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一次对话

1981年4月,在巴黎歌德学院举行了“本文与解释”的专题讨论会。出席者中既有德国当代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又有法国后结构主义解构学派巨擘德里达。由于当代在世的哲学大家(尤其是分析哲学以外的哲学家)进行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面对面“交锋”似乎还是一个不成文的禁忌;由于解释学和解构哲学已成为西方在分析哲学之后影响日渐扩大的两门“显学”;由于这两支同源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而又俨然成为对立的潮流在许多立场上既迥然有别,又相互纠缠,人们对这两位哲学家的第一次学术“对话”怀有特殊的期望和兴趣。伽达默尔在会上作的长篇演讲中,将法国当代哲学思潮称作对自己的“真正挑战”,他提出了与德里达针锋相对的海德格尔解读,并声称德里达将解释学置诸形而上学范畴之下其实是一个错误,哲学解释学并不依赖于任何“出场(现时)的哲学”。德里达在后来的讨论中,则对伽达默尔视为理解之先决条件的立场(即每一对话的参与者都怀有乐于理解对方发言的“善良意志”)并提出质疑,坚持自己对解释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批评,并阐述了解构哲学的独特主张。德里达的质询与伽达默尔的答复围绕解释与本文问题上双方的一系列对立如理解——非理解、内在——外在、连续——中断、真理——非真理等而展开。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对话的内容,同时也在于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对话、理解与解释的复杂个案,它同样给了我们许多与理解和主体间交流有关的提示,譬如最根本的,一种分别出自解构和解释学立场的真正相互交流是否可能。所以,诚如有的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这次对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说出的那些方面,还在于那些未曾说出的和未曾发生的方面。大标题为译者所加。     

伽达默尔的艺术解释学

一、艺术解释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伽达默尔对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研究,首先着手于通过人文主义有关概念以及康德学派美学思想的考察,推出艺术经验问题中艺术解释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首先,他通过对人文主义“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这四个概念的考察得出结论:艺术经验中的理解活动就是对象和理解者交融成一个新的共同体的过程,这种理解活动不是依据某个抽象概念而发生的,而是在对单个事物的感觉中,在具体情形中发生的。这样,对艺术经验中真理问题的研究就必须摆脱自然科学的方法,必须摆脱概念性知     

诠释·批判·重建--兼论中西哲学发展方式之差异

哲学发展的最终动源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但不是这种物质实践活动本身,而是对这种活动经验的反思与体验.哲学发展过程往往表现为后人的生活体验与前人的生活体验交融、冲撞、整合、再造的过程,表现为后人与前人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后人总是以批判和诠释两种方式来对待前人的哲学遗产,建立自己时代的哲学.批判的重建和诠释的重建作为哲学发展的两种方式各自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诠释有两种:一种是还原性阐释,一种是创造性阐释;批判也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批判,一种是消极的批判.中国哲学在其发展中侧重诠释,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则侧重批判.     

马克思“感性活动”理论境域中的“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理论

一、“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理论中的两大困惑无论是在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构建历程中,还是在这一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初表达出的“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理论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一直面临着两个没有解决的理论困惑:其一:在谈到生产与交往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一方面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第14页),甚至认为“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同上,第23页),另一方面却又指出“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同上,第14页)。这种表述后来引导出的历史公案是:究竟…     

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的存在与诠释学的真理

伽达默尔拒绝从审美体验开始他的艺术诠释学考察,而把焦点方放在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上,以此他希望恢复艺术经验的真理要求。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像游戏一样,以实际发生在那里的方式存在;在作品中真理作为无蔽而发生并敞开存在的意义。此外,艺术游戏的重复发生形成可重复的结构,它对参与者发挥着主宰作用;在另一方面,可重复的结构只存在于具体发生之中,它把其中新的因素融会进自身之中,从而得到充实;这种充实是通过理解的有限视域的融合而实现的,因而结构是可变的,并且并不趋向最终目的。这种既敞开又充实的真理在艺术作品中的发生有赖于摹仿。在这一背景下,文章集中讨论伽达默尔的摹仿概念。文章指出,伽达默尔强调摹仿不是盲目的复制,而是借再现来实现的创造活动,它把关于现实的本真理解呈现在那里。这正是诠释学真理的发生,借此过去和未来得到中介。作者着重阐明伽达默尔的如下意图,即突显摹仿抵制抽象的力量——摹仿通过创制新的存在而使先前的东西来到自己被呈现的存在,并借此被提升到自身更丰富更真实的存在,而如此被创造的存在整体拒绝任何方法论的简化和区分。     

