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师古与《五经正义》的编撰发微

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颜师古与《五经正义》的编撰发微北大核心CSSCI

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孔颖达的易象观与审美意象的建构

孔颖达系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历来被视为经学、哲学诠释文本,但却涵有不可忽视的美学营养。其中如《周易正义》等文本,就直接包含了丰赡的美学思想材料。如所周知,中国古典美学是以审美意象等范畴为中心的美学,而审美意象的重要基型是     

孔颖达美学思想发微

<正>被奉为隋末唐初经学大师的孔颖达以主撰《五经正义》扬名于史。《五经正义》历来被视为经学诠释文本,但涵有不可忽视的美学营养。其中《毛诗》、《乐记》、《周易》孔疏,包含美学直接材料,其余各经孔疏,所保留周人以礼乐为中心的泛美学思想材料,也极为丰赡,实系研究早期儒家美学及其承传的宝贵资源。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孔颖达在中国唐代特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展开其哲学和美学本体运思的,以及这种本体运思对于中国古典美学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影响?     

孟子与五经

孟子与五经，这里所论述的是指孟子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的关系，从中看出在孟子所处时代五经的面貌和他对五经的贡献。孟子为儒家大师，被后世称为亚圣，对五经是有相当贡献的。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试析隋及唐初的儒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在有关"五经"的师承上,南北儒学一方面如双水分流,各有渊源;另一方面又互相影响,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５８９年隋统一南北后,儒学进一步的交融造就出如刘焯、刘炫这样兼通南北的儒学大师,南学更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孔颖达兼采南北,加以折衷,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这一时期儒学的初步整合和统一。     

从《五经正义》到《五经大全》──关于唐、明二代经学统一的比较

唐太宗时由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 经正义》，以及明成祖时由胡广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是中国经学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对 经学文本的统一。《五经正义》的编纂是为了解决“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 杂”的问题，为科举考试提供一个统一的文本。因此他们首先对注家和义疏进行严格的筛选 和比较，并以“疏不驳注”的原则处理二者的关系。《五经大全》则是为了用程朱理学纲纪 人心，因此在对文本的选择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内容上墨守程朱，在编纂上疏于考证， 舛误向仍。     

《周易正义》之编撰

唐代为五经撰正义,为注疏统一之始。清儒服膺汉学,主翔实,故于《正义》多所讥诋,讥其虚浮。然唐时,儒玄合流,既已蔚为风气,孔氏《周易正义》之所以以形上学为纲纪者,亦非无故。此外,《周易正义》释义先以辅嗣为本,旁引汉魏南北朝诸说以供参证,有驳有断、有议有辩,与《书》《诗》《札记》诸疏之参据旧疏、杂出众手者不同。具体而言,《周易正义》调融南北,荟萃诸家,故用王而不固于王;参以玄言,故义理架构颇与老庄相通;渐染于浮屠,故排佛而用佛;发明义例、考辨意旨,自下新义,故有学术价值可言,尤宋人疑古开新之先导,非株守一先生说者可比。     

孟子知《易》说综论

《孟子》七篇未尝有一语提及《易》,亦未见有对《周易》经传之引用,故后儒对于孟子是否知《易》看法各异。赵岐认为孟子"通五经",程颐言"知《易》者莫如孟子",朱熹却持相反意见。程朱二说可视为汉唐经学向两宋理学转型时理学家尊崇"四书"的不同表述,与赵岐在五经独尊的学术背景下言孟子"通五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语境截然不同,但其出发点皆为推重孟子其人其书。明末黄道周以其象数《易》学思维阐释《孟子》与《易》之关系,而刘宗周则从其心性学视阈论述之,为认识此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清儒焦循认为"孟子深于《易》",其《孟子正义》在对《孟子》语句、篇章之意蕴及赵岐传意之解读中多处以《易》解《孟》,但因其对宋明理学家解《孟》之成果一概不收,故也失去了对"《孟子》知《易》"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可能。围绕《孟子》知《易》展开的各种讨论其实正是各个时代思潮与学者治学个性的综合体现。     

隋与唐初经学

<正> 一、隋与唐初统一形势对经学的推动和要求儒家经学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从现象上看,最显著的变化如皮锡瑞所说,经学从分立的时代进入了统一的时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标志,开始了经学统一最长的新时期。这种情况是经学自身演变的结果,更受到中国政治上重新统一的决定性     

《禾口合本修订版》——《申命记》经文修订点滴

摩西五经中重要的一卷书《申命记》这一卷书虽然在“摩西五经”中排行最后，却不可小看。正如《和合本修订版》圣经在《申命记》开头的简介中所述，新约节录“摩西五经”，以《申命记》的次数最多，竟多达35次，比节录26次的《创世记》还要多。可想而知，     

朱熹新道统说之形成及与易学之关系

《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书学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之一,是 将伏羲、神农和黄帝引入道统,置于尧舜之上,并将道统心传之源上溯至太极。在儒家经典 中,羲、农、黄三位圣王见于《周易·系辞传》,而太极范畴亦出于《系辞传》,故朱子的 新道统说乃是根植于易学的。朱熹在其四书学代表作品中推举伏羲,又将太极观念作为道统 之源,说明其四书之学乃是以易学为依据的。朱子学中《易》与四书的这种关系,说明朱 熹没有将五经的权威地位移除,也没有将四书置于五经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论及五经与四书 之关系,仔细考察相关文章和语录,可知他在为学次第上是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而在价值 判断上则把五经置于四书之上,从未试图贬低五经的权威性。     

