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仪礼》形讹古文新证九则

《仪礼》有今古文之分,郑玄注《仪礼》时兼采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郑注中这些古文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古文经的一些重要线索,所以前修时贤对此均较为重视。本文主要是利用当今所见出土文献材料,着重对郑玄注《仪礼》九则形讹古文作一新证,重点对这类古文讹混的时代层次做了考察,文末还顺带对郑玄注《仪礼》时所据古文本的真实面貌作一补述。     

日本朝川善庵《古文孝经私记》之价值

朝川善庵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儒学者,著有《孝经会通》《古文孝经证注》《孝经孔传音注》《古文孝经私记》等多部著作。《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的体现,主要有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版本之考证:考证了《古文孝经》字体不是"籀书"而是隶古,《古文孝经》是孔壁真本,日本江户时期所传《古文孝经》有五种版本皆出于孔壁真本,《古文孝经》有二本,日本所传的《古文孝经》有章无名。《古文孝经私记》的价值还体现在朝川善庵对《古文孝经》内容论释的考辨:对"孝者德之至"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辨、"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辨、"天子之孝"辨等,见解独到。由此,日本学界对《古文孝经私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性质考辨

定州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本《论语》是目前发现的《论语》最古抄本。在 将其与《说文解字》中《论语》引文、《论语》郑注本、东汉熹平石经本《论语》对勘的基 础上,我们认为：此本不仅与许慎所见鲁壁古文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与郑玄用作校本的 《古文论语》也显然不同,应该属于今文《鲁论》系统;从与熹平石经比勘的结果看,它和 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可能出自不同的师传家法。此本原 本残缺,后来曾据别本补抄。     

清儒对郑玄注《孝经》的辩护

《孝经郑注》作者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郑玄自言注《孝经》,但自陆澄首发难端,陆德明、孔颖达等续加疑辞,刘知几再设"十二验"断言《孝经》非郑玄所注,王应麟继称郑小同注《孝经》。清代汉学复兴,《孝经郑注》作者之争空前激烈,陈鳣、袁钧、严可均、钱侗、侯康、郑珍、潘任、曾朴、皮锡瑞、曹元弼等前后踵继,通过考核证验,寻出《孝经注》必属郑玄的种种内证,同时针对刘知几"十二验"逐一辩驳,又对"郑小同注《孝经》"说予以否定,力翻陈案。这一典型的案例,具体展示出清代汉学持续发展的历程与后出转胜的成就。     

日本江户时期的《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辩驳

<正>《易道拨乱》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太宰纯(太宰春台)是信州(长野县)饭田人,生于1680年,卒于1747年,字德夫,小字弥右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是古文辞学派(萱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的门人。著有《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校正音注》一卷、《古文孝经正文》一卷、《古文孝经略解》一卷,太宰纯校刻、音注的《古文孝经孔氏传》被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还著有:《论语古训外     

也谈《周易》的今古文问题

后人说解《周易》时,常常从今古文的角度立论.其实,这当中多系误解:秦焚书而儒门《易》传之不绝,《周易》只有师法、家法之争,并无纯粹的今古文本之争;用扬雄之言证明河内女子所得逸《易》一事,则是对扬雄《法言》断章取义的误读;《汉书·艺文志》说《费氏易》与古文同,是说其字之多寡同于中古文,无脱缺,并不是说《费氏易》一直用古文字传播;许慎《说文序》中列出包括《孟氏易》在内的书目,是说他引用的这些书中的某些字的用法合乎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并不是说它们都是古文经,“皆古文”三字是针对《论语》、《孝经》而言,是说这二书用的是篇章、词句与今文本有不同(但字体可能都是今文隶书)的古文本.     

读帛书《缪和》篇

帛书《易》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汉初今文本的原貌,而最可贵者,乃是帛书《易传》各篇中多有对经文的解释,虽不系统完整,但亦可使我们窥见不少汉初今文《易》义。今试举《缪和》篇中数条较为完整可观的卦例,并将其与《经典释文》、《周易集解》所引汉魏诸家之解作一对比,以期为我们重新认识汉《易》,特别是今文《易》与古文《易》,提供一些重要启发与借鉴。     

《仪礼·士相见礼》“众”“终”今古文辨

据当前所见出土文献材料,今本《仪礼.士相见礼》之“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一句中的“众”当据郑玄注“今文”,以及《武威汉简.仪礼》校改作“终”。此句郑玄注所说的古文作“众”实为汉人用字习惯,并非真正的战国“古文”。     

新书架

刘大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全书共21万字,274页,是作者研究新近出土简帛《周易》文献的最新成果。该书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为今、帛、竹书《周易》古经文字考,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对今、帛、竹书《周易》经文中的相异之字作了深入的考证,对三类文本中经文之今、古文问题,依据传统资料作了详细的辨析。该部分是本书中作者花费功力最大之处,多有精彩之笔,是当今《周易》古经文字考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二则分为四部分,一为帛《易》源流蠡测,作者认为帛《易》当抄写于汉高祖之后文帝之前,是田何所传之今文易本,属周     

