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云山志》版本考

文章通过对各种版本《齐云山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利用现存石刻、方志等资料,基本厘清了各版本志书的作者、刊刻时间、增补情形等,从而订正了前人记载的失误。认为《齐云山志》在明代曾编修三次,最早的版本是嘉靖十七年祁门人方汉撰写的《山志》,此志大概流传到清初佚失,现已不存。其次为嘉靖三十六年休宁县县丞方万有等人编撰的《齐云山志》,此志有嘉靖三十八年刻本,共七卷二册,至今尚有两部存世。到万历二十七年,休宁县知县鲁点重新编撰《齐云山志》,刊刻行世,流传久远。此志共五卷五册,体例完整,内容详实,刻印精美,成为明代山志之精品。此后直至清末,《齐云山志》至少重修五次,均以明万历本为底本,内容上稍加增补而已。     

明代武当山修志实践的若干启示

<正>山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明代武当山的修志实践表明,道教山志的编纂并非易事,惟有熟悉方志和道经的编纂规律,勤勉精进,才有可能修出一部好志来。明代是武当道教最为贵盛的历史时期,武当山志的编修也蔚为大观,先后有6部志书问世,成就显著,影响深远1。明修武当山志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道教文化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其修志实践和修志理论也为新时期道教山志的编纂提供了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汲取。     

佛教界捐款资助社会福利事业

去年九月六日,为了庆祝教师节,武汉归元寺向汉阳区教育局捐人民币二千元,作为兴办教师福利事业之用。与此同时,归元寺还向该局奉献教学所用的电子计算机一台(价值一千元)。汉阳区教育局对归元寺乐于为公的行动表示赞赏。安徽九华山上禅堂住持、九华佛协会长晓悟法师,一贯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先后将自己历年的积蓄捐作社会公益事业之用。一九八二年他曾向     

书写中国伊斯兰教故事——以修清真寺志为例

清真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穆斯林文化生活和人际交往的场所,被视为穆斯林的"精神家园"。(1)地方志的编修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在明清以来一直存在寺院志、庙宇志的编修,但是很少有清真寺志的编纂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部分清真寺进行了志书的编修,清真寺与志书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为讲好中国伊斯兰教故事提供了新的文献载体。     

《中岳庙志》审稿会在河南中岳举行

为进一步展现中岳庙深邃的道教文化内涵,真实记载中岳庙道教发展历程,更好地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关心和研究中岳道教文化人士提供翔实、可靠的史料,中岳庙管委会于2004年委托登封市志办公室启动大型志书——《中岳庙志》的编纂工作。历时6年,几易其稿,于2010年底完成     

印光大师修订《清凉山志》探微

寺志、山志等从属于志书序列,但今人将志作为展现一方佛教的重要文献。现以《清凉山志》为切入点,从缘起、特点、意义等层面探析印光大师修订《清凉山志》的若干环节,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五台山佛教的个案和印光大师之修行法要,并为当下反观佛教提供些许借鉴。     

《曹溪通志》的编纂及文献价值

<正>一、寺志的纂修概况曹溪南华禅寺作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在我国佛教史上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南华禅寺纂修《曹溪通志》（简称《通志》,版本即“新修本”,下同）一书,前后历经十年编成,2021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志特点呈现在三方面：第一,范围明确、记述集中;第二,体例独异、图文并茂;第三,续有所撰,推陈出新。志书纂修经由教内外众多学人努力,达亮、     

悟道 修德 铭志 读《北京东岳庙志》

正5月在北京东岳庙参加首届"东岳论坛"暨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会上得到了一本极其珍贵的史料性著作《北京东岳庙志》,读后颇有感触。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至今整整七百年。七百年来,东岳庙史上的第一本完整的志书才横空出世。这部志书的面世非常不易,凝聚着东岳庙住持袁志鸿主编以及编纂委员会数年的心血。势成之——一个时代的包容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     

悟道 修德 铭志 读《北京东岳庙志》北大核心CSSCISSCI

5月在北京东岳庙参加首届“东岳论坛”暨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在会上得到了一本极其珍贵的史料性著作《北京东岳庙志》,读后颇有感触。北京东岳庙始建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至今整整七百年。七百年来,东岳庙史上的第一本完整的志书才横空出世。这部志书的面世非常不易,凝聚着东岳庙住持袁志鸿主编以及编纂委员会数年的心血。势成之——一个时代的包容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     

中国道观志丛刊出版

由江苏广陵书社编印的《中国道观志丛刊》。平装３２开３６册，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出版，每套４５００元。本丛书所收宫观志主要可分两种情况：第一，记述某一宫观的专志，如《逍遥山万寿宫通志》、《苏州元妙观志》、《长春观志》等；第二，记述某地或某山所有宫观的专志，如《金陵玄观志》、《龙虎山志》、《茅山志》等。有的山为道教某一宗派的中心，或其本身和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很多的神仙传说和遗迹，成为道教名山。因此，本丛书把《龙虎山志》、《齐云山志》、《青城指南》、《麻姑山志》等道教名山的志书，视为一山宫观的…     

