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杰精神与思想范式重建:从王开祖看永嘉学派一个被忽略的精神面向

本文就王开祖《儒志编》管窥永嘉之学的豪杰面向。四库全书本《儒志编》书前提要称许王开祖为"豪杰",而此评价在《总目》提要中却失落了。永嘉学派将豪杰标举为理想人格。豪杰之士兼有豪气、逸气、英气和卓识。豪气者,对文化使命的传承当仁不让。英气者,不迷信权威,是独立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逸气者,不囿习见,是风流人格在理智上的体现。按照王开祖的卓识,心性涵养(成己)还必须展开在事功(成己成物)的过程之中。正是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永嘉学派特有的精神取向,同时也构成了永嘉学派豪杰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重建思想范式的过程中,永嘉豪杰精神在事功中展开心性的面向不幸失落了,而王开祖所表彰的孟子绝学的要义即贵民轻君、挺立士道尊严则一开始就落在汪循、四库全书馆臣对"豪杰"的理解之外。居今之世,人类整体如欲向死而生,必须在根本处转变思想范式,创造出有别于现代性的新的思想范式。新时代召唤着豪杰之士毅然奋起。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

<正> 南宋时期,浙江儒学极盛,形成了地区性的三个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地区,历史上称为“浙东”,所以有“浙东学派”之称。浙江三派的思想倾向有同有异:陈亮专言事功,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以经制言事功,历史上称为“事功之学”;     

“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陈确《瞽言》“素位之学”疏解

陈确治学,尊崇素位实功。他将质疑儒圣先贤的言论辑集裒纂为《瞽言》,开显其"素位之学"的三重逻辑结构:天道之性本善,但由人道"扩充尽才"以见"性之大全",素位之中有性命,明性即是素位之功;人性本善,且情、才、气为善,人伦日用常行之间,已然葆合性善之天命,即此用素位工夫,即是本体流行时;素位之学是君子"戒慎恐惧"实功实行的工夫路向,当寡欲见理、切实为己、改过迁善。学者但肯切实体验日用事功,重素位而轻谈性命,自可素行诚身、居易正己。     

永嘉学派的学理转向及其意义

永嘉之学扬弃了理学注重心性修养的治学方向,转向强调致用的经制之学。永嘉学人多为理学家所指摘,甚至被视为异端,但这正表明了永嘉学派的学理转向。永嘉学派经制之学的建构,涉猎广泛,注重社会生活,助力南宋在经济等领域走向鼎盛。然而,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反转,明朝采取了闭关锁国的策略,打断了"南宋模式"的延续。永嘉学派的出现,本质上是一场儒学内部相异于经学传统的批判与启蒙的思想运动。     

叶适《论语》学思想的特色

叶适在释读《论语》时,注意扬弃前人思想,注重推陈出新。在诠释《论语》中,他采用了经与史、义理与史实结合的解经方法,提出了事功与德性统一,事功与践行统一的主张。他否定了曾子独得从尧到孔子的一脉相承之道而传之的说法,认为曾子把一贯之道简化成了"忠恕之道",仅保留了"止于其身"之道,因此他不是独得孔子之传而又传之后人的关键人物。叶适的上述做法,一方面丰富了《论语》学的解经方法,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故无论是在《论语》学史上,还是在当时的学界,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论孔子之道的现实性与形上性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只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和终极本体,也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最高追求。以往学界对孔子之道的人伦日用和社会政治层面研究较多,对孔子之道的形上层面和超越性层面关注不足。细读《论语》《易传》,参审《中庸》及后世儒家的注疏,不难发现孔子在创立儒家哲学之时不仅立足于现世人生之道,更立志于追求超越意义的"形而上者之谓道"的终极本体意义的"道",可以说孔子之道是现实具体的"道"与超越性终极意义的"道"的合一,现实具体的"道"是趋向终极之道的路径和工夫。     

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

泰州学派领袖王艮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百姓日用是道”。所谓“百姓日用”,用今天的话说,即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视“百姓日用”为“道”,着眼于它来体道证道,一方面固然是施行儒家教化,将儒家对最高道德本体的追求,建构落实于最低下、最广泛的社会层面,但另方面亦空前地突出了“百姓日用”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价值,明确地肯认了平民生活作为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不可剥夺性。这其实是近代平民意识的初露端倪。泰州王艮提     

孔子之学:“道前定”而“行笃敬”

对于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怎样立志起信,孔子尤重"志于道""道前定"。"我欲仁,斯仁至矣",人有"守死善道"之心,才有"行笃敬"的踏实努力。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追求"学行天下",一生为"求道"努力。这在孔子弟子后学传述孔子学说,编辑《论语》时体现。《论语》体现的孔子之学、孔子的追求、孔子对待"人不知"的态度,都与孔子的人生主题相呼应。     

太古真人郝大通及盘山派的全真内丹心性学

郝大通、盘山派一系全真内丹心性理论之特色在于明体以达用,其以"重玄向上"为宗,通过明心见性,直探虚无道体;以"无为清净"为功夫,通过降心离尘、除情去欲,得本来真心、真性呈现;以"法相应感"为应物,在日用常行中体昧道性之恒常,故应物、出世、证道为其教门修持的三个重要内容,构成其全真内丹心性之学"真功""真行"的统一整体。     

