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如何可能?圣人如何可能?——韩非子的人性论及内圣外王思想

韩非子的人性论是由"圣人"之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与"众人"之好利之性、欲利之心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人性与人心,是一个好利与向善的综合体。人性好利决定人情好利,但聪明睿智之性、虚静无为之心却能节制自身欲望,向"道"靠拢,并最终"体道"。人性虽不蕴含善性,但却能萌生向善的能力。人能体道,成为"圣人"。人世之善,源自"圣人",而最终源自"道"。韩非子亦有"内圣外王"思想。"内圣"必然要求"外王",欲实现"外王",必须借助君主。王必霸、霸必王,是韩非子王霸观念的显著特征。     

荀子化性说解论

以对人性的二元理解为基础,荀子把确定性的情欲作为人性的代表,于是"人之性恶"的观点得以提出。情欲之化和心知之化是化性的两个内容,后者尤其重要。荀子化性说的实践方式是起伪。在此过程中,他过分夸大圣人的心知之性,把善的起源仅仅寄托于世间少有的圣人。在强调圣人制礼、以礼化性的前提下,善、恶力量对比悬殊,法治等暴力工具不得不进入化性的理论。荀子政治主张的法家色彩由此而生。     

王船山性情观下的礼论

如何化解情与礼的对立,并维持二者之间必要的张力,是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王船山在其性情论基础上,对情礼关系进行了新诠。他对情的性质和善恶两种方向进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情发挥正向道德作用的必要条件,主张应以恒善之性作为无恒之情的价值尺度和主宰。在发挥情欲正用的过程中,恒善之性也得以动态地呈现和充实,这也是船山人性生成的实质内涵。在此性情论基础上,船山建构了与人性紧密相连的礼说：礼不是割绝人情的天理,也不是人情之外的规范,而是实现了性情贯通、作为人道典范的情。此一理论建构,兼顾了礼合人情的正当性和礼治人情的必要性,并对宋明以来离人情言礼和即人情言礼的两种偏颇进行了修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超凡入圣”与“即凡而圣”——儒家“圣人”观念的历史考察与现代反思

"圣人"观念在现代社会看似已不合时宜,但在传统儒学中却不可或缺。儒学本身是一套以希圣、成圣为精神追求的完整学问。在儒学的发展中,圣人观念有治统化和心性化两个层面的偏向,而治统化的圣人观逐渐淡化,转以心性的成就作为对圣人的主要规定。儒家的圣人观念大体上可以说是人伦与天道的统一,人性与圣性的统一,循理与自由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个体与全体的统一。其在历史中呈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通俗的趋向,圣人之德从殊德转为总德,从绝德变为通德。儒家圣人观蕴含了儒家式的古典平等、自由观念,对人生和世俗社会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功能。圣人之旧德蕴含了沟通现代新德的可能,且别具优越的特质,对现代社会和人生可有其价值理想方面的贡献。     

《易传》圣人形象初探

《易传》中的圣人形象有一个由原始儒家以品德、知识论圣人,到汉代儒家以得位、法治论圣人的发展过程。而圣人的形象,也由品德卓越的人,变为兼具完美人格与理想地位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对圣人之道的理解、对贤人的认识、对圣人作用的确认等思想因素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诠释学视域中的郭象圣人人格论

郭象立足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在玄学会通儒道的时代背景下,对圣人人格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认为圣人具有无心顺物、游外冥内之德。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圣人被赋予道家的自然性情,成为被老庄化了的圣人;另一方面,又为传统的道家圣人赋予了积极有为的品格,消解了其超越避世的特征,从而在理论上将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解决了魏晋玄学中超世与入世、方外与方内、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重要理论的内在统一问题,为儒道会通提供了多重视角。虽然郭象的圣人人格论有违庄子的原意,但在诠释学的视域中则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反思“人性自利”