作为哲学主题的人

在本文中,我提出如下问题:“关于人的问题,哲学家可以使用什么样的谈话方式,而科学家却不能使用这种方式?”这种以谈话方式刻画哲学特征的方法,不仅反映了大多数现代哲学所采取的向语言学的转变;它还表现了哲学与其论题本身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人类的最无可争议的特征就是谈话中使用的语言。由此看来,哲学的谈话产生于人们关于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西方哲学的命运与维特根斯坦哲学

西方哲学的命运与维特根斯坦哲学江怡酉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哲学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当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置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以后，哲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哲学问题的合理性等问题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经过近代皙学的洗礼，现代皙学家大都举起了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旗帜，但他们并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思辩哲学的特征。即使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宣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但他也没有宣布作为一门学问的哲学的终结。因此，海德格尔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哲学本身面临的生存危机。在当代酉方，只有维特根斯坦真正触及到了哲学的危机。因为在维氏看来，哲学不再具有传统思辨哲学的特征，所剩下的只是哲学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绝不是传统哲学所确定的那种认识方法，而是指导人们如何从事语言游戏，如何正确地遵守语言游戏规则的活动，因此，从事哲学活动井不是目的，相反，语言游戏一旦达到了目的，哲学本身也就可以被人们摒弃了。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是为了提出一种哲学理论，而只是为哲学的发展指出一条出路。他是以非哲学的方式，即以语言游戏和活动摧毁哲学的方式来谈哲学。在他那里，哲学的作用是破坏性的，而维氏所追求的是“另一种文化”（后哲学文化），是一种“后哲学”。但     

伽达默尔:作为世界经验的理解和语言

一从现象学到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在谈到由他所建立的本体论解释学的思想来源时,着重指出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秋尔泰的历史哲学以及海德格尔对这两者的综合。事实上,在解释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折中,现象学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现象学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在‘面向事物本身’的口号下,通过一种精致严格的思想技巧的形态,开辟了一条通往经典哲学问题的新路径,这就是坚持对现象的描述。”①这也就是排除一切存在设定,对经验只在其所与方式中作为现象加以研究。这种方法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向”。”以往的认识论研究始终…     

交往行为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基于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之上。他将"理解"作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展现了交往理性的生存论向度。而对于实践哲学、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反思与借鉴,能够阐明交往行为理论的生存解释学之维。     

解释学与伦理学——关于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核心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 ,它包含有强烈的伦理学色彩 ,这种色彩贯穿于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思想之中 ,这从他的第一个讲座《论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和历史》、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柏拉图的辩证伦理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真理与方法》也有不少涉及伦理学的内容。进入到晚期 ,他更自觉地将解释学引向实践哲学 (这里的“实践”,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实践 ,而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 ,它和人的生活整体密切相关 ) ,并对此有较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这些足以表明 ,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位解释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伦理学家。然而迄今为…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本体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节译)

本讲义首先是围绕着讲座的题目展开的,海德格尔依次说明了“本体论”、“实际性”以及“实际性的解释学”的含义,并初步表达了他的整个讲座的要旨。他所理解的本体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象论,而是对存在本身的探讨,实际性指的是人的此在,而实际性的解释学涉及此在自身的解释。他所提供的西方解释学史纲也是基于他的实际性解释学立场的,根据这个立场,他对奥古斯丁的解释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相反,他对当时占主流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认识论一方法论解释学评价不高。     

