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官学与三国思想文化

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了荆州学术对王弼玄学形成的意义，实属不刊之论。（们为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既页。）如果从当时可见的直接作用着眼，荆州官学无疑为三国鼎立时代所普遍出现的黄老形名加古文经学的过渡文化形态，作了人材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尤其对魏、蜀两国，影响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在当时长期的战乱中，荆州官学作为一个稳定的学术中心，对汉末思想解放运动之文化成果的进一步发展，起了薪尽火传的作用：它萌发着新的学风，培养着新一代学子，并不断与周边地区进行着频繁的学术交流，最终分别融入三国文化的发展…     

传承与发展：简论稷下学宫与我国尊师重道传统

稷下学宫是我国战国时期惟一的一所“官办”大学堂。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道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汤用彤留学汉姆林大学时期哲学文稿探微

汤用彤在美国汉姆林大学时所写哲学、心理学论文手稿，幸承汤一介先生保藏，使我们得以了解他留学期间所受严格学术训练，领略那个时代前辈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系统研究和深刻理解。这些成果成为汤用彤后来著述的来源，反映出学衡派形成的思想轨迹。留关所学新知奠定了汤用彤的治学基础和方向，通过其传介，推进了国人的文化研究，具有思想启蒙和为现代中国学术奠基的历史作用。它的整理与发掘，为我们重新审视西学东渐史上一些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源。     

翻译英文印度哲学史资料的计划

整理说明:汤用彤的学术成就以印度哲学和佛教史成果最为突出,并籍此确立了他在国际学界的崇高地位。汤用彤的印度哲学研究是其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准备工作,对于他的全部研究具有基础性的关键作用。他不把佛教看作孤立的文化现象,故而在治中国佛教史之前,先研究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史。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共生关系新证——从汤用彤清华遗文《论成周学礼》看文化启蒙

正笔者近来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长期以来罕为人知的汤用彤的早期作品《论成周学礼》。这篇遗文虽已尘封了近一个世纪,如今重读,颇感其中许多见解并未过时,是今天仍然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如果说汤用彤最早发表的论文《道德为立国之本议》是其学术思想的总纲,那么《论成周学礼》则是他对礼学现代价值的专题研究。[1]汤用彤之所以折服于周礼,是因为它以君子理想道德人格教育为核心而建立,既是仁政的体现,又是修身的法则,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周礼的典章和道德规范     

“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

今年是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者,北京大学于8月14日举办了隆重的学术座谈会。汤用彤,字锡予,生于1893年阴历6月21日,祖籍湖北黄梅。他“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奠定了厚实的国学基础。1911年     

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大召开

8月14日,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北大隆重召开。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邓广铭、周一良、以及冉云华、郭文夫等来自大陆、北美、台湾的近百位著名学者出席了座谈会,北大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致辞。汤用彤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     

吕澂与汤用彤佛学研究方法论之比较——以1944年吕澂评汤著《审查书》为主要视角

吕澂于1944年为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撰写《审查书》，其中对汤著之种种学术观点和基本方法思路多有批评，2012年此文被再发现，后予刊布。通过对勘吕澂、汤用彤在有关问题上的各自论述，并比较吕澂早期和后期看法的某些区别，可见二家早年的种种相异观点之形成原因，实出于所持佛学研究方法论不同所致，吕澂之说多基于教内学者的“判教”立场，汤用彤治学则取历史主义之客观立场。吕澂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思想有所转变，有关论析更见公允得当。     

汤用彤的道家品格

汤用彤先生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位能接通华梵、学贯中西、熔铸古今的大师级思想家,也是道教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然而学界对汤用彤的道教研究关注甚少,盖因他的道教研究被其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一人的炫耀光环所遮蔽,不易彰显,而系统性梳理总结亦有难度.笔者在校理汤用彤遗著的过程中,深感他于道教文化实有真知,故试作此文,期以引玉.     

论“学衡派”的理论倾向

学衡派是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以《学衡》杂志为平台、由具有共同学术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的一个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学术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刘伯明、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林损等。虽然学衡派成员的思想各有不同,但却具有一些     

孔子研究发微

<正> 近几年来,研究孔子的兴趣,不仅在一部分专业学术工作者当中重新抬起头来,而且吸引了一批业余研究工作者。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孔子及其后学的论著问世,更有专门研究孔子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肇兴。孔子研究之风方兴未艾,正是我国学术文化日益繁荣的具体表现。孔子是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所开创的儒学,战国时代即已发展成为“显学”,汉代以后更进一步成为享有“独尊”地位的官学。儒家思想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曾长期支配过人们的思想言行并渗入整个社会生活,对稳固封建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帮手作用,其思想影响至今犹存。儒家学派作为最古老、最庞大的一个学派,经过自身的长期积累,在我国学术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座宏富的殿堂,并丰富了世界     

汤用彤著佛教史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正>佛教在现代学术上之地位是于中外文化的交汇中形成的。内因是清朝末年旧体制崩溃导致了传统经学衰微,促使诸子学、佛学走向复苏。外因是佛教研究在西方被纳入东方学范围,成为国际性显学。对佛教史做现代的实证研究,以欧美、日本得风气之先。经过汤用彤先生筚路蓝缕的努力,中国在佛教史研究方面的落后状况才开始得以扭转。诚如我国台湾学者张曼涛所言,面对欧     