动物的本性是趣乐避苦,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好利恶害的人必怀赏畏罚,故人皆有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自利性。说人性自利,属于事实陈述,不等于说人性恶。只有当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自利时,才会出现善恶问题。说人性自利,也不是理论假设,而是事实如此。非但经济人自利,政治人自利,道德人也自利。哪怕最高尚的道德人,也是为了追求自己所看重的利益而行动。所以,无人不自利。很多著名思想家在承认人性自利的同时,也声称人有利他性。但这一意味人性存在分裂症的说法,实属运思不当的误解。实际的情况是:人虽有利他行为,并无利他人性;其他各种人性,也内在地服从于自利性。     

礼防与王化——论《汉广》《汝坟》诗教之旨

礼防意味着华夏之为华夏的文明贞固性或礼秩基础。但自近代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人对礼防的态度却与往不同,他们将之理解为压抑人性、阻碍自由的消极力量。另一方面,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在家庭及社会伦理方面屡现的种种弊病,恰恰也跟近代礼防崩溃后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诗经》中《汉广》及《汝坟》两篇所蕴含的礼防思想,探讨礼防与人之性情的关系,并分析周文礼乐如何经由先秦儒家思想发生的转换,进而揭示礼防崩解与"古今之变"的特殊关联。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从欲”与“思义”——论孔子人生哲学的逻辑矛盾

人性论是孔子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相近之性与不移之性的设置使其人性观出现分裂并为其人生哲学体系的自相矛盾埋下伏笔.人性学说中的对立致使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看法与态度出现两重倾向,他有时肯定利欲,认为利欲合于礼义,有时又割裂利欲与礼义.当肯定两者的统一时,他便主张通过学、习消解矛盾,使其统一;当割裂两者时,学、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学、习的目标是理想境界.境界是自我人性的充分展开的理想状态,当承认统一性时,孔子认为境界体现了自我理性的自明与情感上的自得,体现了理性与欲望的统一,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当割裂两者时,境界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性假说而已.     

论荀子的“圣人制礼说”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考察,荀子提出了礼的起源问题,并给出了"圣人制礼说"的回答。他认为,自历史发展之初,每个人都有因为无止的欲望而进行争夺的趋恶本性,导致社会生活变得资源短缺、混乱不堪。圣人对此"化性起伪",制作出了能够矫正人性、规范社会的"礼"。在荀子看来,"礼"产生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非人的先天本性;圣人制礼,是实现、发挥自我价值及规范、引导社会的有力举措。     

情理与义理——论王阳明与程朱理学解读孔子正名观念的差异

春秋时期的卫国出现了父子争国的风波,孔子由此明确提出了“正名”,旨在端正君臣父子之名.宋明时期,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分别对正名进行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彰显了理学与心学在道德本体上的分歧.程朱理学以普遍存在的天理来规范人情,强调国家政治关系中君位的正义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有国”.王阳明则以人情来诠释天理,强调个体“成人”的先在性,因而主张“无父不可以为人”.这种理论上的分歧在现实中则体现为明代大礼议中双方态度的对立.     

论古人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先秦儒家为中心

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应该重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治理有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教化层面上的人格改良与礼乐教养,二是管制层面上的法治效率与法治正义,合言之即古人所谓"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先秦儒、墨、法、道诸学派立说皆有"思以易天下"的命意,道家对社会伦理注意到异化的一面,尚无为,远世道。墨、法首重功利实效,又注意到人性自利,故一独标"兼爱",一独标"法治",各有所贵,亦各有其失。荀子在"本始材朴"的人性命题下坚持礼乐教化与法治管制并举的治世路线,强调教化及教化的有效路径,强调法治及法治的正义方向,防止尚德如宋儒失于空洞空疏,尚法如一般法家失于君主"权术"主义而陷入不正义。     

