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宫廷绘画及其批评

宫廷绘画,是汉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汉代政治生活的一个维度,在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上体现出鲜明的"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特征。在绘画内容方面,它的主题是道德教化和政治宣传,也有羽化成仙、帝王个人生活等内容。因此,汉代宫廷绘画在"追古"的同时,还要"表今",促使以儒家为主导的政治道德观从中央流布到民间,进而在民间深深扎根,形成汉代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论孔子美学对传统绘画的影响

孔子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很大,第一,孔子首先提出了绘画的社会教化功能,提升了绘画及其从业人员的地位,并在其后世的绘画理论中形成了兴成教化的儒家艺术传统;第二,孔子美学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对传统人物画的创作产生影响并促进了人物画的发展;第三,孔子美学思想对传统绘画的章法、笔墨、色彩等技法理论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孔子认为绘画是政治的工具和附属品说明其对绘画的独立性主体性认识不够。     

从侗族鼓楼绘画的传承看民间美术传承策略的优化

鼓楼绘画的独特价值借助鼓楼的教化与审美功能得以突显。正如多半的民间美术依附于实用功能一般,鼓楼绘画依附于鼓楼而发展,对其传承的思考也不能脱离鼓楼的建造。通过对侗寨的考察与走访,根据侗家人"以血缘为纽带、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特点,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成教化,助人伦”——《历代名画记》绘画教化功能新论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被近人称之为"画史之祖",其在美术史论方面的卓越贡献在我国艺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张彦远充分认识到了绘画在社会发展及其在人的精神领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更是对新时代的绘画教化功能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礼理之变对中国画的影响

封建贵族社会"礼"就是法,把贵族小社会之"礼"推向集权平民大社会,显然不匹配,对"礼"的简化,对儒学终极的解释便产生"宋理"。"天理至善",人性有"天理"一面,也有人肉体之"气"一面。"气"是善恶之源,孔子的人本是被动的"克己复礼",孟子的人本是主动的"养浩然之气"。是固,"礼"时代的绘画是"成教化,助人伦"之作,"理"时代的绘画是"心源"之作。"礼""理"之变使中国画入俗外,更塑造着中国画色形之彩。     

内容简介

<正>本辑设"教化与治道"专题,这是古代儒家倡导力行的经典命题,也是当代儒学复兴不可偏废的着力点。专题由7篇文章组成,分别涉及家族教化、礼法教化、国民教化、文化信仰、少年教化和政治教化、天下教化等内容,反过来,也有着驯化权力、教化国家的蕴     

论西周时期的道德教化及其历史影响

"以德配天"的天人论思想以及"明德慎罚"的主张,是西周时期实施道德教化的理论前提和宗旨。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道德教化主要包括政德教化、王室教化和民众教化,其教化内容、方式与体制也各具特色,这对我国儒家德教思想、传统治国方略和蒙养教育等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家训演进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汉末魏晋绘画功能论的演变

汉末魏晋时期,绘画功能论发生了由重视绘画的“教化”功能向重视其“畅神”功能的演变,这一演变与汉末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哲学思想息息相关。分析汉末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演变,并探讨绘画功能论的演变对中国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作、对中国画美学思想和哲学内涵产生的影响。     

探析中国花鸟画技法发展

中国花鸟画给予人们无穷的情愫和精神之美,其形象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又充满朝气,是我国文化宝库的一颗璀璨明珠。花鸟画在中国画里和山水、人物鼎足而立,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花鸟画充分体现了儒家"比德"的美学思想,即用花鸟的美好姿态比喻人的美德,达到"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花鸟画自唐独立成科以后,经过历代的大师们的不断继承与发展,从而形成了众多优秀的绘画技法,为当今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开拓了广阔的艺术道路。文章通过梳理其历史脉络,去探究中国花鸟画技法的继承与发展。     

易教的三重向度:简易、不易、变易

易教不仅历史悠久,还因其独特的"符号—语言"教化方式为中国传统社会教化奠定了根基。以象示意的简易之教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通过以类辨物、建立物象与意义之间的关联,进而运用比兴的手法引申出道德意蕴,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阴阳互动的模式从"时"与"位"的变动中教化君子要善于把握时机,做到唯变所适,以变的观念处理生活中所遇之事;不易之教以天道贯通人道,主要从空间的不易即天地之位的不易贞定人世间伦理之位的不易,进而形成伦理价值秩序,从而教化百姓尊时守位。从简易、变易到不易,易教从形而下的生活教化上升为形而上的哲学教化,但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不离,易教究其根本仍然是融于生活的教化。     

我国古代美术史中的汉代写实绘画研究

文章讲述了我国美术史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中国美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出了汉代绘画的特点和其在当时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和政治作用,研究了汉代写实绘画在物体形象上和绘画技法上的追求,以期能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角度来处理汉画的历史叙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美术学,感受我国传统美术中呈现出来的强烈感染力和创造力。     

道教绘画艺术

道教绘画始于汉末,盛于唐宋之际。道教绘画除了斋醮法事画外,还包括壁画、宫观建筑中门、窗、柱、梁上的彩绘。法事绘画一般以三清、帝君、神仙、星图等为主,而壁画、建筑彩绘等则以宣扬道教教义、弘扬教化功绩为主,内容多涉及道教神仙传说、经文故事等。建筑装饰上的彩绘,多以花鸟、走兽、山水等为多。几乎中国绘画艺术所表现的领域都能在道教绘画中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道教的绘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的道教信仰、意识观念和审美观念。道教绘画艺术     