贾逵注《左传》“不用今说”辨

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全守古文门户,而实际上贾逵注中抉发微言大义,阐述天人阴阳思想,甚至直接采用公羊、穀梁说之处还是屡有所见。这说明在东汉时期今古之学的斗争中,森严之壁垒正在逐渐消除,"相攻若仇"的态势也逐渐变得缓和。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敦煌《论语》写本S.3339校笺

郑玄的《论语注》全本今世不传,其注散见于后代典籍之中。敦煌出土的《论语》郑注,对于辑录郑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参照今本和敦煌出土的相关经卷,校订和迻录其中的S.3339残卷,试图稽考古本《论语》和《论语郑注》的部分原貌。     

公天下的隐没与忠君的凸显——唐《孝经注疏》的批判性考察

《孝经注疏》在唐代有着经典的地位，注、疏一体，共同构成了一部颁行天下的政治教科书。唐玄宗以至高无上的圣王姿态为《孝经》作注，因而《孝经注疏》也就体现出不同于儒者或经学家注疏的思想特色：一是引儒归道，尊道德而抑仁礼。玄宗《孝经序》与元行冲疏看似遵从郑玄，实则以道家无为改易儒家德礼之治，参照以玄宗《道德经》注疏即一目了然。二是摆落古礼，删削《孝经》所含公天下的政治精神。《孝经注疏》刻意排除旧注，对最能体现以孝治天下的三老五更之制弃而不言，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意识。三是强化尊君，从德礼之治滑落为律法之治。《孝经注疏》隐没《孝经》中作为行孝最高境界的“立身行道”之义，以遵守现世礼法为孝，强调“以顺移忠”的忠君之义。有鉴于此，宋世理学蔚兴，转而强调《大学》“修身”之义，于此可窥唐宋思想转折之一斑。     

论韩愈、李翱之《论语笔解》

《论语笔解》并非伪作,它成于韩愈、李翱之手,曾与韩愈《论语注)并行于世。后《论语注》渐佚,而《论语笔解》独存。在《论语笔解》中,韩愈、李翱冲破“疏不破注”的解经戒律,大胆指斥前儒在《论语》字词训诂、文意解读方面的失察之处。主张越汉儒而直承孔孟,舍汉魏旧注而直究经文本义。为此,他们不惜改易经文、颠倒经文次序,所以,如果从忠实于文本的角度看,《论语笔解》自然被目为师心自用,标新立异,但如果从《论语》学史的发展角度看,《论语笔解》作为一家之言,在《论语》学从汉学系统转向新的宋学系统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亦不容抹杀。     

《中庸》郑、朱注比义

郑玄所注《礼记-中庸》和朱子《中庸章句》,无疑是关于《中庸》最为重要的两个诠释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字训诂、理论体系、立说旨趣诸方面存在区别和联系。而这些方面,实则隐含《中庸》从礼学文献上升为理学经典文本的内在变化。朱子通过建构文本体系,参酌吸取郑注之训诂,同时消解郑注经学体系和礼学色彩,使得《中庸》从前代经学系统中...     

《墨子》引《书》与历代《尚书》传本之比较——兼议“伪古文《尚书》”不伪

《墨子》引《尚书》文计40则,通过其与今文《尚书》、孔壁古文《尚书》、汉代新出“百两《尚书》”、东晋梅赜古文《尚书》等《尚书》传本的比较可见,墨家所传《尚书》有独自的选本系统,而且这一选本系统与儒家选本系统同样具有篇数按年代递加的合理性,即与战国所传《尚书》篇数的现实比例相合。由《墨子》引《尚书》我们还可看到:流传至今的伏生今文《尚书》确为战国古本;孔壁古文《尚书》仅是战国所传多种《尚书》选本中一种流传很不广的思孟学派的选本;梅赜古文《尚书》不但与《墨子》之《尚书》引文不同,而且与16种先秦文籍中163次《尚书》引文也不同,所以“梅赜抄袭前世古籍中《尚书》引文而伪造古文《尚书》”的传统观点应重新研究;或许梅赜古文《尚书》是一个民间所传古文《尚书》的真实传本。     

宋代礼学的新发展——以二程的礼学思想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     

简论郑学与王学的异同

<正> 汉魏之际,儒学又发生分化,其中的一派好讲义理,并且与老庄道家思想合流,形成新兴的玄学思潮。另一派则致力于经学内部的改造,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大经学派别合为一家,这就是“郑学”的出现。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相区别。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     

郑玄爻辰说“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考论

郑玄爻辰说以乾、坤十二爻与十二律相配,其注《周礼·大师》有“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一语。在明清以来的刻本中,这句话被篡改成了“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考察郑玄《周礼注》不同版本的注文、有关郑玄律学观点的文献记载,以及运用乐理知识对蕤宾上生大吕和下生大吕两种情况分别进行测算,可以确定郑玄《周礼注》作“蕤宾又上生大吕之六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是刘歆将音律与易学结合的结果,这是后人篡改《周礼·大师》郑注的文献依据。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