"性别与哲学对话平台"首届论坛举办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性别与哲学对话平台”首届论坛于2007年7月1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国内18所大学、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的专家学者共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论题如下:1.性别哲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性别哲学的定位。学者们指出,性别哲学的可能性之所以遭受怀疑,根源仍在于价值判断和知识判断、主观和客观截然二分的传统哲学思维模式。有学者指出“女性”概念可以在一个开放的、异质的和多元的社会气氛中得到定义:“女性”不是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个固定的范畴或共同的前提,而是一个需要女性主义经过批判性的思考来不断解构和建…     

“理解”研究在苏联哲学中的兴起

近10—15年来,哲学解释学(释义学)在西方风靡一时,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各流派中,它几乎成了压倒一切的、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这种情况引起苏联哲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哲学解释学已经成为苏联哲学界研究和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释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理解’则已成为苏联哲学界进行正面探讨的理论课题。苏联哲学界对解释学、哲学解释学和“理解”问题的关注起始于70年代初。到了70年代中期,一些主要哲学刊物发表这方面的文章逐渐多起来,有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版。80年代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对“理解”的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正面、专题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版了7—8本之多。     

全国第二次真理问题研讨会概述

全国第二次真理问题研讨会概述董谊思全国第二次真理问题研讨会于１９９３年５月ＺＩ日至２６日在安徽省歙县召开。这次会是由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安徽省委党校等九个单位共同发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１６０多位同志与会,提供论文８０多篇。会议回顾了近年来真理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就马克思主义真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及论文中涉及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概述如下。一、关于真理的本质属性问题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对此大体上有以下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基本点是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否定主观真理的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我们与坚持真理具有主观性的同志争论的焦点,并不是承认不承认真理是否具有主观形式,问题在于这种主观形式并不是真理的内容。主观形式不是真理的本质属性,此其一。其二,真理的主观形式也是来自客体对象的客观形态和人们实践活动的动作图式。正如列宁所说,“逻辑的格”是在实践活动中经过亿万次的重复而形成的。其三,主体在反映客体的过程中,其思维方式、情感意志、知识结构都使其有明显的倾向性和选择性,这一切都影响着主体对真理的主观形式的创造活动。但主体的这种主观性因素也要受到自身实践活动及     

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研究,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人们责无旁贷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理解”,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包含“解释”、“理解”和“应用”。因此,不讨论理解和解释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讨就难以从学理上得到深入。本文试图借助于哲学解释学的重要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蕴涵的理解和解释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论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及其合理性

寻求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合理的理论方式必须立足于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 :实践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范畴 ;理论思维只是实践的一种方式 ,并不能获得一个外在于实践的“阿基米德点”。因而 ,实践哲学的理论活动便只能是对生活世界内某些成为“问题”的有限方面进行批判。实践哲学的理论方式蕴涵着一种新的真理观 ,即批判的真理。这种真理源于生活世界存在的事实性 ,并作为理论哲学真理符合论的超越     

哲学解释学的伦理学之维——伽达默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解读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观念》是伽达默尔继《真理与方法》之后的第二部 杰作。它通过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善”观念的分析,着重阐释了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 的前后关联以及与亚里士多德的一致性,强调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根本性的,他们一起 构成了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伟大开端。伽达默尔这一解释立足于一个新的起点,那就是超越 当代德国的新康德派、耶格尔派的立场,包括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回到 黑格尔之前的西方传统。它以柏拉图的《斐莱布篇》为重心,上挂下联,揭示了善本身以及 以它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本体论的统一。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在古代实践哲 学中 找到了根据,同时它也反映出当代西方解释学的伦理学转型所依靠的重要资源。这部著作的 完成,使得伽达默尔“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著名论断真正落到了实处,解释学的普遍性 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在这里存在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解释学与哲学伦理学达到了统一。     

论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批判

针对伽达默尔提出以"效果历史"理论为核心的解释学普遍适用的观点,哈贝马斯根据对语言、日常交往行为与认识过程关系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要求,科学理论的形成并不受哲学解释学所提出的认识困难处境的影响。即使在哲学解释擅长的日常交往领域,它也存在明显局限。哈贝马斯在哲学解释学异军突起时主动捍卫解释学方法论意义并完成解释学向批判解释学转型,这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哈贝马斯过分强调带有明显理想性的自由交往理论建构,也遭到了伽达默尔的有力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