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但长期以来,《诗经》研究只能在传统的经、传、笺、注中进行。其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发现《诗经》残本,但其价值主要局限于传本研究,对《诗经》研究难以带来突破性的成果。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走私出境的战国楚简,其中有２９支简为论说《诗经》文义的文字。１９９９年８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教授对这批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材料作了介绍,并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展览了这２９支竹简的照相图本。鉴于《孔子诗论》的时代早至战国,其内容是孔子论说…     

《诗经·郑风》编连结构与孔子思想深意之阐释

孔子编选《诗经·郑风》作为教本传授弟子,不会是随意杂录。首先他对诗的内容是认同的,其次在题材选择与编排顺序上也是煞费苦心的,其中倾注了孔子对妇女、婚恋、家庭、社会教化的深刻思考,目的是借助诗的思想内容实现自己的修身(君子淑女)、齐家(妻贤母良)、治国(纳俗于礼、由俗观德)、平天下(实现礼仪教化、道德教化、政治教化从而实现其社会教化)的思想。通过研究《诗经·郑风》选编的内容及编连结构,并结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孔子对《诗经·郑风》二十一首的选编、排序以及所蕴藏的思想深意。     

孔子论《诗》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之比较

比较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与《论语》等传世典籍中记载的孔子论《诗》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孔子的《诗》学思想。以往人们认为孔子对《诗》只有使用层面上的阐发 ,今据上博简《孔子诗论》则可知孔子以“情志”论《诗》 ,对《诗》旨也有精确允当的阐释。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由上博简《诗说》的体例论其定名与作者

上博简《诗说》中出现的六次“孔子日”以及以“曷”字形式出现的孔子言论,实际上都是《诗说》作者引述孔子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诗》学观点。由这一体例可以肯定,《诗说》的作者不是孔子;而应该是孔子的门徒或再传弟子。据有关材料判断,这个门徒最有可能是子夏。因此,《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所定名的《孔子诗论》,若更名为《诗说》更符合竹简内容,也切合周秦古书的定名规律。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诗经》在孔子仁学建构中的作用

《诗经》在孔子仁学建构中的作用李蹊本文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佐证，论定《诗经》中出现的两处“仁”字的初义为男女之爱、夫妇之亲，进而论证孔子以《诗经》为建构仁学体系的基础，并把《诗经》作为传播仁的精神的载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提炼、升...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楚竹书《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之名称意义

《孔子诗论》中“邦风”及“夏”的诗类名称发现 ,解决与澄清了《诗经》研究中一些重要学术问题。《诗经》“风”类名原为“邦风”而非“国风” ,说明《邦风》分类虽然参照当时的行政区划 ,但主要是以《风》产生区域的历史上著名地望为其命名原则的 ,而非尽以当时分封的诸侯国名称命名 ,由此可以揭开《风》中“周南”、“召南”、“王风”、“豳风”等为何不出自于“国”之谜 ,而“国”在采风过程中却起到了“统一音韵”的作用。《孔子诗论》还再次证明古时夏、雅二字互通 ,《大夏》主要为王室皇族所用 ,而《少夏》主要为贵族大夫所用。     

《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新拓展

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楚简”自 1 998年公布以来 ,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特别关注 ,《郭店楚简》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显学。为了推动《郭店楚简》研究在西北地区的深入开展 ,2 0 0 0年 1月 1 5日 ,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召开了研究《郭店楚简》的学术座谈会 ,赵吉惠教授主持了会议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政法学院、西安联合大学、西安社会科学院等单位 30余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学者们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就墓葬和竹简的断代、《唐虞之道》的历史理念、“性自命出”与儒家人性论、“楚简”与子思之学等 ,进行了广泛、…     

孔子语录的节本和繁本——从《仲弓》看《论语》与七十子后学散文的形式差异

上博简《仲弓》与《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章”所记应该是同一件事,但两者在称渭、篇幅、结构、文字方面却差异很大。从这一现象推测,当年孔门七十子后学有记录孔子言行的风气,他们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孔子言行的素材,今本《论语》就是从七十子后学的笔录素材之中精选出来的,它是孔子语录的“节本”或“精华本”。而在另一方面,七十子后学又在原始笔录素材基础之上进行扩充和阐发,大小戴《礼记》中记载孔子应对弟子时人的文章以及上博简《仲弓》、《子羔》、《鲁邦大旱》等,就是孔子语录的“繁本”或“扩写本”。     

