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神到岳神：南宋前后张太保信仰之演变——以江西玉山县的东岳庙为中心

江西玉山东岳庙中的张太保神,原本是唐至北宋时湖南沅州地区的地方神,流传到玉山后,南宋前后,历经了一个由地方神到南岳辅神张抃再到东岳辅神张巡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五岳国家祭祀礼制的变迁紧密相连。南宋时,其它四岳沦落,南岳独存,南岳受到南宋王朝的尊崇,作为南岳辅神的张抃在张太保的基础上得到建构;蒙元后,五岳归回,成为大一统的象征,南岳独尊无存,东岳辅神张巡被强势认可。南宋前后五岳空间格局先后发生的重大变革使五岳国家祭祀礼制得以不断调整,从而催生了与五岳祭祀礼制紧密相连的岳神信仰的演变。     

析蒙古诸王与藏传佛教备派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其内部宗派林立。蒙元时期,出于对藏传佛教的政治需要。诸王与各派之间建立了供养关系,其关系的建立与实质对蒙元帝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蒙元帝国宗教政策的变化。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为:一是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如直接纳入礼典、将祖宗神御置入道观、礼仪实施中吸纳道教等;二是国家多方扶植道教,主要表现在政治支持、经济赏赐、大修宫观以及临幸、题画等方面;三是道教参与国家礼制,这一点在吉、嘉、宾、凶等礼上都有所展现;四是道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等方面。     

古回鹘文和汉文译《四次第道引定》及《中有身玄义》略考

藏传密教曾在西夏和蒙元时代于西域和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大量的藏传密教仪轨曾被翻译成西夏文、古回鹘文和汉文等多种文字，在不同民族的广大信众中流传。于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出土的古回鹘文、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均见到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文献，它们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夏和蒙元时代藏传密教传播历史的最珍贵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以对古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一部萨思迦派所传密法——《四次第道引定》的研究为出发点，同定了与其相应的藏文原本，确定了它于西夏和蒙元时代的传承途径和文本源流，并寻得了与其同时代出现的汉译残本，再通过对相应段落进行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厘定其文本及其所传修法的内容，由此勾勒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和蒙元时代传播历史的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篇章。     

服饰与政治——读《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有感

阎步克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在服饰史、官阶史、经学史的交界面上,以"从冕服看权力"的独特视角,为我们解读了六冕礼制等中国传统的礼制与政制、学术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该书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其一,《周礼》六冕的建构以及历代的冕服礼制的变迁;其二,历代政治权力的变迁。在对《周礼》六冕的"宗经"、"复古",与对现世君王权力及政权品位结构的"尊君"、"实用"这两套理念模式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历代冕服礼制的"蛇形推进"的变迁之中。该书虽然是一部政治制度史研究著作,服饰只是其研究政治制度的史料,然而其研究视角也能给设计史研究带来启示。笔者认为相对于复原历史中存在过的设计物品,理解其存在于当时历史语境的合理性,对设计史研究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等北大核心SSCI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 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宋代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包括从礼典到实践、从普通的祈拜到含有政治意图的禀告等各个方面。这既是宋代礼制发展的特点,也是儒道二教融合的体现。由于宋代国君的多方扶持,道教在宋代的发展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与国家对道教的扶持态度相对应的是,道士也积极参与国家礼制。从道士参与吉礼、嘉礼、宾礼、凶礼的史实可以看出,道教正努力融入国家的各项礼制中去。在道士积极参与国家礼制的同时,道教宫观和道教仪式等,也在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与老子哲学 姚婕在《日本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中撰文指出,西田几多郎是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纯粹经验”是西田在《善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所谓“纯粹经验”即主客不分的状态。由此,西田进一步引申出“真正的宗教觉悟,并不是以思维为基础的抽象的知识,也不单纯是盲目的感情,而是自己悟得存在于知识及意志的根基里的深远的统一”。     

论明代士大夫对管仲的评述

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思想主张和所建事功,不时吸引着后代治国能臣和学者士人的目光。明代士大夫指斥管仲的＂霸术＂,却高度评价管仲所建立的事功,尤其是其＂攘夷＂的伟大功绩,这与当时明王朝替代蒙元政权有很大的关系,还与汉民族＂华夷之防＂狭隘的民族观相关联,及明代士大夫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即理学思想的影响。     

