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的思想——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三重构造及其思想方式

本文从世界大势与社会主义、中国现实与社会主义、中国思想与现实主义三个层面分别探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论,综合地呈现了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来源、内容、特点、演变过程、现实效能以及这诸多方面所形成的张力结构,勾勒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主义者梁启超”的形象。通过对梁启超社会主义论的分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梁启超的思想方式。那是一种在极限状况中展开的临界的思想。这种临界的思想展示了梁启超的运思特质,也提示了梁启超所代表的清末以至1920年代中国思想的走势及其突围的方向。     

梁启超心理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是清末著名的思想启蒙大师之一,文化巨擘。尽管他本人没有系统地进行过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但在其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中却闪烁着心理学思想的火花。本文初步探讨了梁启超的心理学思想,将其心理学思想总结为神具形生、境由心造的心理本质观,“慧观”和“悟”的认知观,意志自由和立志的志意观,重情轻智的情智观,共通和完满的人格观,并讨论了其心理学思想的意义。．     

梁启超的学生心理学思想研究

本研究以现代教育收理学体为框架,采用资料整理法,对梁启超的学习心理思想进行了分析归纳。     

将国学思想切入于我国高等医学人文教育

基于时代的发展和医学的人文回归,提出将国学思想切入于我国的高等医学人文教育,并从可为人类走出当前的某些危机、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学生道德素质及践行性角度探讨其必要性;从有助于医者职业道德的养成、科研灵感的激发和人文意识的培养探讨其应然性.     

陶瓷纹饰的演变与发展

陶瓷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瓷器萌芽于商代,成熟于汉代,隋唐为繁盛时期,宋元达到鼎盛,至今还在继承、创新和发展着。彩陶是中国原始社会中卓越的工艺创造。青瓷自东汉晚期作了成功的烧制之后,迅速进入日常生活之中,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漆器和金银器,成为主要用具。宋代陶瓷处于高度发达的阶段,不仅有为供应宫廷贵族而烧造的高等瓷器,并且民间陶瓷的需求量也大为增加,陶瓷生产地遍及全国,名窑遍布南北各地。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佛教研究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还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研究者、“人间佛教”的践行者。在中国近代佛教研究史上,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及其特点

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演变阶段：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民本思想体系开始动摇的阶段;戊戌维新时期为民本思想衰变阶段;辛亥革命时期为民本思想走向衰亡和政治生命终结阶段。其演变的特点有三：其一,民本思想演变始终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其二,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拓展,实际上也是民本思想理论体系逐渐崩溃解体、功能作用日益萎缩的过程;其三,民本思想的演变总是与统治阶级及先进中国人的理想与信念、理论与实践相联系。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误读

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梁启超不仅将康有为称为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宗教家,而且声称康有为"宗教思想特盛",并对康有为的宗教思想予以概括和阐发。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他声称自己的演讲只不过是"述康南海之言"。就康有为的宗教思想来说,梁启超对孔教思想的介绍、阐发最多,态度变化也最大。从早期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公开驳斥,直观地展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通过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介绍和评价,可再现梁启超对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误读及两人思想的分歧。     

评《宋代临济禅的发展演变》

《宋代临济禅的发展演变》是河北大学阎孟祥教授的新作。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临济禅的特点及其历史背景;第二章北宋早期汾阳善昭的禅思想;第三章北宋中期杨岐方会和黄龙慧南的禅思想;第四章北宋中后期达到高峰的宋代临济宗的文字禅;第五章南宋早期大慧宗杲的禅思想及临济宗的念佛禅;第六章宋代临济禅的社会文化思想。每章都以介绍禅思想为主,同时,对其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作者早年曾从我研究佛学,读了他的书,感触颇深,故作评如下。     

梁启超与西方伦理学

中国近代以来 ,在思想启蒙、西学东渐大潮中 ,梁启超审时度势 ,积极主动地向国人介绍西方主要伦理学家的著作 ,传播边沁、康德等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同时又在研究、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 ,注重中西伦理思想的融合 ,力求建构具有新时代、新特点的伦理学说 ,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愧是中国近代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     

论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

<正>梁启超新文体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蕴含。新文体的历史机缘在于报章新媒体的出现,它的成熟有赖于龚自珍、王韬等人的早期探索。梁启超新文体散文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的创作特质,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及之后的白话文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     

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它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的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和个人思想在梁启超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而中国化或中国近代化了自由从个体性质的话语变成了集体性质的话语,由纯粹的个人范畴变成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范畴,由主要是个人自由概念变成了主要是国家自由、民族自由和群体自由的概念.     

