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入世途径及其现代启示

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是中国近代佛教的重要特点.就具体途径而言,投身民族救亡、对治近代社会弊端、重建传统道德价值、关注人生问题、拯救百姓疾苦等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入世途径.分析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历程,而且对透视当代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将大有裨益.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佛教研究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还是一位学识广博、思想深邃的佛学研究者、“人间佛教”的践行者。在中国近代佛教研究史上,梁启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湘军与中国近代佛教复兴

湘军是作为太平军的对立物而出现的。针对太平军毁佛寺等破坏中国传统宗教行为,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声称要"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湘军在和太平军的斗争过程中及取得胜利之后,举起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采取多种手段恢复传统文化及相应设施,在客观上也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近代佛教复兴的两个关键人物,即俗界的杨文会居士和教界的敬安法师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二是捐资修建佛教寺庙和刻印佛经,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创造了一定物质和文化条件:曾国荃倡修的南京毗卢寺,成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活动的重要中心,而他和曾纪泽支持和资助的长沙刻经处则是近代中国刻印佛经的重要场所之一。     

东西方文化思潮中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以来,中国宗教尤其是佛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随着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传入,随之而来的是科学观念与宗教观的碰撞。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的思潮中,中国佛教走向了复兴。之所以能够复兴,这其中既有社会根源、内在思想根源也有时代契机的作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是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背景下发生的,佛学研究热潮的带动、庙产兴学背景下的僧教育改革以及传统丛林佛教向人间佛教的转型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中国近代的佛教女众教育

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僧伽佛教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除了在清末积极进行佛教振兴活动的一些年高德劭的开明寺僧外,民国时期成为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之主力的寺僧,几乎都曾经接受过近代新式的佛教文化教育。而在近代僧伽佛教文化教育中,佛教的女众教育虽不及男众教育那么有影响,但是,作为近代僧伽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女众文化的近代振兴与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早在清末,杨文会居士在积极筹划释氏学堂时就明确地提出,现代僧伽教育包含着尼众教育,认为内学班三级课程的教授,是“仿照…     

读《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

读《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北辰关于中国佛教传记，有别传、类专和总传之分。其中以总传最有影响，因为它时代绵长，收列人物众多，记述某一历史时期佛教代表人物各种错综复杂活动情况，为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保存着丰富的资料。在历史上，有梁代慧皎的《梁高僧传》、唐代道...     

中国近代史最早的居士佛教组织——佛教会

佛教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佛教组织,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组织由居士发起,并且得到孙中山总统的赞同。但是由于该组织在团结佛教界上做的不够,以及所制定的章程太学术化,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没有得到僧伽的支持,使该组织影响力最后减弱,乃至被迫消失。它证明了近代居士佛教的崛起,对中国佛教的进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必须要与僧伽配合同步。     

试论杨仁山与近代中国佛教民间外交

正一、引言清末之时,国家内外交困,朝廷昏庸腐朽积重难返,佛教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败困顿之中。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一些佛教界精英人士,由于因缘际会得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以杨仁山居士为代表,积极开展佛教民间外交活动,致力于构筑世界佛教事业,革新佛教;给国内佛教的发展带来了一线生机,同时也将近代中国佛教推向了世界舞台,期冀中国佛教能够与社会改革的现实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1]     

法舫与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

学界有关近代中国"世界佛教运动"研究的叙事,主要是以太虚的志行为中心,然这一场运动还有更多的细节可供探究。法舫作为太虚座下重要弟子之一,所负责的主要是佛教的世界化事业。梳理其参与世界佛学苑创建的经历、在《海潮音》上有关"世界佛教"的论述、海外留学弘法经历以及他与国际性佛教组织的来往情况,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一运动有更多细节性的观察。法舫作为近代中国佛教国际化运动的第一代践行者,其筚路蓝缕的经历对于今日"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中国宗教的国际化事业具有非凡的参考意义。     

