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资本逻辑与现代性——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资本逻辑作为现代世界里支配一切的最高原则和体系,实际上体现的正是现代性的本质和逻辑,但这一本质和逻辑却具有“解放”和“奴役”并存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在超越资本逻辑、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回到“前现代性”之路、走向“后现代性”之路等不同道路中,马克思的“超现代性”——“通过现代性而扬弃现代性”之路是一条最为可行的选择.     

现代性是如何生成的——马克思和韦伯的视角

与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外源性不同,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决定了其现代性的生成性.马克思认为中世纪晚期西欧低地国家(Niederland)的城市自治运动为资本这一现代性的动力来源创造了初始条件,韦伯则主张新教伦理是西欧现代化的根源.不过,在现代性的理性化特征及其与传统的"断裂"方面,韦伯的观点与马克思并无二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我们分析西方现代化的初始条件与动力来源提供了宏观的分析框架;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理论揭开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得以全面地认识现代性.     

资本·现代性·人——“全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全国资本哲学高级研讨会”于2006年5月27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哲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资本与我国现代化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对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一综述。一、资本与现代性如何认识和评价资本与现代性的关系,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题。与会学者认为,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本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学界以前对于现代性和资本问题,较多采取了一种拘泥的态度,较多地批判它的弊…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哲学诠释

启蒙以来，社会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以及技术理性逻辑的全世界扩张客观上生成和确立了“经济世界观”及其话语的主导性、支配性地位。就其历史性后果而言，则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弥漫。真正的、真实的文化在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失去了从整体上理解、观照、诠释以及重构现实的能力。此种情境为反思批判意义上文化与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开显提供了可能。文化哲学之思的当代主题，当是直面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思想、理论、制度等日益差异化、异质化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实践，顺应人类社会从“经济时代”向“文化时代”全面转型的历史趋势，着眼人类整体性优存的实践-价值方略，有效破解文化与现代性的深层理论困境。     

资本技术的统治及其规制

资本和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转向现代的最主要力量，两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走向同盟化，并推动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的生成。在金融资本和高科技时代，资本和技术已经深入渗透到经济生态圈、政治生态圈、文化生态圈和社会生活生态圈，逐渐构建起一套强大的系统化权力，导致人类的生存世界日益走向深度异化。面对“存在还是毁灭”的抉择，只有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性力量，才能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才能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矛盾，彻底改变人与人尖锐对立的存在状态，进而避免人类走向集体的毁灭。     

社会风险研究:时代危机的哲学反思

现时代的关键问题是风险已生成为我们的时代特征与社会主题: 从个体生活、社会发展到人类命运,无不受到风险的影响,我们已进入风险社会之中。"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既有差异又有关联。只要社会发展还处于未完结的生成过程之中,"社会风险"作为具有一般性特征的客观实在,就将持存于人类社会始终,即便在未来理想形态的社会中也应据有重要地位。"风险社会"则是一个现代性范畴,是自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才逐步进入公共话语的中心地带,并被贝克、吉登斯等社会学家标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 它本质上是"社会风险"在现代性境遇中所凸显出来的当代形态与时代危机。"风险社会"的来临标示了现时代     

现代性语境下的德与法

在前提批判的意义上,法与法律有很大的不同,作为法哲学研究对象的法乃是包含着诸多个别性的普遍性,是实现了个别性的共同性,在此意义上,德与法有着共同的基础.在操作的意义上,德愈益扩大其范围,甚至在某些境况下,德与法构成了"重叠共识",这意味着,人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基础作用.当然,在现代性语境下,德与法的相互分离和相互交织则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确立.市场社会是一套复杂的社会设置,它以欲望满足最大化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环境,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市场社会不断要求着与之相匹配的游戏规则,而且决定着德与法的运行方式.     

通向犬儒之路:人类价值系统的现代嬗变

价值系统是解码现代性之生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以货币化、世俗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过程带来了两大后果:一是人的行为动机的物质指向,一是终极价值的多元趋势。现代货币化生存世界催生了禁欲、贪婪、吝啬、奢侈等多种病态症状,最终归于犬儒主义的极端状态,这一发展历程既与现代性的展开过程相勾连,也进一步推动其深层演化。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深刻反思,内在地要求知识分子对货币文明、资本逻辑与市场风险进行深度拷问。     

资本逻辑与理性的自我分裂

对于现代性的矛盾,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把其根源归结为理性的自我分裂。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把握现代性的理性分裂,重要的一点,是透过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逻辑来审视理性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生成与蜕变。启蒙理性从自我解放、自我实现走向自我逆转、自我毁灭的辩证法根植于资本的矛盾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理性化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理性自我分裂的种子,诱发了理性化进程的全面逆转。在资本逻辑的要求下,理性发生自我分裂,片面发展为"工具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并进一步逆转为"反理性",最终蜕变为对人类自身进行支配的"权力"。由此,理性的自我分裂便构成了现代性矛盾的重要因素。