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孔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并奠定了秦以后中国文化的"思想范式"。孔子所说中国文化的"因革损益",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汉代儒学对先秦儒学既有相因的继承,又有损益的发展。自汉代以后,"三纲五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本文解构"三纲五常"与"天道"的关系,否认"三纲"是儒家文化的"常道";进而反思五四时期"批孔"的历史局限,明确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指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 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儒学“万物一体”思想及其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儒学传统一直被视为理想主义的典范,似乎儒学之道就是悬置了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王国,引领着世俗生活中的人去追求和超越。儒学传统是否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主义?本文通过分析儒学"万物一体"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取向,认为儒学传统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着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其价值取向介乎于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并由此进一步阐述儒学"万物一体"思想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叔孙通之“进退与时变化”与汉代儒学的转向

"进退与时变化"是叔孙通一生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此,他得以在汉初制定礼制,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不过,这种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虽然也重视政治实践中的"权变",但孔子的"权变"是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下的"权变",具体的行为可以因时而异,但作为目标的政治理想是必须坚持的。而叔孙通的"进退与时变化"则主要是以现实政治状况为行为的依据,其实际活动中缺乏对政治理想的充分坚守。这一行为模式的出现与政治环境的变化及儒家政治理论自身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密切相关。这种以现实政治为行为依据的行为模式最终导致了汉代儒学的转向——政治化与神秘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儒学重估——以嵇文甫为中心的探讨

全面抗战时期,嵇文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下,对儒学传统做了大量阐释工作,弘扬儒学的正面价值,希望能使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在坚持党的政治与文化路线的基础上,主张发扬民族文化,着力于阐释儒学传统中的"实践性"与"人民性",同时着眼于祛除长期附加在儒学之上的玄虚风气与士绅影响,使这种经过改造之后的新儒学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接榫,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新资源。嵇文甫的儒学论述,对于今天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极有理论参考意义。     

儒学与汉代社会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读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正> 刘厚琴同志多年致力于儒学与汉代社会史研究,她撰写的《儒学与汉代社会》一书(齐鲁书社2001年出版),是其长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本书将儒家文化与汉代社会结合起来,从“作为思想体系的儒学”和“作为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的儒学”两个观察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与汉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汉代社会文明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视野开阔,颇多创见,是汉史研究领域的新创获。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儒佛不二”的中国化佛教——“儒佛关系与佛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正>无论是研究中国佛教还是研究儒学,都不能不关注"儒佛关系",这基本上是学界的一个共识,然而,共识归共识,与此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也就是专门以"儒佛关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却是少之又少。尽管每年儒学和佛教都要举办很多学术研讨会,但儒佛双方好像都没太把"儒佛关系"放在心上,以至于弄得"儒佛关系"掉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境地。儒学方面觉得谈"儒佛关系"有损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尊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     

子学和经学

从诠释学观点考察汉代新经学的建立和性格特征,可以证知,董仲舒《着秋繁露》新儒学哲学、人学体系的建立,是汉代新经学得以成立并成为汉代政治、伦理、道德、学术之全面指导思想的关键。董仲舒所以成功,除了政治和时代的风云际会,实有赖于其抓住了"人"这个根本,喊出了"人为贵"的响亮口号,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先秦诸家学说的综合创新。     

从两宋儒学的内在紧张看儒学的现代转向

从儒学现代转向的维度看,两宋儒学不仅是传统儒学的完备形态,而且也是儒学现代转向的发端,兼具守成与开新之两面性。两宋儒学内部的紧张正是其两面性的集中反映:在形上层面,体现为以"理"驭"心"与以"心"融"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强调"理"的至上权威而日趋"守成",后者突显"心"的自主性而导向"开新";在形下层面,既存在"人极"与"皇极"的政治博弈,也存在理欲、义利的伦理对峙。这在加强维护帝制纲常的同时,也高扬了个人价值,由是在客观上开启着一种现代转向的可能。当前,我们有必要认清两宋儒学的两面性及其时代效用,推进儒学的现代转型。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儒学论“人”

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而仁学也是人学。儒学的人论包括人的地位与价值、人性与社会、人格与人伦、人的理想等许多面向。以人为本是儒学人论的基本立场,而儒学还认为,离开社会来论人肯定是不充分的;"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就理想的人"则是儒学人论的根本问题。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可喜成果──《寻求德性与理性的统一》评介

现代新儒学以遥承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在现时代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西方文化构成了２０世纪世界文化的主流,因而,如何在继承传统儒家之“真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援西学入儒学以推进儒学的现代化,构成了现代新儒学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学历经几代薪火相传,其间存在境遇虽有不同,学理义涵也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其思想的脉胳可以说是始终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在这方面,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等第三代现代新儒家比之前辈不仅更具理论的自觉性,而且其入乎西方文化之内而又出乎西方文化之外的学思历程与知识基础也为他们…     

《周易》东传与古代朝鲜半岛阴阳说

中国古代儒家经籍《周易》于汉代时已东传至朝鲜半岛,并在其"三国"时被确立为国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学习内容。在儒学教育体制和科举"科经取士"制度的促动下,古代朝鲜半岛不仅全面、系统地吸纳了《周易》思想,李氏朝鲜时还形成了活跃的易学研究局面,建构了自身的易学体系,成为域外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周易》思想及易学研究在朝鲜半岛的不断深化,其阴阳说也逐步渗透至天文地理、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最终对朝鲜半岛哲学思想的发展及民族思维的建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

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 ,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的意识 形态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是在反思与辩护两个层面进行运作的 ,以及它阐明现状的意义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等。对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分 析与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儒学的认识。     

论后儒学美学的幻象逻辑

后儒学美学是当代儒学美学的存在方式与表现型态,它具有切近当下现实与未来可能性的充分场域,具有在场域中转换与生成的本体论幻象逻辑。后儒学美学幻象逻辑在幻象呈现的结构特点方面,以密实的幻象为网络结点,体现儒学致密性的内在追求;在本体驱力方面,幻象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衍射力的心性能体,它通过涵摄场域中的"多"本体因子来实现本体驱力效应;在终极价值方面,幻象本体追求"化境"的能量与气度,主张美学应向文化、学术、生产等场域进行深入掘进,让超常能量的迸射与主体意志、客观势能相协和,幻化出后儒学美学的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超越境界。     

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

现代新儒学文化理论的核心,是它的文化价值观,即关于文化的组成及其价值结构的见解。这种见解,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文化理想,体现了他们在文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规定了他们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现代新儒家对于中西文化的评价和他们在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上的根本方针,都可以从其文化价值观中找到根据。一、文化价值的集中体现：精神文化现代新儒家一般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他们承认这三个层面对于人类生活各有其意义。例如钱穆在其《文化学大义》中就提出,文化包括“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属于物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