论点摘编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     

《尚书》“肇称殷礼”的涵义与周初礼制变革

汉代学者将《尚书·洛诰》中的"肇称殷礼"解释为启用商朝礼制,是因机械理解"周因于殷礼"和过于相信周公制礼传说而导致的误解。迁居新邑后,周邦自有祭祀祖先的传统礼典,不会在洛邑建成后突然改用殷商礼制祭祀文王、武王并高调宣称使用殷礼。西周早期铜器何尊铭文所述迁都新邑后"复爯武王礼",可以佐证汉儒对《洛诰》"殷礼"的解释有误。《洛诰》"殷礼"是指盛大礼典,"肇称殷礼"与周人因袭商礼无关。论述商周之际的礼制状况,不能过于强调礼制因袭的一面而忽略礼制变革的一面。周初统治者在继承商朝物质—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又将很多带有神秘色彩的商礼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此种礼制变革关乎中国礼制的走向,在中国礼制礼教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先秦儒家礼制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先秦儒家传承周礼并加以改良和创新,对"礼"作出了新的解释,将人性作为礼制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重的礼制伦理。"援仁入礼"、"为政以德"、和"隆礼重法"是先秦礼制伦理的三方面特征。先秦儒家礼制伦理中蕴含的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亲民政治伦理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点摘编北大核心SSCI

<正>○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王志跃在《殷都学刊》2011年第2期中撰文指出,宋代国家的礼制与道教的互动关系,既有国家礼制对道教的吸纳以及国家对道教的多方扶持,也有道教积极融入国家礼制与道教回馈国家的可喜景象。在有宋一代,道教基本上是得到保护的,这就为宋代礼制吸纳道教提     

蒙元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文化与设计密不可分,蒙元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在多种文化交融过程中,作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我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文化标志。通过分析内蒙古地区一些民族性建筑空间来阐释蒙元文化在室内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性以及应用的方法。     

论战国时期儒家的变礼思想——以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为中心

春秋后期到战国以来,礼发生了一次转变,由重视日常仪节的礼仪转向重视国家制度的礼制。儒家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提出了诸如禅让、革命、王鲁和选举等关于国家政权转移的理论,对礼作新的解释,以此实现社会的变革。     

中国和海外近邻文庙制度之比较

文庙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奉祀孔子及儒家代表人物以显示国家推行孔子思想的礼制庙宇,受中国的影响,中国的近邻朝鲜、越南、日本也修建了许多礼制文庙,但由于各国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差异,虽然同为奉祀孔子的庙宇,但在布局形式、建筑形制、建筑制度、奉祀人物、祭祀制度等方面都有许多差异。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后苍及其弟子礼学传承考述北大核心CSSCI

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咸,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南北政权分立时期,东晋、宋、齐、梁、陈礼制一脉相承,继承晋礼较多;十六国及北魏前期礼制建设相对滞后,至北魏孝文帝之时,北朝礼制建设方趋于系统化,带有混融南北的特征。北齐礼制在北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北魏、北齐、隋三次大规模融合以西晋为源而分化于南北的华夏礼制,促成了西晋礼制始分化于南北,而终殊途同归于杨隋。魏晋南北朝官学兴废不定,较两汉衰微,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私学(包括家学、师学、自学)成为这一时期儒士学习礼学的主要途径。据魏晋南北朝正史《儒林传》所见儒士学习礼学途径统计,当时师学最多,其次为家学,其次为自学,其次为官学。就礼学而言,陈寅恪先生将家族之学视为当时主要学术传承途径和"学术之中心",这一判断与史实不符。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元明两代天主教音乐在华传播的本土化实践北大核心

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对元明两代西方天主教音乐传统与我国本土文化传统相遇后呈现出的“入境问俗”现象进行考察,以澄明其本土化实践的史实。一、元代天主教音乐的本土化(一)蒙元时期的天主教音乐元朝政府定都北京后,在宫中设“崇福司”专管教中事宜,传教士享有诸如国家俸禄、赐予爵位、不服兵役和减免纳税等特殊礼遇。     

黄式三《论语后案》诠释特点论

黄式三《论语后案》秉承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传统,对经典原义的追本溯源、对历史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礼制的终极肯定,使其成为一道别样的学术风景。《论语后案》在清代《论语》诠释史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其对于礼制的回归,使得《论语》诠释重视制度层面的反思,对常州学派《论语》诠释宣扬变法改制有一定影响。《论语后案》为后世社会树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同时也值得当下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