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的主题:自然与名教之辨

玄学作为先秦老庄之学的继续,其自然和名教具有特定的意蕴。自然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意为自己而然,本来如此,一方面指天地万物的自足无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指人的纯真本性。名教则指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制的政治人伦原则,所谓“仁义礼法”或“礼乐刑教”等。自然与名教之辨至少关涉两个问题：其一,名教是否符自然之则而有其价值;其二,在名教中能否安定人的生命而使人的心灵有其自由。汉代提倡名教之治,名教确实起到维系政治人伦的作用,但名教后来发生异化。相当一部分土人把名教当作追求荣名利禄的工具;另一部分上人有感于名教堕落及…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思想

<正>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潮。玄学中的名教思想是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内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揭示玄学的本质。汉代以还,所谓“名教”,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而“三纲五常”则是其核心,     

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

玄学是魏晋时期兴起的一种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思潮。汉末品评人物的“清谈”,到魏晋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清谈”,通过对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等抽象议题的论辩,把儒、道两家思想糅合起来,铸造了一套以本末、有无之辨为核心内容的思辨哲学体系,这就是当时被称为“新学”的玄学。玄学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形式,抛弃了两汉经学的庸俗内容,把“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思想领域带来一片生机,于是便很快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意义》

本文是从伦理学角度研究我国魏晋时代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魏晋名教与自然之辨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学问题。名教之“名”,指名分、职分,即人们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名分！名教之“教”,指教育、教化、感化。名教就是以名为教,即对社会各等级的人们所实行的安于自己名分和职位的教化,其主要内容就是由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政治规范、各种礼义制度以及关于这些规范、制度的理论。“自然”,原是先秦道家的用语,在魏晋玄学家那里,自然与名教相对,其主要含义是人性的“自然”     

谈谈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和“有无”之辩的关系

五月暮春在太湖之滨,我有幸参加了海峡两岸学者的谈玄会。会上围绕着玄学的主题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一种意见认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主题;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有无之辨是玄学的主题。我在会上支持了后一种意见。会后回到了学校,一面忙于教学,一面又在脑海中经常思考着这一问题,总感到这一问题十分重要,且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两种意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我在《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一书中,也已提出了玄学“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课题”的思想。同时又肯定了玄学“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     

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魏晋名教与自然论笺

“名教与自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思想家们常常论及的一个问题,表现在魏晋时期更为突出,照陈寅烙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法：当时“凡号称名士者其出口下笔无不涉及自然与名教”之问题。一、无不涉及名教问题之由来为了说清这点,先从“名教与自然”中的“名教”之含义说起。“名教”从广义上说是指一种由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礼教道德,如汉魏名士蔡器宗庙之议所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后汉纪》卷二十六）,南朝郑鲜之所说：“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宋书·郑鲜之传》）。这里的“名教”具有名词特征…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

论王弼自然与名教之辨的基本义蕴及理路高晨阳魏晋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之辨。王弼在其老学中所进行的其本工作,就是依据他所发明的崇本息末观念,沿着以无摄有的理路,通过创造性地诠释《老子》,打通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实现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具体地说,王弼的基本...     

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

正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的基本特性1.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探究自然之道和名教的关系,解决"道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决定二者关系的基本条件。三十四章中:"大道汎,其可左右",成玄英释汎为无系,指出道的普     

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研讨

魏晋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一般人们都把它定作为宇宙本体论,以辩论有无问题为其 中。心议题。但除了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体论外,玄学家嵇康、阮籍并不讨 论有无与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主反本体论的。因此,用宇宙本体论来概括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 似有缺陷。我们认为玄学哲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字宙本体论,而确切地说,应是讨论的宇宙万物的 自然本性论问题,王弼“明自然之性”,郭象讲“自足其性”,阮籍谈“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皆 是围绕着探讨自然之本性而展开自己哲学的论说的。至于王弼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则仍是可以用宇宙本体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思想来概括的。     

郭象认为“名教”即“自然”吗?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家们所深为关注的问题。王弼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进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前人的基础上,郭象对此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后人以“名教”即“自然”来概括郭象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认为任了自然,也就遂了名教,尽了名教规定的义务,亦尽了自然之性,并指斥他以此为腐朽的门阀士族制度辩护。对此,作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进行论述,以就正于方家。一、名教乃自然之迹所谓“名教”,就是将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     

