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     

礼乐政教的心性论奠基——孟子礼乐论及其思想史效应

礼乐论是孟子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以礼为四端、五行之基本要素。在礼乐本原问题上,孟子从性情论角度抉发礼乐制度的内在生命根源,认为礼发生于宾主之际,本于恭敬之心,而以辞让为其行为法则。在礼乐践行论方面,孟子重点阐明礼与仁、义、智诸德之相互支持关系,认为仁、礼之爱人、敬人两原则相互补充,礼、义二者则相互发明,智主要体现于礼之权变中,代表了礼学修养的最高境界。孟子以复兴礼乐为王道政治的终极归宿,强调与民同乐的音乐政教精神。孟子礼乐论的性情化、内在化特征代表儒家礼学的重要方向。     

孟子责善论面临的合理性挑战

围绕孟子的责善论,后世学者既有辩护、传承、创新和发展,也有批评、责难。作为处理父子这一特殊人际关系的学说,孟子的责善论自古以来引起了长久而又广泛的争议和驳难,面临三种合理性挑战:一是己他关系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说的"古者易子而教"并不像他所担忧的那样一定会造成双方关系恶化;二是血亲伦理向度的合理性挑战,孟子"父子之间不责善"的理念与儒家一贯主张的谏亲理念难以融洽,导致血缘亲情与道德理性难以统一、亲情伦理与社会伦理难以统一;三是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理念因担心直谏、义诤和厉言会损害父子仁爱亲情走向拒绝"父子责善",这与他的仁宅义路观念、与仁义礼智"四德"为人的类特质思想相冲突。     

孟子“义路”说与儒家实践理性的确立

对儒家实践理性的研究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但是,儒学中的实践理性到底指什么?儒家表达实践理性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学界并无明晰论述。其实,表达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是"义"。"义"就是对"仁"学价值的实现之路。"义"的实践性功能在孔子思想中已被肯定,但受"礼"的制约而未能独立。孟子的"仁心、义路"说突破"礼"的限制,建立起一个价值本体与价值实践相对二分的理论结构,将"义"阐释为人的内在理性,又外化为"人之正路",从而为儒家确立了在现实中实现"仁"学价值的实践理性。"义"之所以可以成为儒家实践理性的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就因"四德"中的"礼""智"等概念在实践功能上只能从属于"义"。     

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仁学”中道德理想主义的渊源及其演变的两种趋向

在孔子开创的“仁学”中始终贯串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它既是以理论形式概括了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本质,又是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损益和继承。这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基本含义。“仁学”的这种思想渊源也决定了儒学的特征只能是“仁”与“礼”的矛盾统一。以“亲亲”为出发点、强调“推恩”与“泛爱”的“仁”,和以“尊尊”为首要、崇尚“贵贱有别”的“礼”之间的矛盾,只有靠道德理想主义中所强调的人本身的自我完善和人际关系的调整改善来统一。孟子以“心”释“仁”,使人、仁相通,促进道德主体化,主体道德化。荀子以“礼”释“仁”,使群体关系的调整有统一的规范标准,都是要解决“仁”与“礼”的矛盾统一问题。孟、荀的不同侧重也分别代表了“仁学”发展的两种基本趋向。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一个整体结构

<正> 孔子思想的核心,论者或主“仁”,或主“礼”,或主“仁内礼外”说,皆忽视了“义”在其中的地位。拙意以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由“仁”、“义”、“礼”三者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一结构整体中,“礼”属国家制度体系和与之相应的行为规范系统,“仁”与“义”属道德意识范畴。“仁”与“义”既相对立,又统一于“礼”,三者相互制约,不可或缺。这一结构体的意义在一系列主要方面都呈现着二重性(对立统一性)。     

“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及其现代意义

“克己复礼为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命题。孔子“克己复礼,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回复到周礼所倡导的礼之内在精神和道德情感上,最终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理性的仁爱、使社会走向有序的和谐。“克己复礼为仁”的因果必然性在于周礼的精神实质与“仁”的要素组成都是敬、诚、忠、信、义等道德元素,因此孔子认为人们通过“克己复礼”可...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望文生义之善

在人类伦理中,“善”与“恶”是一对互相比较的道德范畴,用来对人生活动的评价。虽然“善”“恶”的定义因时因地因传统而未能一致,但所包涵的共通因素仍是有象可寻的。古代希腊人视智慧、公正、勇敢与节制为“善”的四大条件;孟子则以仁、义、礼、智     