“满街人都是圣人”说的社会思想史意义

王阳明从心本体论出发,进一步拉近了圣凡之间的距离。而王艮的"满街人都是圣人"说,则不仅在理论上为"圣凡平等"奠定了基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为由凡转圣和由圣转凡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他不仅把庶民的日常生活升格到圣域的高度,而且把圣人的道德属性降格为庶民的标准;使凡人成为圣人,又使圣人成为凡人;让精英化与世俗化同步,教化目的与平等理想共存。相对于宋儒"圣人可学而至"的精英教育理念,"满街人都是圣人"可以说是一种世俗社会的政治理念。     

荀子道德理想简析

荀子继承了孔、孟人性"相近"的观点,认为人人都具有趋"恶"的本性。在对人趋"恶"的本性进行深入分析后,强调人性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荀子所提倡的理想社会,是施行礼义的社会。荀子建立了以"礼义"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并进行了详细论证。荀子设计了"圣人"、"君子"等道德理想人格形象,"圣人"人格的突出贡献是在努力改造自身的基础上制定了礼义法度,"君子"人格的突出特点则在于对"礼义"的学习、贯彻和维护。     

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下)

四、人性与人的道德潜能如果说,将利益与互利作为人类道德的客观基础,实际隐含着一种消极的人性理解,即设定：人本性自私,只是因为自利最大化的主观要求或欲望只能通过互利的社会契约机制才能实现,因而互利便具有一种基本的道德理性意义;那么,对人性的积极理解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人类道德之主体基础的探究,即设定：人性本善,而     

严君平所崇尚的理想人格

<正> 西汉中后期思想家严君平的《道德真经指归》表达了他的两个理想,既要设计一个完美社会,也要追求一种理想人格。并且以道德将完美社会与理想人格连接起来,构造一个修身治国的完美学说。严君平的理想人格是体现道德的人,书中指出,圣人建道抱德。(卷九第二十四)上含道德之化,下包万民之心。(卷九第六)     

合作的人性基础

合作与人性的关联,是当今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探讨的热点问题。当代进化生物学和博弈论都证实,自利可以导向合作,其路径就是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合作并不全然基于个体利益,而且还基于人的社会偏好。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作为集自然性与社会性、个体性与整体性于一身的二重性存在物,其本性是社会交往。但人的交往以竞争与合作为最基本的共生并存的交往形式。合作首先基于利益,同时合作以正义为前提约束,也与人的利他性情感即道德感有机融通。因此,合作具有深厚的人性基础。从本质上说,人就是一个合作性的物种。     

郭店竹简“性”“情”说

“性”“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使对先秦性情说的展开研究成为可能。本文以竹简儒家著作为七十子弟子所作为前提,从孔子的“性近习远”说开始,将其性情思想置于孔、孟之间的历史背景下,重点围绕物之动性、悦之逢性、故之交性、义之厉性、势之出性、习之养性、道之长性等七个性情发展阶段和类型进行分析。认为性在竹简属于原始质朴,而非确定不变的哲学本体。性生情,民性善,人情当然合理,注重物、势尤其是习对性情发展的影响。道出入性情又培养之,以便使质朴善性走向适应王天下要求的现实人性。     

圣的起源与先秦儒家的圣人观

从文字及文献的分析来看,圣的本意是指与神沟通的特殊能力,后发展为凡一事精通均可为圣.具体而言,圣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能够事神,预测吉凶;二是道德崇高,人格完善;三是具有聪明才智,建立不凡的功业.春秋时期的圣人主要是这三种含义,只不过事神义后来转化为对天道的理解、把握.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他理解的圣是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济世安邦的政治功业.同时他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人与人的差别做出探讨,但还没有对圣人的产生做出明确说明.郭店竹简中的圣人主要是指理想的君王,突出的是圣人的智慧和才能及制作礼乐等事功的内容,但《五行》篇则将圣视为重要的德目,《成之闻之》则从人性论的角度探讨了圣人如何及圣人与常人的差别问题,填补了孔子到孟荀之间的空白.在此基础上,孟子、荀子分别提出侧重道德人格、作为师者与重视智慧才能、作为王者的不同的圣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