郭象的时代与玄学的主题

这是一篇供讨论的文章,看法未臻成熟,论点不尽允当,仅仅是对玄学重新探索的一种尝试。本文就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立论,指出郭象虽然极力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但并非为既成的秩序作辩护,而是提供一种新的内圣外王之道,着眼于批判和调整,表现了当时士族知识分子的理想之光。从何晏、王弼开始,经过阮籍、嵇康、裴頠直到郭象,整个魏晋玄学都是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不断分化和发展的,其表现形式虽然带有思辨色彩,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对合理的社会政治人生的不懈的追求。西晋的灭亡,根源在于“八王之乱”,所谓“清谈误国”的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大道无系 至教双遣 成玄英《道德经义疏》34-37章中的自然、名教观北大核心SSCI

自然与名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士人探讨争辩的对象,重玄学在其中萌芽发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成玄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玄学养生初探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提出,人的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应当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这一理论倾向正好与传统的道家养生思想合拍,从而形成了魏晋时期的“玄学养生”。魏晋玄学养生经历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王弼、嵇康、郭象、张湛。魏晋玄学养生的核心理论是重视人的精神修养,推崇静着之道,这与玄学所主张的“以无为本”,鼓吹虚无寂静、动中求静,企图在纷乱的社会中明哲保身的鼓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此外,他们对养生学中的关于人的气化理论已有初步涉及,并提出了“返相归真”的修炼原则和“性命学说”,这对后世气功养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王弼玄理辨略

玄学取代经学以引领一个时代的学尚,始于所谓正始之音①,而为正始之音定下基调并因此预示了往后玄风嬗变的大致走势的则是王弼。王弼之学崇本而不抑末,贵无而不贱有,执一而不舍多,重自然而不轻名教,其在本末、有无、一多、自然与名教的分辨中所晓示的,乃是一种意味深     

玄学的本质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后世学者多把魏晋玄学称之为“新道家”,或直接称之为“道家”.称玄学为“道家”,乃着眼于它对先秦老庄之学的继承.在“道家”前面冠之以“新”,乃着眼于玄学对老庄之学的发展.这两种称呼的着眼点尽管有别,但莫不视玄学与先秦老庄的学术思想,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然而,玄学“以儒道为一”,其理论宗旨在于综合儒道两家之学.又玄学不仅注释《老子》、《庄子》,以老庄之说为谈资或思想依据,而且又注释《周易》、《论语》,从儒家所信奉的经典中寻绎义理.就此而言,把玄学视之为道家似乎有所不妥.一些学者就是据此而认为,玄学就是玄学,它不是道家之学,也不是儒家之学.因此,何以说玄学为道家,以及它对于道家之新究竟何在,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玄学生死观的理路及其主导观念

在已有的研究中,玄学的基本问题大都与“有无”,“自然名教”和“言意”这三对概念联系在一起,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大量论述,而整体上能作为玄学主题之一的生死问题,既没有被凸显出来,也缺乏系统的考察。因此我们有必要为改变这种状况而付出努力。作为努力的一部分,本文希望通过疏理直学生死问题的演变过程,揭示出玄学生死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特性。在中国哲学中,“生死”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提出和讨论,孔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是很著名的,而庄子哲学则拥有一种创发性和相当成熟的生死观念。继此之后的秦汉…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群己之辩:玄学的内在主题

魏晋时期,辩析名教与自然成为理论热点。名教代表的是社会的普遍规范,自然则与个体的自性相联系,因此,名教与自然之辩背后所蕴含的,乃是人的主题。相对于大一统的两汉,魏晋时期名教的钳制相对松弛,崇尚个性蔚为一时之风气;另一方面,“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在这种动荡的年代,个体往往感受到存在的危机,     

"自然"的德性敬畏

“自然”一词至少指称着两个层面的意义,即由万事万物的本真存在组成的“自然界”和万事万物背后蕴含的本性、规律或万物“所以自己而然”之理。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呈现出迷信的、理性的和德性的三种形态。德性式的“敬畏”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重新审视及对前两种“敬畏”形式的扬弃和超越,对于构建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