论子思的臣道思想

子思是我国先秦战国前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他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其主要特色是“发挥孔子学说,影响在公卿间”。本文结合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与传世文献相映证,对郭店楚简中子思所言“恒称其君之恶”进行分析,阐述子思的臣道思想,并与荀子的臣道思想相对照,认为子思的臣道乃是其学说“诚”的践履,合乎当时士人的价值标准,体现了子思的君师风范与人格独立,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部高质量的孔学工具书──《孔子言行录》评介

孔子在古代被尊为“至圣先师”，对中国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孔子生前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后人只有通过孔门弟子及其后学所记载的孔子言行才能了解这位至圣的思想。从战国时代开始，不断有人从事孔子言行的搜集和整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类编著中，真正被广大读者接受、具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的仅为编定于战国时代的《论语》一书。与现存全部孔子言行相较，《论语》所收孔子言行约占１／１５强。其他同类编著如三国王肃的《孔子家语》、清代孙星衍的《孔子集语》，所收孔子言行均远远多于《论语》，却未能得到广泛认可，…     

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踵命”试解

楚简《鲁邦大旱》中“踵命”的意思是追寻“山川”之所以称名。子赣对孔子的答辞,即紧扣“踵命”而作据名求实的逻辑分析。对“踵命”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对《鲁邦大旱》全篇主旨以及逻辑结构的不同分析。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试论楚简《鲁邦大旱》篇的内容与思想

楚简《鲁邦大旱》篇一、二简 ,是写孔子借“鲁邦大旱”之机 ,在不坚持反对以“说之事鬼”的情况下 ,向鲁哀公提出了“正刑与德”的政治改革对策。三至六简 ,通过写孔子与子贡是否要祭祀求雨的辨难 ,表现了孔子对待祭祀鬼神现实而理性的态度。这与《论语》、帛书《要》篇的记载若合符节 ,可谓信而有征。以此来看孔子的天命观 ,知其“以鬼为不神” ;而不废鬼神之祭是“君子以为文” ,有“神道设教”的用心 ;其虽有“道德之天”的观念 ,但“上天”的主宰只是虚悬一格 ,实质还是强调人事     

《周易·大象传》——孔子及其后学的治世理想诉求

《周易·大象传》是孔子及其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完美的《周易》模式聚合成的相得益彰的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以君子德行为范型的统治者理想形象,一是以先王礼制为核心的体制设置。这两者共同体现了孔子及其后学的治世理想诉求,对后世义理易学家特别是宋儒内圣外王境界的建构也有先导作用。     

论先秦儒家“观”《周易》三法

“观其德义”是孔子确立、后学继承的先秦儒家解读《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如何“观”,其“观”法如何,孔子及其后学没有明言,学界亦鲜少研究。该问题对于研究儒家易学的起源、先秦易学的发展、“易经”之学的形成都具有关键意义,不容忽视。先秦儒家“观”《周易》约有三法：一是假借误读法。此法将《周易》言辞中某些字读为假借字,就此假借字而发挥义理,所得义理脱离《周易》古义,给人错误解读之感。二是象数分析法。此法突破《周易》“象思维”的原始直观,将象数作理性分析、逻辑演绎,从而将《周易》卦爻辞纳入象数分析框架,生发义理。三是事理联想法。此法由《周易》卦爻辞字句古义出发,通过转化、类比等联想思维方式阐发义理。     

从《孔子诗论》所言《关雎》主旨看儒家的礼教思想

<诗经·关雎>是孔子及早期儒家最重视的篇章之一,但西汉以来后儒所言<关雎>主旨却是说法纷纭.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言<诗经·关雎>主旨是"改",即由"好色之愿"到"返纳于礼"的转变.孔子及早期儒家对<关雎>的重视,反映了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的愿望,以及要求人们"克己复礼"并重视婚姻家庭伦理教化的观念.     

《论语》"思无邪"与孔子的诗教思想

《论语》各篇材料看似任意罗列,仿佛没有任何秩序,其实不然。孔子评论《诗经》日“思无邪”,该章被编排在《为政》篇的第二章,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思无邪”被排在这样的位置,也影响到了人们对《论语》的认识。其实,《为政》篇以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为主旨,孔子《诗》教思想的本质是“政教”,从新出土的上博竹书《诗论》便可以看出孔子《诗》教思想的“德教”内涵,从而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思无邪”的含义,也可加深我们对《论语》内在结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