孟荀人性论比较研究

人性论是贯穿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的性善论和苟子的性恶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性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孟子和苟子分别对人性作了不同的规定：1．孟子所谓人性主要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下引《孟子》只注篇名）“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焉，…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仁且智”与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以崇高化取向为旨趣的孔子圣人观,也因固有的神秘化取向而存在一定的理论缺失。对此孟子扬长避短,认为理想人格之于每一个道德实践主体都有着逻辑的与现实的普遍平等性,而且内在根据即是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浓缩与升华的“仁且智”。就“仁且智”如何促成理想人格来说,孟子针对一般人在心性修养过程中懒于自我反思,所以特别强调了智之于仁的扶持作用,同时针对一般人在人伦实践中喜欢同流合污,所以将“仁且智”视为对理想人格的哲学界定。不是孔子的神秘化取向,而是孟子的普遍平等性,范导了中国古代儒学进程中的圣人观;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现代人不懈努力的“仁智双彰”的哲学模型,孟子“仁且智”的理想人格论亦不无借鉴作用。从而,将“仁且智”的理论贡献还诸孟子,并使之发扬光大,就有着重要意义。     

孟子王道理想的心性向度

王道理想是孟子政治哲学的核心,作为一套超乎现实却又对现实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念,其践行的基石被孟子归结在人的心性之上。立足于“心”孟子提出王道缘起于“仁”,基于“性”孟子断言王道的落实在于“义”;由“心”“性”的统一确立了仁义一体的构想,据此认为,“居仁由义”是王道理想得以向现实转化的基本思路。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道德哲学之“伦理生态”系统的形成

一、个体与共同体:道德主体的确立关于儒家的道德哲学,我们充分注意到两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道德并不是人的自然天赋,而是人基于其生存的现实性而被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即便在儒家那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性的基本维度;“礼”的制度,至少在其本来意义上,实质上即是以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为观念前提的。第二,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实际上是两个既相互密切关联又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道德对个体的有效性,在儒家那里乃被转化为个体奉行道德的必要性,其最为深刻的阐述来源于孟子,强调道德性即是人的存在性…     

在经商活动中实现仁的境界

儒家哲学的核心是求仁,“人者仁也”．“仁”是一个人所以为人的理,充分地实现这个理,即是“尽性”,人通过此“穷理尽性”的活动,方可回归本来的精神家园,找回他安县立命之所．孟子曾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I”然而传统     

仁与政──孟子思想批判

孟子在道德上谈“仁”,在政治上谈“仁政”。但何以可能从道德层面的“仁”导出政治层面的“仁政”,却还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至少,对现代人来说,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还很难清晰地看出来。首先,孟子对“仁”的解释有许多种。他曾引用子贡的话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阳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这是把“仁”看成一种教学态度。有时,他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以离委下》）这就把“仁”看成是一种“孝”的表现。有时,他又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以公利、丑上》）这就把“仁”看成是连…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孟子道德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孟子(约公元前371——289年),战国中期思想家、教育家。从总体上说,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他倡导先验的性善论,认为人人生下来都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四端”,四种道德萌芽(见《孟子·公孙丑上》,以下仅注篇名)。并且认为这四种道德萌芽是天赋予人的,只要人们善于发挥理性自觉,扩充“四端”,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孝本论”与“仁本论”

在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内部围绕仁与孝的关系出现了"孝本论"与"仁本论"的不同。《孝经》作者从为天下立法的高度,将孝论证为"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在社会政治领域,孝被论证为政治伦理,产生了"以孝治天下""移孝作忠"等观念。然而,建基于"孝本论"的政治理念,有可能使儒家思想成为为"家天下"专制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孟子"仁本论"的初步建构,可视作对《孝经》"孝本论"的批评与反拨。孟子从心性论的角度证明仁内在于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仁是体,孝是用,在"亲亲""仁民"和"爱物"三境界中,孝只是仁本在家庭伦理中的体现。在社会政治领域,"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政"的道德基础和内在精神。随着孟子"仁本论"的建构,标志着"孝本论"被逐渐淡化。汉唐以降,历代大儒皆自觉尊奉"仁本论",并从不同哲学层面加以论证。孟子"仁本论"的建构对于儒家主流思想的确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放性的生活世界之思——《论语》中的儒学精神探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深深融人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理与灵魂之中。从《论语》分析。孔子一以贯之的就是真情实感,这是源于生活的包含理性思考的情感。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建立了以“仁”为灵魂,以“礼”为形式,“仁”与“礼”相互作用的文化心理系统。这一系统建立在人性之上,源于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源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塑造。儒学重人生追求而贴近生活,同时强调生命的体验及其内在圆融性,蕴含着积极的生存智慧与开放性。它表现为中华民族乐天知命、自强不息的乐感文化,在今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