何谓保天下?——顾炎武的风俗教化思想发微

在以经世为方向重建道统之后,顾炎武特别重视风俗教化。他的风俗研究将历代风俗变迁与天下兴衰治乱联系起来。他考察了清代之前的风俗,将教化与风俗结合起来,强调教化对于保持风俗淳美的重要性。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指出,"保天下"重于"保国",并且人人有责。要"保天下",就必须从人伦风俗和教化角度思考天下问题。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就是风俗的败坏。为推行风俗教化,顾炎武突出了耻德的重要性,认为知耻是教化的前提。只有士人有廉耻,天下方才有风俗。     

政治主体的危机与生成——基于“教化问题”对青年卢卡奇主题的重构

在学界惯常的认识中,卢卡奇建立了现今对马克思理论最为经典的解释范式,即以能动主体的实践作为阐释的基础,而以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作为超越物化的先决条件,并且主体的创造性的行动构成革命过程的终极目标。此种阐释在面向卢卡奇文本中的具体问题,特别是"组织问题"时丧失了解释力度。本文试图通过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新阅读来重构其可能的双重主题,特别是"政治行动"的独立性,并在此前提下探寻其革命理论的核心环节,也就是所谓的"教化"问题。通过对于教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回答,主体的生产在之前理论哲学语境下未曾涉及的方式来予以思考。同时,教化问题与无产阶级问题的关联表述了联结"旧教化"传统与创制"新教化"的可能。     

论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

荀子从人性趋恶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德性教化理论.恶在礼仪法度的制约下不仅可以改变,而且必须改变,经过教化"涂之人可以为禹".德性教化实乃"化性起伪",而伪是针对情的,只有对情进行矫正,才能对人性教化,情为教化之基;礼为教化之则,道德教化是个人遵守礼仪规范及人自身德性的自我迁化的过程,以心对礼以治情,从而以人的智识促进德性的提升;养为教化之方,以礼乐养情,陶冶、涵养人之德性,促进人的道德自觉.荀子的德性教化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为政治的教化

<正>一在当今世界,谁要把教化视为政治的主要任务,一定会被指控为前现代的专制思维,因为在许多人眼里,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世俗化过程,而世俗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政教分离。尽管政教分离的 "教"不是教化之 "教",而是宗教之 "教",但很多人会从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教化想到宗教对人思想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教化就是统治者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维护他们的     

追寻乡土美德——以乡约为叙事线索的考察

现代乡村社会诸多普遍频发的道德问题最终指向一个人们不愿接受却不得不严肃思考和认真面对的现实暗示——农村"道德危机",这种"危机"总体表现为那些素具神圣魅力的乡土美德教化传统的失落。深入发掘传统乡村美德教化资源以助推当代乡风文明成为应对现代乡村道德危机的一种有益尝试。中国传统乡约就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它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以美德教化方式整合乡村道德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基层教化组织,目的在于通过塑造民众主体美德和营造乡村美德氛围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系统梳理中国传统乡约美德教化的思想资源,将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凸显新时代美德教化的"新乡约",可以为新时代乡村美德振兴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精神支撑。     

中国绘画门类分类变迁与意义

中国绘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最初的萌芽稚拙阶段到走向成熟,在世界美术中自成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人物画已经成形。发展至隋唐,三科均已发展成熟,呈现出繁荣景象。五代宋元时期,文人画占据了画坛主流,一直影响至今,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拓宽了中国画的外延和内涵,使中国画的表现力越来越强,其"成教化,助人伦,千古寂寥,披图可见"的功能更加突出。     

周秦时期具有“戏剧”性质的“乐”如何承担道德教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乐教"往往被直接当作一种有助于提高君子政治、道德修养的教化工夫来看待。然而,作为一种具有艺术性质的社会活动,"乐教"如何能够在周代成为道德教化的方式,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系统回应。同时,近世学者常以"音乐"(music)来解释传统文献中的"乐"字,总要依靠个体偶然地神秘体验、甚至宗教体验来说明周秦"乐教"所具备的普遍的教化效力,缺乏说服力。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乐’是什么?"、"‘乐’之为教的理论基础"及"周代围绕‘乐教’形成的制度保障"等三个论题为纲,探究"乐"是如何在周秦时期成为士子道德教化的一种客观、普遍的途径。     

美德与教化——基于中西比较的视域

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两个重要命题:"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知识,是超验的,而不是那种个人的、主观的、经验的意见,因此,相对于不可教的主观意见而言,美德是知识,是可教的。围绕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苏格拉底认为人具有自身的善,教化主要是让人发现自身的善,以增强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格劳孔则更强调人性的自私,强调法律等外在他律。就美德与教化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也进行了深思,特别是儒家对美德与教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而重视道德教化,孟子主性善而强调反求诸己,荀子主性恶而重视礼法约束,王阳明的致良知则在孟子良知说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道德教化与知行合一的关系。中西哲人有关美德与教化的讨论体现了人类对于普世道德的追问,同时也展现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