王阳明“龙场三卦”臆说

一、问题的缘起王阳明于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乃伐木构……‘玩易窝’”(《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并撰《玩易窝记》一文,高度赞叹易之功用:“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第897页)弟子钱德洪尝请益于阳明《五经臆说》,阳明笑曰:“付秦火久矣。”阳明去世后,钱德洪于旧文中得《五经臆说》十三条,于《周易》仅存有《恒》、《遁》、《晋》三卦,但阳明在《玩易窝记》中高度赞叹易之功用,且…     

神圣的《妥拉》

犹太教最重要的经卷是《塔纳赫》 ,也叫作《圣经·旧约》 ;《塔纳赫》的前五卷书称为《妥拉》 ,也叫作《律法书》或《摩西五经》。《妥拉》经卷是记录《妥拉》全文的羊皮经卷 ,也是每座犹太教会堂的必备之物。因为它的内容是神圣的 ,所以 ,这部承载着《摩西五经》的经卷自身就是一个圣物。犹太教规定 ,《妥拉》经卷必须使用希伯来文方体字母、没有标点 ,没有元音字母标示 ,不得刻板印刷 ,要以手工方式誊抄在２４８片羊皮纸上。誊抄规定也十分严格。如 :整部经卷抄写上不能有任何错误 ,书写的方式必须与古代习俗保持一致等 ,因此只有具备丰富…     

净土三经与净土五经

一净土三经(《无量寿经》二卷,康僧铠译;《观无量寿经》一卷,畺良耶舍译;《阿弥陀经》一卷,鸠摩罗什译)是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上人所定该宗的根本经典,也是日本现在净土教各宗派尊奉的正依经典。中国佛教大德对《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虽然历代都有分别疏释弘扬,但把这三经并称为“净土三经”,可能是在明末清初。近代中国净土教广为流传的却是《净土四经》或《净土五经》。《净土四经》是指三经之外再加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净土五经》则是四经之外再增加《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犹太教典籍--《塔木德》

在犹太教中有3部典籍,第一是《塔纳赫》(Tanakh,希伯来语音译,即:《圣经·旧约》),所有犹太人都要绝对忠诚地信奉它。其前五卷书称为《妥拉》(又称《律法书》、《摩西五经》,是《塔纳赫》中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是《塔木德》;第三部是     

“宋学”、“理学”与“理学化经学”

一、“宋学”形成的历史原因及其学术走向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从治学方法上将汉代以后的经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一类是“宋学”。汉学偏重训诂考证,宋学偏重义理诠释。但是,“宋学”概念并不意味有宋一朝的学术。北宋庆历以前的80年间,经学的主要成就是邢?所主持修纂的《论语注疏》、《尔雅注疏》、《孝经注疏》等经书,这可以说是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贾公彦《仪礼注疏》、《周礼注疏》,杨士勋《春秋谷梁传注疏》,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义疏体经注的延续。它是汉唐经学的绪余,是“唐学”,而不是“宋学”。“宋学”从什么时候开始…     

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与现代圣经批评——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中的《摩西五经》

现代圣经批评始于启蒙运动与唯理主义时期对《摩西五经》的质疑。之后,各种底本假说迭兴。威尔豪森的《以色列史导论》出版则标志着现代圣经批评学的确立。通过对圣经中崇拜地点、祭献、节期和祭司利未人做翔实的历史考察,威尔豪森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摩西五经》最后成书于流放后这一事实。威尔豪森之后,对威尔豪森的批评和质疑构成了现代圣经批评重要内容,但关于《摩西五经》何以成典,何以为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争论不休的热点。从历史记忆、断裂与重构的角度重新对之考察,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或将得到合理的解决。     

西方伦理学史上的正义观

西方伦理学从古至今一直比较注重对正义、公正的研究。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古代西方的第一部《正义论》。它试图为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生活建立一个正义原则。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正义观进行了分析、批评,第一次对正义范畴作了“正义就是善”的哲学规定,并划分了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相对正义和绝对正义。就个人来说,正义是全德,居四德之总。个人正义就是在智慧的统帅下,使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在行动上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不干涉别人。就城邦来说,正义就是组成国家的各个阶级,各尽其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作为治国方针,正义就是内求团结,反对内讧;外求和平,反对战争。相对正义是现实世界的正义,     

《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出版

<正>程志敏著《古典正义论:柏拉图〈王制〉讲疏》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该书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柏拉图的《王制》(又译《理想国》)这一西方政治哲学的第一经典。作者认为:"正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正义"是"四主德"之一,是最为古希腊人所看重的理念;而广义的"正义"则指万物合序、万事顺遂、万音谐和、万民幸福的状态,堪称天地大法。与现代"正义论"不同,古希腊的"正义"主要不是"论",而是"法"和"行",其余诸如德性、法律(如惩罚)、政治(如权利、敌友)、技艺、利他、幸福等范畴,都可以在正义的框架下讨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