翠微峰下迎国宾——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访问武汉归元寺

1980年11月20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夫人等一行,在我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湖北省副省长李全夫、武汉市代市长黎智等陪同下,访问了长江中游的著名佛寺——武汉归元禅寺。座落在汉阳翠微峰下的归元寺,绿树成荫,香花列道,崇楼高阁,炳焕庄严。上午十时五十五分,贵宾们驱车来到归元寺时,该寺住持昌明法师等迎上前去,合十致意,对李光耀总理等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他们参观了全寺各主要殿堂。贵宾们十分欣赏归元寺丰     

湖北归元寺举行传戒法会

湖北武汉市归元寺于一月二日至十七日(农历腊月初一至十五举行了为期半月的传戒法会,四众弟子二百余人参加受戒。归元寺住持昌明法师任传戒师,道根法师、显     

蜀方志中有关张道陵的几则资料

蜀方志中有关张道陵的几则资料定阳子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冯崇岩先生来函，他们正忙于《张三丰文献汇编》，需要查阅《四川总志》和《成都府志》五种，在湖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室没有收藏，此五种志书在四川省图或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它们是：①《四川总志》３７卷，熊相纂修...     

略述山志在武当道教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流传于世的武当山志共有九部.其中,元朝1部,即<武当福地总真集>(以下简称<总真集>);明朝4部,即<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任自垣志>)、<大岳志略>(以下简称<方升志>)、嘉靖三十年<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王佐志>)、隆庆六年<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卢重华志>);清朝1部,即<大岳太和山纪略>(以下简称<王概志>);民国时期2部,即<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熊宾志>)、<武当风景记>(以下简称<风景记>);新中国成立后新方志1部,即<武当山志>.其基本情况见下表①:     

葵园旧址颂归元

明季擅园林之胜者，有汉南王氏辟葵园于汉阳城西关外二里。袁宏道《过汉阳王章甫葵园和二仲韵》和《早春过葵园和苏迪夫壁间韵》二诗尚载县志。葵园的遗址，就在归元寺的北院和后山。在汉阳月湖堤、永丰堤外数里，即可遥见古木参天的大皂角树，传为葵园遗物。幢幢翠盖的环形山丘，有清王家政书“汉西一境”的碑台，为汉阳三台八景之一，王葆心看到园有奇石，清秀绝伦，题曰“翠微峰”。现归元寺北院园门横额“翠微妙境”以及山门前的翠微路，都由此得名。1977年6月“翠微公园”开放，第一天30000人，后来多达52600入。1984年新加坡总理李光…     

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的嬗变

历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呈现出清晰的嬗变痕迹。孔子家族志的编纂发轫于宋金时期,在体例上多采用平目体。明代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例逐渐由平目体厘革为纲目体或二体并用的结构体式,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备。至清代,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又有所创新,鼎新"志"体,采用"一志一卷"类目结构,并嵌入"考"体裁的运用。孔子家族志的编纂体制对颜、曾、孟等其他圣贤家族志书的修纂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对孔子家族志编纂体例嬗变的梳理与研究,有助于推动孔子家族史和儒学发展史的深入研究。     

廿年磨一剑 存史以资政 读《福建省志·宗教志》北大核心CSSCI

福建省自1984年成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来,指导全省编修地方志,现已出版二百多部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各类专业志一百多部,其中《宗教志》的编纂始于1988年2月,2014年12月付梓出版。     

南游诗抄

白马寺、少林寺白马驮来天外书,九年面壁未为虚。自从东土宏传后,多少世人变智愚。归元寺逼真神态绝奇姿,五百俨如结集时。正是一堂纷攘韵,终将大法寄新知。     

山东古代佛教志书梳理与评述

<正>佛教志书一般是记载特定区域佛教历史地理和汇集相关文献的史志类著作,其对于研究某一区域佛教发展传承历史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中国的佛教志书编纂始于魏晋南北朝,历隋唐、宋元,盛于明清。山东地区佛教历史悠久,亦有多部佛教志书得以编纂梓行,为研究区域佛教史和其它区域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文献。在查阅相关文献和实物资料,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对山东地区的古代佛教志书进行梳理、归纳和评述,对其编纂和刊刻情况进行还原发探,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明代孔、颜、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群聚现象”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曲阜孔氏《阙里志》和颜氏《陋巷志》共经历过四次编修,邹县孟氏《三迁志》也三次修纂。孔、颜、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群聚现象",具体表现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体例内容相互借鉴,编修人员交集并处,修纂意旨彼此关切。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孔、颜、孟三者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同时,明代尊崇儒学,志书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