大运河文化与近代中国佛教的区域性、跨地域性和世界性

<正>在近年的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区域佛教的方法日益受到重视,以地区、省份、城市等为范围的研究纷纷涌现,并且在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上逐渐突破了原有地方佛教史料汇编的局限,为重新拼绘一幅完整而全新的近代中国佛教版图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每一种研究视角均有其优势和不足一样,区域佛教史的方法也不可能展现佛教历史的全部面向。撇开佛教的其他面向不论,单就近代佛教思想、人物、典籍、事件等因素的空间特征与地理传播而言,除了区域史的方法,     

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发轫——以“佛教学务公所”为中心

近代中国佛教最早的组织形态是“佛教学务公所”,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佛教组织近代化转型的开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组织价值定位转向重塑中国佛教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其产生过程与组织架构呈现兼顾僧俗的特点,组织功能体现出公共化特征。它刺激了中国佛教主体意识的觉醒,协调了“庙产兴学”运动下的僧俗紧张关系并遏制了这一时期依附日本佛教的风气,维护了中国佛教教权的独立。     

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困境及其复兴的内在契机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被中国民众广泛接受的宗教形态。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佛教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社会的需要,佛教开始呈现复兴之势。     

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

■田茂雄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教授、文学博士,长期以来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及华严思想,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权威学者。■田茂雄先生著作极丰,有《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宗密教学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通史》（全八卷）、《朝鲜佛教史》等 ７０余部。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１１日,■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学院作了题为《近代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日本学术界有关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情况,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近代华严宗僧教育研究

自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暴风骤雨般的剧变,国人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恍然惊醒,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图强"的经世之道,并希望通过思想界的一场"革新"来达到"救国"的目的,儒学在这场思想变革运动中逐渐衰微。然而,随着儒学的衰落,近代佛教却迎来了复兴的契机。但当时佛教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却严重制约其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同在。在严酷的内外环境下,以月霞为代表的华严僧人们纷纷将兴办僧学作为复兴佛教的首要措施,他们所创办的华严学校为近代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僧才,这些杰出的学僧们在近代佛教的复兴道路上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寄禅法师与近代中国佛教的振兴

晚清时期是一个多灾多难、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层面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受历史大环境的影响,佛教也同时经历着近现代化的改造过程。由于历史遗留的积弊,加上现实因素的压迫,近代中国佛教真可谓内忧外     

流动与联结: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发展对佛教寺院空间的影响

近代中国佛教在民族资本主义勃兴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机遇,佛教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发挥,形成了与城市经济、生活、文化相融合的城市佛教。城市佛教团体在民族实业家加入信仰者队伍之后,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居士佛教”,城市居士群体成为复兴佛教的中坚力量。大乘佛教伦理观为商业人士开展入世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商业发展对佛教的神圣性也有所侵蚀。城市佛教寺院热衷于举办经忏佛事,产生了佛教俗化的危机;居士团体的兴盛改变了传统僧俗关系中的权力模式,出现“俗尊僧卑”的现象,也考验着佛教主体“僧众”的权威。     

从佛化新青年运动看佛教近代调适特征

20世纪20年代的佛化新青年运动是佛教自身近代调适的重要努力之一。它反应了佛教近代调适的宗教人间性、伦理普世化、观念世界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折射出佛教在中国思想领域的角色转变和其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调适方式。研究佛化新青年运动不仅对传统宗教的当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代中国佛教新式僧教育的端绪: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及实践

杨文会被视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开创者,原因之一是他开启了近代佛教新式僧教育的序幕,这与他参与其中的近代东亚佛教现代化运动有着很大关系。出访欧洲的经历以及与南条文雄、达摩波罗等人的交流,使得杨文会的僧材培养理念与实践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僧材培养模式。他强调对现代佛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构建了以新式教育制度为框架的僧教育体系,创办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与弘法能力、能够担当振兴佛教重任的僧材为目的的祇洹精舍,从中走出了欧阳竟无与太虚两位民国时期居士与僧伽的代表人物。杨文会的僧教育理念与实践开创了近代佛教僧教育的新局面,为民国的佛教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本刊讯3月31日,"太虚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办,闽南佛学院协办,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余位本领域的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学术论文。本次会议是新修《太虚大师全集》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展示。该项目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