梁启超论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 ——对当代国际伦理的一个有益启示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出现。这一切当然是可以告慰先贤和激励人心的,但也使当代中国人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显得更为尖锐和突出。在此,我们不仅要清醒地立足于现实,而且有必要自觉地向传统的中国智慧学习。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关于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建构合理的国际伦理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马一浮与章太炎的国学观比较研究

马一浮和章太炎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二人的国学观各有特色,在国学的性质层面,马一浮认为国学是经学,而章太炎视之为史学;在国学的研究方法上,马一浮采取的是宋学的义理取径,而章太炎更倾向汉学的征信精神;在国学的立场上,马一浮主张儒佛互摄而以儒为宗,章太炎肯定佛儒相资,徘徊于真俗之际,却以佛法为高;在国学的价值判断上,马一浮主张日新,从六艺的超越性层面肯定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等时代价值,而章太炎提倡存古,更多地展现了为故国保存文化典籍、延续历史记忆的民族情怀。     

梁启超《管子》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一身兼有旧学和新学影响,在《管子》研究上也有所建树。他的《管子》研究,正处于变法维新时期,他以今文经学的宗旨为指导思想,通过对中西方制度等方面的对比,试图找到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剂良方。《管子》是礼法并重、制度以刚柔相济为要,故而十分符合梁启超的初衷。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通过《管子》书来评价管仲,并突显了《管子》的经济与法治思想,这是其《管子》研究的特色,并在《管子》真伪的讨论、义理的研究和管子形象的提升上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梁启超的易学思想

受康有为的影响,梁启超早年以易学为"魂学""天人相与之学",笼统地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其思想是孔子人生与社会理想的终极归宿。1918年后的梁启超,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作了逐步深入的分析,最后认为《系辞》而下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间的孔门后学(思孟一系)所作,皆与孔子无直接关系,目前可以相信的只有《彖传》《象传》为孔子作。结合柏格森、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梁启超对《易传》哲学作了初步探索,他以"流动哲学""数理哲学""自然法""归纳法""因果律"等现代学术范式来诠释易学哲学,确有其精妙之处。他对《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乾元统天""继善成性"等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梁启超是近现代易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他对冯友兰、熊十力等人的易学观都有一定的影响。     

英国工党史：以政治思想演变为中心的考察

英国工党原属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翼,由于得到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工党才取代自由党,成为与保守党平分秋色的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然而,当工党发展为英国主要政党之后,面对大选和执政的压力,工党不可避免地要在阶级党与宪政党之间进行平衡,内部的争论和分歧也更加激烈,最后拉开与工会距离,背离原有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工党长期处于宪政党与阶级党的两难之中,政策发生“左”与“右”的反复交错。工党多重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不同影响,是工党经济、社会、外交政策以及组织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多为迎合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引导社会潮流和实行根本性社会变革,因而工党只能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而不是坚守传统思想或所谓“工人阶级代言人”地位。“第三条道路”是工党遵循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标志着工党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完全倒向政治实用主义。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和最终消失是工党遵守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工党逐步抹去阶级色彩并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英国宪政党的过程。     

梁启超对孔子人生哲学的阐释

1920年,在反孔思潮中,梁启超率先标榜孔子,着力发掘其人生哲学的价值。这是他"欧游"后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借助西方人格主义哲学观,梁氏建构了孔子人格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人格的内涵、实践修养以及孔子的人格表现。其目的在于使现代人以孔子为人格典范,成就现代君子,以对治现代性所带来的人格异化,弥补现代教育中人格教育的缺失。     

梁启超塑造新民的道德路径及其现代启示——基于《新民说》的探讨

梁启超《新民说》强调以道德塑造新民,借新民救亡图存。梁启超提出“公德 —私德”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自身理论及实践的结果,于不同时期给予了相应的侧重性说 明。他指出,民德并非单独的存在物,必须与民力、民智相匹配才能发挥作用,三者之间构 成“三位一体”的共在关系;道德工夫务求简易,借助正本、慎独与谨小,塑造道德的 纯正动机、自觉监督及可行起点。透过梁氏的道德思想及其引发的道德问题争鸣,既可以见 证道德培育之于个体生命成长及社会秩序维系的必要性,也可以探究道德生成及其发挥作用 的局限性,更可以为当前社会道德培育提供相应的启示意义。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嬗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