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

稷下学宫具有后世大学的基本要素,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兼具学术研讨争鸣及为现实政治服务功能的高等教育大学堂。稷下学宫绝不是历史上官学的复归,而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变革中重生:使官、私学结合,让官学走出官府,成为社会之大学;变"政教合一"为政教结合,提升了大学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涵;稷下学术的交流、发展,创新、突破,哲学大师的不断成长和涌现,使其真正具有了后世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本质属性。稷下学宫在继承、发展了孔子私学的本质属性和诸多优势的同时,对私学的创新、超越展现在: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为百家之学的传承与争鸣;变传授历史知识为主为研究现实、面向未来为主;由个体私学向私学教育联合体性质的实体发展。并以国办官学的形式,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导引了战国私学的发展方向。     

汤用彤哈佛大学时期哲学文稿辨析[1]

汤用彤先生留学哈佛时(1919~1922)的未刊英文手稿(现存三辑共五册,16开本,藏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反映出他潜心学习并掌握了其时最前沿的哲学知识和学术研究方法。其篇章论证缜密,精义纷呈。从中可以得窥,与陈寅恪、吴宓并誉“哈佛三杰”的他,以非凡天赋和勤奋所取得的丰厚成果,不愧称留学生之楷模,成为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为旧邦新命而求索真理的一个缩影。汤用彤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2]、兰曼[3]、佩瑞[4]诸泰斗,其所受科学训练奠定了他治学的基础和方向。这五册厚重的文集满载着他从哈佛学到的学术精神和方法,都被带回并扎根…     

关于汤用彤生平几点史实的考证

汤用彤是著名的国学大师.虽然他去世才40多年,但人们对于其生平的记述却有不少不准确甚至讹误的内容.本文主要利用从北大、清华收集的历史资料对汤用彤生平5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及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证:一、关于汤用彤早年就读的学校;二、汤用彤与<清华周刊>;三、汤用彤留学美国的相关史实;四、汤用彤到北京大学任教的相关史实;五、汤用彤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时间.     

《汤用彤全集》第七卷《读书札记》与"《隋唐佛教史》"

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汤用彤全集》序一中所讲的那样：这部全集的出版“真学坛之盛事,艺林之佳话”,“国内外学者翘首以盼先生全集的出版,如大旱之望云霓。”从此,锡予先生长久以来望重学林、有些已经绝版多年的著述终于经过精编精校,裒然成集,后人利用起来更加便利了。 尤其重要的,是《汤用彤全集》编校者在第七卷中整理发表了前此几乎全未刊布的《读书札记》和《信札存稿》。前者具有特别重大的学术价值,乃是锡予先生出于既定的研究需要,为了特定的研究课题——增补扩充当时还仅是讲义、未曾正式出版的《隋唐佛教史稿》,以求将其…     

明代易学的理学、心学与佛学进路——读林忠军教授等《明代易学史》

正明代承袭宋元,推崇程朱,将理学设为官学,确立了理学的学术主导地位。然而官学的功利性使经学研究逐步成为求取名利的手段,从而导致理学缺乏创新,积弊日深。明代心学即是对程朱理学的理论反思,意欲从人之本心良知中体认天理。佛教经历长期的演化发展,至明代已同儒道水乳交融,佛学亦是明代学术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元素。明代易学正是在理学、心学、佛学三者互对立互融合的思想背景下形成,因此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理路与话语模式。林忠军教授及其研究团队撰著的《明代易学史》一     

汤用彤魏晋玄学研究中的杨朱思想

杨朱思想在《列子》中有重要位置。汤用彤本人并不直接讨论杨朱,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中,将体现杨朱思想的《列子》和对杨朱思想(包括《列子》)有特别诠释的张湛,放在魏晋玄学发展史上来看待,并给予特殊的位置。如果说汤用彤奠定了中国学术史从哲学角度解释魏晋玄学的方法,那么观察和分析汤用彤对张湛、《列子》、杨朱思想的解释,可以看到汤用彤如何用一种哲学的方式重新解释杨朱思想。在本文讨论中,将首先梳理汤用彤魏晋玄学学术史,来看汤用彤如何将杨朱(《列子》、张湛的注解)思想重置;其次,更着重分析汤用彤在玄学史上重置杨朱思想的哲学做法:摆脱儒道释的绝对分隔,进入各家对人性、生活态度等的哲学思考,力图说明杨朱(《列子》、张湛注)有超越三家、并同时对三家思想资源有吸收及发挥的哲学意味;再次,汤用彤对杨朱(《列子》、张湛注)问题分析的哲学做法,重新回到学术史是他不仅在魏晋玄学史上给予杨朱(《列子》、张湛注)特殊位置,更认为杨朱(《列子》、张湛注)对后来的宗教及哲学发展有影响。     

“菩提达摩与禅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本刊讯6月28日—30日,由广州市华林禅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协办的“菩提达摩与禅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迎宾馆隆重举行。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华林禅寺住持光明法师,学者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中国民族报》社杨连福副社长、办公室主任许兴旺、《宗教周刊》部主任张广艳及65位与会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上提交论文的有:杨曾文《唐至宋初的达摩传记》,许抗生《汤用彤先生的菩提达磨禅宗思想研究》,麻天祥、姚彬彬《从〈洛阳伽蓝记〉到〈续高僧传〉——汤用彤先生对菩提达摩的研究》,李富…     

胡适的佛教文化观及其学术史意义

胡适的禅学史研究及其与日本学者的禅学论争向来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人们多注意其研究方法的得失而忽视其佛教文化价值立场的重要影响。本文着眼于人们不太注意的胡适有关佛教文化观念的资料与当时佛教界的回应,分析胡适佛教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性特征及对其禅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并与陈寅恪、汤用彤等同时代佛教史学者进行比较,说明胡适禅学史研究主要受制于其文化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