引用忠上人颂语,以现存明代原本《华严纶贯》为参考,可订正现存《五相智识颂》中的部分笔误。     

论朝鲜儒者朴世堂的《新注道德经》

朴世堂作为韩国朝鲜时期的儒学者,虽以儒教为正统,但对朱熹的老子观有异见.朴世堂以体用一源等儒家思想与观念,注解与理解《老子》的道与名、无与有、道与德等被理学家批判的思想与观念,阐明《老子》以道体名用、无形有理、道无迹德有迹为基,是修身治人之学.由此,可以发现朴世堂倾向于脱朱子学,而想要找出儒道所共有的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