儒家事功伦理的发展脉络

儒家伦理在重视德性修养的同时,具有强烈的事功精神和淑世情怀。孔子对"仁"和义利关系的理解包含着事功内容,在评价人物时亦将事功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孔子之后,由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进路在《大学》中得以确立,儒家的事功精神一度被遮蔽。北宋儒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提倡"通经达用",力图重启儒家的事功追求并积极诉诸从政实践。南宋事功学派继承这一思潮,高举事功大旗,在与朱熹的论辩中比较完整地阐发了儒家的事功伦理。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主张仁义与事功相统一,提出了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统一观,进一步发展了两宋儒学的事功伦理传统。     

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

我国南宋时的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功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盛行时,叶适接过事功派所另树的一帜,把这派学说推向一个新水平,确立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地位。然而,作为事功派集大成者,必有其思想渊源。我们重视对叶适哲学思想的研究,当然不能忽视他的思想先驱、永嘉学派的导源者薛季宣和陈傅良哲学思想,本文试就对他们作一点初探。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杨简与明代王学

明初,王守仁时的思想界较少关注杨简,随着嘉靖以后王学的兴起,杨简成为了王学后学讨论的重点。王畿从本体论的角度,将杨简的"不起意"与"四无论"结合起来,论证了"无意"就是"无善无恶意之动"。季本等人则从功夫实践的角度批评王畿对"不起意"的诠释。泰州学派将"心之精神"诠释为"百姓日用之心",使"心之精神谓之圣"成为泰州学派倡导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注脚。到刘宗周时,王学后学由以往的本体派和功夫派的两极对立,走向了本体与功夫的融合,刘宗周对杨简思想的评价也是这一做法的具体体现。     

存在与生成:以“事”观之

形上之域关乎存在和生成及其相互关系。与现实世界不同,本然世界的存在、生成过程既没有人的参与,也非基于人所作之"事",然而,其意义的显现,却离不开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由本然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事"与存在和生成的联系展开于更为内在和深沉的层面。在现实的世界中,事物既呈现为实际的存在,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这种关联,乃是通过"事"而建立起来。现实世界以人为主体,"事"则以人为承担者。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和"事"的承担者,人本身也涉及存在与生成的关系问题。与其他对象一样,人既表现为具体的存在形态,又处于生成的过程之中,两者的彼此关联,同样离不开人自身所作之"事"。以成己与成物为具体指向,人所作之"事"展开于不同的领域,"事"的多样性既伴随着多重生成过程,也引向了多样的存在形态,世界之"在"与世界的生成、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交汇于人所作的具体之"事"。     

心物、知行之辨:以“事”为视域

"心"生成于"事","物"敞开于"事"。由"事"而显的意义则在进入人之"心"的同时,又现实化为意义世界,后者既是不同于本然存在的人化之"物",又呈现为有别于思辨构造的现实之"物","心"与"物"基于"事"而达到现实的统一。离"事"言"心"、离"事"言"物",逻辑地引向"心"与"物"的分离;扬弃这种分离,则需要引入"事"的视域。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沟通,与之相应,"知"与"行"也本于"事"而相互关联。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既关乎"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也关乎"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走向统一。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周敦颐“立人极”思想的三个面向

周敦颐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天、地、人三才鼎立的思想,提出"立人极"而成就圣人之道的主张。他所说的"立人极",指的是人类中完全实现了人性故可与"天地参"的圣人。若在人伦日用中,学习成为圣人的方法,且能"固执之"于日用人伦中,则不需外求便可"立人极"。在追求"立人极"的过程中,得到精神力量的支撑,便是孔颜乐处所在。     

儒学日常生活伦理的形上之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伦理与儒学日常生活伦理是合二为一的。儒学的日常生活伦理不是通过概念的抽象演绎或建构形而上的体系得以证实,其价值体现于"日用即道"中,即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伴随着形上的终极关切,在日用生活伦理中蕴含着"知性、事天、立命"与"知天命"的终极追求。儒学日常生活伦理之形上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日常伦理生活的人生意义与人生价值。在儒家的内在超越和伦理认同的理论与实践中,人的生命与道德终极根源、个人日常生活与伦理责任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中遵循着"中"与"和"的人生价值,并通过"诚"与"信"对超越人类自身的形上本体进行确认与体认,从而为日常生活伦理提供形而上的途径与担保。     

胡炳文的道统观与学术倾向

元代理学家胡炳文提出:"明道统者"之功大于"行道统者",孔子因作六经而贤于尧舜。他将朱熹视为孔子之后阐明道统的集大成者,以在现实生活中传播和践行朱子学作为传承儒家道统的重要方式。由此,儒家之道的理想逐渐由治国平天下转向普通人的日用常行。儒家道统是圣人之学,也是圣人之心,但道统不是圣人所专有,圣贤相传之心便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学术倾向上,胡炳文以朱子为宗,却并非笃守朱学,而是广泛吸收陆学,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其思想是对朱陆及宋代哲学的整合与发展。     

复归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张载“善反”的价值向度与旨归

张载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人之所以有恶行,是因其不知善反、不知存养善性,因此不能开显人生在世的价值。"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人之为人在于追寻天地之性与太虚之善,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价值实现理路中,人应该通过寡欲、为学、行实等手段去消解自身的消极因素,如是,不仅为"立心"创造条件,而且可以使自我无限地切近太虚之善,进而实现理想人格与价值超越。其中,"寡欲"是成就"善反"的道德修养工夫,"为学"是打通"善反"之路的关键,"行实"则是实现"善反"之价值目标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